柳昌清：中国国民性偏失与中国现代化

经济转型、体制创新、理论创建、国民性改造是中国现代化需要完成的四大任务。只有这四大任务都完成了，中国才能完全实现现代化。在这四大任务中，改造国民性是一项最长期的任务。长期自然经济、宗法/专制政治和愚民文化中形成的国民性偏失（依附性、短视性、阴柔性），要以其他变革作为条件，才能得到矫正、弥补和提升；另一方面，对旧的国民性不警觉、不克服，它又会自发地阻碍或扭曲经济转型、体制创新和理论创建，形成恶性循环。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唤醒全社会，警觉、克服那些阻碍理论创建和体制创新的国民性偏失，从应有的高度推进理论创建和体制创新，使中国能够避免在现代化过程中再一次陷入循环。

关于改造中国国民性的问题，从近代以来，志士仁人和专家学者已有不少论述。中国国民性存在的问题，过去曾被称为“国民劣根性”。笔者经过研究，觉得这种提法虽很严厉，但没有深入本质问题和根源。中国国民性存在的问题，是在长期自然经济、宗法/专制政治和愚民文化中形成的国民性偏失，即国民性形成的偏向和缺失。中国国民性可以概括出三大偏失：依附性、短视性、阴柔性。

一、中国国民性三大偏失的表现

（一）依附性的表现

人格上轻独立，重依附。个人依附于群体，小群体依附于大群体，群体依附于宗长。以感情为纽带，情重于理。以地位确定权利和义务，上下、内外、亲疏、远近、好恶等对待不同，等级特权，优惠中有歧视。重视人身依附关系，因人乱制，因人枉法，因人背理。形成了以血缘、姻缘、地缘、业缘、志缘为基础的权势社会，山头林立，争权夺利。统一国家和人们思想行为的不是真理、法律和伦理，而是暴力、权力和潜规则，是人治而非法治。重视等级秩序而轻视公平竞争。

李大钊总结了中国人不良行为的基本特征：“尚情而不尚理”和 “任力而不任法”。他深刻认识到与工业社会如影随形的 “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的理性力量在中国尚没有深入人心，中国人的处事方式仍以原始的冲动情感为主要依据，“凡事皆以感情为主，不以理性为主，上至军国大计，下至私人交际，但见感情作用，不见理性作用。以感情作用，处军国大计，鲜有不愤事取辱，召败亡之祸者。”此外国民普遍缺乏法制观念，处事行动以力而争，“稍不如意，动辄以腕力从事”，“其心目中毫无法纪之为物”。野蛮民族依腕力而争，文明民族依靠法律之力解决纠纷。李大钊指出，如果中国人“其崇信法律之诚，乃不胜其奋施腕力之勇”，那么，“斯而犹能立国，吾不信也”。

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强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象广东两姓械斗,两族的人无论牺牲多少生命财产,总是不肯罢休,这都是因为宗族观念太深的缘故。因为这种主义深入人心,所以便能替他牺牲。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的。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孙中山）

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毛泽东）

在外国人的眼里，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能通过关系办成的事，绝不通过正当途径解决。在中国，人情高于法律，导致一代又一代人在徇私枉法、贪赃受贿的社会不公正和法律不公正中互相效法模仿。在中国，政治斗争是罕见残酷而无情的，政治斗争让中国一代一代人失去人性，动辄批判外界，却很少反思自己。

（二）短视性的表现

眼光短浅。重实践，轻认识（务实而不求真）；重应用，轻论证（重实用技术和应用理论，轻基础理论和科学）；重眼前利益、个人和小集团利益，轻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把某种学说绝对化、神圣化，只能注释，不能创新。在技术、知识领先的条件下没有形成科学。在具备了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没有形成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一种忽视认识性理论、厌弃批判性和创新性理论的传统意识。这种意识只重视与当前实践有密切关系的理论问题，重视理论目前的有用性，忽视理论长久的科学性，喜欢“开药方”的理论，不喜欢“病理学”、“药理学”、“生理学”等理论；喜欢论证前人观点的学说，不喜欢（妒忌）提出新观点的学说；喜欢歌功颂德，不喜欢现实批判。结果导致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在实用技术依赖于实践经验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在技术上曾经处于领先地位，但是，科学却没有发展起来，到了技术需要依靠科学作为基础发展的近现代，中国就开始落伍；在社会科学发展方面，只产生和传承下来政治伦理的“治论”，而没有形成认识、批判、创新社会的社会科学，使中国一直停留在自然经济和宗法/专制政治的社会形态中不能实现变革。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使中国在近代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落后挨打以后，不得不到西方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中国人的脑子很聪明,但是却不能自己发现真理,而需要在国难当头时到西方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找到了也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要进行再创造，要通过实践的实验不断“试错”，付出很大的代价后才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但是，却不重视、甚至不允许让自己的思想家去发展真理、修正原有基础理论的错误。不是未雨绸缪，在新的实践开始前就研究和提出新的理论，使新的实践开始时就有现成的理论来选择，而是不重视甚至不允许研究与当前实践不同的新理论和新实践方案，一旦发现现有的实践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才想起寻找新的理论。由于比较完整的新理论不可能在短期内产生出来，就只能到国外去寻找、借鉴，或者“摸着石头过河”，这都会造成不同程度地盲目实践。自以为一直是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走前人所没有走过的路，实际上是自毁老师，不在思想领域内先探路试错，而却用实践来探路试错，多付出的代价说不清是多少倍。不要说短视文化意识造成的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就想一想我国解放后，在人口计划生育、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上的盲目实践，代价有多大？改革开放以来，在土地和房地产开发、重复引进、资源浪费、环境破坏、高校“行政化”等方面造成的损失也不小。

在外国人的眼里，中国人非常聪明，但又非常相信传言，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在大事上能忍气吞声，但在小事上却斤斤计较；计较的不是不公平，而是自己不是受益者；不为长远未来谋福，愿为眼前小利冒险。中国人的生活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尚不能达到生命存在（肉体和灵性并存）的更高层次。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正直的纯正品性；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社会改善总体水平，而是为统制阶层和少数富有阶层服务的。这些都是短视性的具体表现。他们还认为，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在这里，短视性又和依附性联系在了一起，依附性归根结底也是一种短视性。

（三）阴柔性的表现

扬柔抑刚，以善伤真，弃直取曲，难得糊涂。偏于平庸而不进取，偏于守旧而不创新，偏于忍让而不伸张正义，偏于嫉妒贤能而不自我奋进，偏于冷漠而不奋发有为。直人志士越来越少，贪官污吏越来越多，社会风气越来越坏。文明先盛后衰，民族先强后弱，帝国落后挨打。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 ，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毛泽东）

网传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对中国人的评价中，列举了如下一些思想行为特征：自己爽不爽没关系，反正不能让别人爽；不为朋友的成功欢呼，却愿为陌生人的悲惨捐助；不为强者的坚持伸手，愿为弱者的妥协流泪；不愿为执行规则所累，宁愿为适应潜规则受罪；不为大家的利益奋斗，愿为大家的不幸怒骂。这些特征，也是阴柔性的现实表现。

战国策派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大后方昆明、重庆两地的一个文化派别, 其理论多有偏颇,但也不乏闪光之点。在战国策派学人看来,中国传统的国民性是一种“缺乏活力”的“柔道的人格型”。这种“柔道的人格型”表现在官僚化、文人化、乡愿化、阿Q化等方面。所谓“官僚化”, 是指中国国民性沾染上了官僚习气。“始则政府人员,继则社会人士,上上下下,都不想做事,只想做官,不晓得做事,只晓得做官,中国历史乃不可挽救地永离了真正‘创造’‘活动’时期而陷入‘停滞’‘苟延’状态了”。官僚传统,讲究的是耍“手腕”的“宦术”,这种耍“手腕”的“宦术”导致了国民性的作态做假：“投桃、报李、拍马、捧场,此手腕也。标榜拉拢,结拜、联襟,亦手腕也,排挤、掠功、嫁祸,又手腕也。如何模棱,如何对付,如何吹牛,如何装病,形形色色,无往而非手腕也。一切皆手腕,也就是一切皆作态,一切皆做假。”“人家的技术文明,日夜在那里‘制器造物’,我们的‘宦术文化’却整天在那里‘作态做假’。人家不断‘做事’,我们只一味‘做官’,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孽运。”官僚们“谄”、“蒙”结合的“妾妇之道”影响全社会,形成了国民性的二重人格:“对下必作威作福,对上必阿谀奉承。”官僚凭籍或利用政治上的中间地位,对一切经手的事件或接触的人物取得了法外的收入,中饱私囊,商人则与官僚勾结,“以中间人的地位操纵了中国经济的命脉”,中国社会是“中间人得势的社会,所以中国人实际的人生哲学以至中国人的民族性都大大沾染上了‘中间人的色彩’。妥协,折衷,好讲价,喜取巧,恶极端,反彻底,善敷衍,厌动武……处处都呈显一种道地的‘中间人精神’,‘官商者模样’”。所谓“文人化”,是指中国国民性文人式的文弱。所谓“乡愿化”，是指中国国民性乡愿般的老滑苟安、忍辱容奸。 “忌谈政治,寄情诗,酒,小品文,效稽康阮籍的狂放,以‘苟全性命于乱世’。流风所至,一套中国的人生哲学,成为如何品茶,如何栽花,如何烹鱼,如何酿酒,如何欣赏女人小脚的美之老滑宇宙观”。中国太多了“宽大容忍”的“好好先生”、“滑头老板”。所谓“阿Q 化”,是指中国国民性阿Q 似的的妄自尊大、自欺欺人，精神胜利法。“人家有什么,我们必定也有!人家有卡车坦克, 我们便有木牛流马。人家有社会主义,我们便有王莽王安石。……人家有个人主义,我们也自有我们的老庄。如此应有尽有,才不愧我们这古老大国四千年的长期生存!”

二、国民性偏失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制度原因

孙中山认为家族制度对于国民性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和作用。由于长期的家族制度的存在,致使家族观念和宗族观念极为浓厚,致使国人缺乏民族、国家观念。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

梁启超认为，我国国民,习为奴隶于专制政体之下,视国家为帝王之私产,非吾侪所与有,故于国家之盛衰兴败,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漠然不少动于心,无智愚贤不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