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蕊：记忆中的伤痛：阶级建构逻辑下的集体认同与抗战叙事

摘要：对于数以千万计亲历二战的中国民众来说，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所犯下的残暴罪行无疑会在他们的心里产生极大的创伤感。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很多年间，这种刻骨铭心的国族受难和遭受非正义的经历，却长期停留在民间个体记忆中，没有成为围绕战争所进行的官方话语表达的核心。本文旨在借助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理论，对这一围绕抗战创伤经历所发生的“文化失忆”现象进行全新的探索。文章首先梳理1949年之后阶级创伤叙事的形成以及以此为基础所进行的集体身份建构，然后通过梳理抗战记忆在官方话语中的呈现，检讨战争中国族受难经历与阶级创伤宏大叙事之间所形成的逻辑冲突，进而指出正是这种逻辑冲突在某种意义上阻抑了抗战创伤叙事的形成。

关键词：文化创伤 抗战记忆 集体身份建构 文化再现

一、引言

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发动的侵华战争无疑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惨痛和残酷的一页。从1937年到1945年八年抗战期间，半壁江山沦丧于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无数的城市村庄被炮火夷为平地，生灵涂炭，哀鸿遍野。在这场战争中，中国阵亡将士累计达300万人，平民伤亡人数逾1 500万，至少有6 000万至9 000万民众流离失所，而丧失亲人、受伤、致残、被强征为劳工和慰安妇的民众数量更是难以统计。1

令战争亲历者更加无法释怀的是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国土上所犯下的残暴战争罪行――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的恐怖行径、日军在华北地区实施的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和无人区的设立以及对数以百万计女性实施的性暴行。这些还只是侵华日军战争罪行的冰山一角。无论是在身体层面还是精神层面，这些令人发指的可怖暴行无疑会在历经战争的民众心里产生极大的创伤感，在他们的个体意识里留下无法抹去的印记。2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多年间，这种刻骨铭心的超大规模集体受难和遭受非正义的经历，却长期停留在个人记忆中，没有成为围绕战争所进行的公共领域中话语表达的核心（见Alexander and Gao， 2012; Gao， 2011）。研究此段历史的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一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至少30年间对待抗日战争的态度可以用“文化失忆”（cultural amnesia）来形容；而在国际社会，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在华犯下的滔天大罪更是几乎完全被历史遗忘，成为长期以来“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隐蔽的秘密”（见Alexander and Gao， 2012; Chang， 1997; Coble， 2007; Cohen， 2003; Li， 2000; Mitter， 2003; Waldron， 1996）。或许，“文化失忆”这一说法有失准确，但它确实比较客观地描述了抗战民众的受难经历在共和国早期公共领域表达中所处的非中心地位。

原因何在？事实上，很少有学者专门关注新中国早期抗战受难经历在公共表达领域中的缺失。3西方学者在提及此种现象时，往往把它轻描淡写地处理成为毛泽东之后“新记忆”强大复兴之前的“压抑”阶段（见Coble， 2007; Cohen， 2003; Mitter， 2003; Waldron， 1996）。研究兴趣的缺失不仅说明这一问题具有令人难以捉摸的性质，同时也说明研究者缺乏解答这个问题所需要的有效理论工具。如果说公共领域中记忆的缺失比其存在更加难以定义，那么，本文的首要任务就是先对问题“是什么”进行充分定义，然后再探讨“为什么”集体共有的有关战争创伤的叙事没能出现。

在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时，上述西方学者均试图在东亚地缘政治的理论框架内解释关于抗战“记忆”和“失忆”的性质，因而其论著主要研究中日关系、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政治军事冲突以及新中国政权合法性建构所必需的国内意识形态环境。政治上的迫切需要固然是形成集体记忆或集体遗忘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单单研究社会参与者的政治行为和框架却很难抓住问题的复杂性，特别是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本来可以极大增强民族国家团结的战争创伤记忆却没能在新中国的宏大叙事中扮演中心角色。

如何才能更加明确地定义并深入解释这种令人费解的围绕抗战苦难经历所发生的“文化失忆”现象，本文将借助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理论进行全新的探索。文化创伤理论是文化社会学研究的最新领域之一。持有文化创伤视角的学者摒弃了启蒙运动及精神分析有关创伤的研究方法中所固有的“自然主义谬误”（见Alexander， et al., 2004；Eyerman， 2001），认为发生在个人身上的巨大创伤和痛苦经历未必能够转化到集体层面。确切地说，即便是规模巨大的受难和非正义经历，其本身也不能构成集体性的创伤，正如亚历山大（Alexander，et al., 2004：10）所指出的，“发生的事件是一回事，对于这些事件的表述则是另外一回事”，只有当社会危机成为文化危机，并且痛苦的体验“进入集体关于自我身份意识的核心”时，创伤才能出现在集体层面。也即，只有“当集体成员认为他们遭遇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在他们的集体意识中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事件，并且这一事件从根本上无可挽回地改变他们未来的身份性质”时，文化创伤才能产生（Alexander，et al., 2004：1）。

如果说创伤是“受社会因素影响和促成的认识”以及创伤建构过程的结果（Alexander，et al., 2004：8），那么，创伤的社会和文化建构是如何进行的呢？有学者认为，创伤的建构过程始于一个主张。这个主张在本质上是一个有关伤害的叙述，它对事情的发生及其原因、涵义和由此必须完成的任务进行定义，换言之，伤痛的性质、受害者和施害者的性质以及创伤的受害者与更广泛的受众之间所存在的联系――即亚历山大所定义的创伤建构所必须的“四个关键表述”（Alexander，et al., 2004：12）――都必须得到清晰的阐明和解释。提出主张的是“载体群”，即集体代理人，例如党派，由特定民族、性别和种族构成的群体，国家或国家代表等，这些群体具备理念上和物质上的利害关系，而且善于表达其主张。这些载体群通过各种制度化的活动领域对其主张进行传播，以使这些主张能够被成功传达到更广泛的受众当中。

创伤建构的结果受到多种社会因素如权力、地位、物质资源的影响，这些社会因素的作用不是充分条件，却至关重要（Alexander， et al., 2004）。原因在于，一个社会事件在公共领域中往往具有不止一种诠释，而一个主张只能代表其中一种诠释，因而有关这个事件的表述必然会存在争论，随着争论的展开，事件的涵义有可能产生剧烈的变化（Alexander and Gao， 2012）。亚历山大（Alexander， et al., 2004）认为，当一个创伤得以成功建构时，其所包含经历的相关性将通过心理认同的方式在象征意义上延伸至更广泛的受众，从而产生一个新的集体身份/认同，与此同时，一种新的社会凝聚力也得以产生。创伤的施害者将被迫承认其道义责任，而创伤带来的教训将形成记忆并被仪式化。更进一步，成功的文化创伤建构甚至能够将其载体群推上执政地位，从而使这些载体群的成员能够“得到机会将其对过去事件的诠释以强有力的方式制度化”（Alexander and Gao，2012：270）。反过来，如果载体群无法“拿出相应的资源、权力或诠释能力对创伤主张进行强有力的传播，从而无法生成足够令人信服的叙述或无法传达给更广泛的受众”（Alexander，et al., 2004: 27），那么，不管最初受难经历的固有性质如何，都会导致文化创伤不被认可的结果。

文化创伤理论为本文的讨论提供了两个有力的理论支点：其一，它有助于对于前文所述的公共领域中战争创伤记忆的缺失进行定义，并清晰表达有哪些内容需要解释。抗日战争带来的惨绝人寰的苦难和大规模毁灭从未成为新中国集体记忆的核心，换言之，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并没有对这段于个体来讲刻骨铭心的苦难史进行文化创伤的集体建构。本文要解释的就是为什么在这段时期会出现此种现象。其二，创伤理论能有力阐明有关“为什么”的问题。它能突显文化不言自明的自主性，同时帮助理解在创伤形成过程中各种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抗战创伤的缺失不应单纯理解为政治需要，而应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在当时公共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强势文化结构所织成的意义网络中来进行解读。在某种程度上，占主导地位的强势文化结构能极大影响同时代其他文化结构的形成；主导文化结构允许那些与其逻辑相符的文化结构形成，而抑制或阻止那些内在机理与之形成冲突的文化结构。本文认为，由于抗战创伤叙事受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所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阶级斗争文化创伤的阻碍和约束，因而抗战创伤个案应被认为符合上述之阻抑情形。

本文的主要任务因此由两方面构成：第一个任务是考查新中国成立之初赖以形成新集体意识的文化创伤是如何成功建构的。本文认为，激烈的阶级斗争创伤戏剧（trauma drama）占据了这一时期文化创伤的核心。换言之，绝对邪恶的阶级敌人被当作旧社会中施害者(perpetrator)的典型代表，无产阶级受害者(victim)所遭受的难以形容的苦难在象征意义和情感体验上成为广大人民共同苦难的反映，于是广大人民通过一个跨越民族、国界的新的普世阶级身份而团结起来。

第二个任务是研究抗战的经历如何与“阶级创伤”这个宏大叙事相融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相融合”(unfits)。通过考查这个时期公共领域对抗战的表述，本文将展现抗战作为一种集体创伤的出现如何受到阶级斗争创伤的有效“抑制”。具体来说，随着阶级创伤在新共和国时期的不断发展壮大，它逐渐成为话语上坚不可摧的核心和巨大象征力量，并由此占据了几乎所有的符号空间，使得其他创伤主张无法产生。由于阶级创伤和抗战创伤两种叙事之间的根本冲突可能抵触阶级创伤的内在固有逻辑，阶级冲突叙事的强大主导力量决定了抗战叙事必须屈从于前者。阶级冲突的叙事模糊了民族差别（日本人―中国人、我们―他们、施害者―受害者），而民族差别对抗战集体创伤的建构至关重要。

二、新中国的象征性诞生及其创伤的历史

现代国家作为“记忆的集体”，从诞生伊始就表现为各种集体记忆的集合，并在这些集体记忆的基础上建立集体身份和国家。由于受压迫和苦难的经历相比辉煌的过去所带来的记忆更具有增强民族团结的潜力（Schwartz，1995：267），建国神话自然也就往往包含一个以集体创伤为基石建立的宏大叙事，在这个宏大叙事中，“集体成员认为他们遭遇了一个极其可怕的事件，这个事件在他们的集体意识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Alexander，et al., 2004: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不例外。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前夕的一篇开幕词4中就新中国的起源与国家未来的命运起草了一个权威性的叙事。这个建国叙述是一个为新中国的象征性诞生赋予了千禧救赎的上扬叙事（ascending narrative），它明确指出，新生的含义就是对中国过去走过的严重错误道路进行根本性的拨乱反正。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有力地论述了中华民族如何历经长时间“不屈不挠的斗争”才摆脱了一个多世纪“被人侮辱”的命运而得以解放（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1960：第五册：1-4）。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国人民必须推翻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就这样，新中国的诞生被进一步解读为一场关乎中国人民生死存亡的战役。换言之，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华民族从悲惨命运中得以解救的最后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