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旭东：相亲：成家通途还是两性区隔

方旭东，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摘要：中国传统语境中，相亲是成家这一事件得以实现的起点；现代社会中，恋爱是走向婚姻的自由之路。围绕“剩女”这一话语，凸显出从恋爱到婚姻开始出现地方性困难，相亲作为古老的两性交往的仪轨开始回归，成为大龄单身男女启动恋爱“必要的冗余”。经过访谈与话语分析，发现“剩女”在相亲中有着稳定的话语结构：“人要好”；“找适合的”；“随缘”。这三位一体的自洽性话语结构，成为“剩女”在无奈而又认为必要的相亲中的支援性话语；这种支援意识抑或是觉醒的女性主体策略式对男性统治话语的反向支配――作为对抗男权的一种抗争形式，同样背离了自由恋爱主体间性的商谈伦理原则，最终可能结果是：虚假的女性主体与“男权统治”越发紧张与区隔化，相亲就是这种区隔化的表征与起点。

关键词：“剩女”；相亲；“人要好”；“找适合的”；“随缘”

现代生活正在把我们所能想到的一切：上帝、自然、真理、科学、技术、道德、爱、婚姻，都转变成“不确定的自由”[1]。这是现代性诊断高手乌尔里希・贝克在《个体化》中的论断。该论断中的爱、婚姻对应的是情感生活，在传统社会中也许应该这样表述――确定的不自由。基于个体实现的情感生活由整个社会系统控制性安排，在确定的不自由社会不可能有“剩女”。包括家长权威、媒妁牵线、熟人关系等一系列社会装置替代当事人对个人“终身大事”谋划与操办，在确定的不自由中个人不可能也无需为“嫁人”犯愁。如今，传统社会系统从对个人情感事件的谋划中退场，“自由的个人”主宰自身的“好时代”来临，自由而不确定的两性关系开始被视为一个社会问题散落在各个角落，对应到具体个人就是过度单身的烦恼。根植于于传统社会系统中的相亲，既是生活世界的行动，也是社会话语，再一次在现代社会中以“潮”的方式回归。由公益组织、商业组织发起的相亲会占领公园、以及各大电视节目重要时段；没有公开但是已成常态的在茶楼、咖啡厅、饭店等公共场所自我组织的相亲活动也在频繁地进行。相亲，成为单身尤其是大龄单身男女婚姻通途中的第一站，正在替代“约会”这一私密又不失想象力的话语，整合着两性关系的“亲密接触”。基于个人化自由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两性关系亲密联结的开放性及其困难，被迫需要古老的、仪式化相亲回归，成为约会的序幕。相亲成为现代人约会的准入机制，正在被那些成家期待未竟的单身男女熟练地操持。无论依托外力有组织地相亲，还是两性合意的尝试性约会，都由自由的个体来主持这一现代仪式，业已成为都市社会普遍性、常见景观。

在传统社会里，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婚姻都被定义成生活的一个阶段，而且是绝大多数人都要经过的一个阶段。如果一个人长时间不结婚的话，将被称为老处女或单身汉，其中都含有嘲笑或者轻蔑的意思[2]。在以婚姻为本位的社会里，婚姻制度被认为是社会管理中最稳定的一种制度，夫妻之间的双边垄断占有被认为是所有关系中最可靠的关系，因此，婚姻被视为所有人最终应然的归宿。于是，游离于婚姻之外的“剩男剩女”，从观念到制度，围观、非议与歧视似乎在所难免[3]。“女大当嫁”作为一种总体性社会观念依然支配着人们的行动并对其做出价值仲裁，尽管这一点总是受到来自“个人自由”理念的批判，从而私人领域无需捆绑公德的个体行动与承袭前现代社会道德的总体性社会期待之间的张力开始作用。个体公开承认是“剩女”，意味着自身所处未竟“终生大事”状态被社会知晓，这种知晓蕴含着社会对个人的不满；个体生活被转化成社会道德问题。在“剩女”看来，她们可不是终结式的失败者；甚至，没有失败的“剩女”，只有缘分还没有来的仰望成家者。是不是命运安排的缘分差强人意――这可从不是她们思考的方式。“不如意”，是对尚无安定和归宿感地消极认定，是对失败的自我承认。她们，在我的访谈中，从没有给我失败的感觉。媒体话语将“剩女”表征为“个人失败”、“社会问题”，而访谈对象的从容和淡定如何成为可能？这是我困惑的。该研究对此的求解方式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中获得启示，将抽象的、甚至已成观念的“剩女”概念抽离，将语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转回到其日常生活的应用中。

一、“剩女”相亲中的话语

访谈对象的选取通过“滚雪球式”，她们都是34岁以上、有结婚意愿、生活在都市的单身女性。被访者有15人，其中大专学历6人其余9人都是本科学历，且都有稳定工作，职业涉及公务员、银行职员、教师、医生、自有公司者。被访者都有相亲经历，最多的有8人次，最少的有3人次。开始访谈之前，笔者做出这样的假设：如果我们正在相亲，对我你想知晓什么？访谈方式依照常人方法学中的话语分析展开，在她们的话语中获得“索引性”是该访谈尝试获取的；获得相亲中“剩女”最在意的那部分，就转化成一个话语结构的提取。

……其实，我找对象要求很简单，并不是那种挑的人。

我只是想找个人好好过日子。

还没有遇到合适的。

什么样的人算是合适的呢？

当然人要好。

人要好是什么意思？

首先，人要善良，要有孝心。

就这些？

性格上要合得来吧。

其次，我对物质没有什么要求，但是起码有个稳定工作吧。房子嘛，当然有更好，没有的话……（有房者往往说无所谓因为她有，无房者略显迟疑。）

长相呢？

长相嘛……不要求太帅，起码得过得去吧。有些人回答“至少得有眼缘吧。”

身高呢？

身高嘛，起码得比我高吧。

年龄呢？

年龄应该比我大，但是太大我也接受不了，小一两岁，只要合适，也会考虑。

学历呢？

学历，起码得比我高吧。最起码是本科生吧。

硕士，博士呢？

硕士可以考虑，博士吧，就算了吧，有点怕。那种呆呆傻傻的样子，我不太喜欢。

地域上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什么要求，当然最好工作在我同一个城市。我可不想远嫁。也有另一种回答：当然，如果他有能力在上海啊、北京啊、深圳啊安家，我也会考虑。

加分克尔式的话语追问成为访谈的主要方式。再三追问之后我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哎呀，你怎么老这么问我呢？其实，我也没有想好，还是随缘吧。最终，她们还会补充一句：我相信总有一个适合我的人在等我。

这样的谈话，如果我愿意引导，她有足够耐心配合地话，谈话会永远继续下去，但是谈话越继续，想象中那个有缘者的形象越发不清晰：她们并不清楚究竟什么样的人算是“适合”的。那种“人要好”的含混价值判断，在追问中，她们更依赖计量话语将“人要好”量化出来，或者干脆“凭直觉”将判断导向神秘主义。“人要好”、“适合”，她们在对类似定性话语的援引时，却无法在定性话语中对其援引的那部分进行阐释。五官、年龄、身高、学历、籍贯、工作、爱好、收入这些测量，往往是其“人要好”、“适合”向度测量偏好的语词……[1]

二、“剩女”的话语结构

（一）“人要好”

“人要好”，是访谈者开始谈话的第一步。

他人要好，要有稳定的工作，未必有多少钱，至少能养家，一个大男人不该要女人养是吧？当然他要孝顺，人要好，没有怪脾气……接下来，因人而异，可能会要求对方要注意卫生，应该是本地人，外地的我不考虑。对我要好，我不会做饭我得找一个会做饭的，没有房子的我不考虑，因为我有房子，我可最讨厌那种靠女人吃饭的男人。学历呢不要求太高但是总不能比我低吧？当然，长得呢，不要求太帅，至少看得过去吧，要不即使我接受，我家人也不接受，还有，那样的话孩子长得不好看怎么办？……我的姐妹会笑话我的。当然，懂得体贴我，温柔点，浪漫，当然最好啦！

往往以一个受伤者的敏感和阅历丰富者的经验，她们迫不得已参与到那种“另我烦透了”又不得不参与的相亲之中，如赌徒那样去碰运气，企图借此终结掉被问题化的单身状态。当相亲成为“个人问题”的解决方式，这本身就是问题，不幸地是这样的问题在当今社会中正在发生。爱之关系联结的手段化，总是会有许多理由，相亲中谈话内容许多都是两个人的“物语”，与社会层面物质主义暗相呼应。对应着“物欲社会”，“物语社会”这一话语体系更容易成为相亲话题的主轴。

罗素断言，在现代世界，爱的一个非常危险的敌人是对事业和经济成功的宣讲[4]；相亲中话题涉及到房子、单位福利如何，会进一步导致会话者主体性丢失，最终削弱反思能力：我究竟怎么了？其实并不缺少反思，只是反思往往朝这样的方向行进：现在男人究竟怎么了？她们提供给的答案往往是，男人都很坏。当我追问“男人都很坏”的见解从何而来――是基于个人遭遇，还是来自社会？回答往往是不加思索的“本来就是如此嘛！”可见“男人都很坏”这一吊诡的、不具有思辨性的见解，成为近乎一种社会通识，在日常语言世界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话语担负。这种像出自女性主义者又偏离女性主义核心观点的见解，一旦成为女性相亲中对男性的“认识论”，意味着相亲婚姻通途的使命被彻底颠覆掉，在整体上“男人都很坏”的世界里找“好男人”，这一艰难的任务促成相亲成为沉重的社会背负。如此沉重背负不仅导致紧张的两性关系难以达成协商与和解，也导致相亲这一“想象中的美好”碎裂一地。

“人要好”的期待中，将情感实现需要在对等的主体间性中生成的平等状态破坏掉。“人要好”的期待者成为实际情感社交的监控者和评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