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先欣：语音、国语与民族主义：从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论争谈起

摘要：本文从考察1920年代的京音国音之争入手，对常被视为以纯粹声音为途径建立民族国语的京音国音两派背后的真实冲动进行了分析。从这一问题出发，重新讨论了现代民族主义理论中从语音中心主义到语言民族主义的逻辑过程，分析了中国国语运动中蕴含的中国民族主义特殊性，并尝试以此为基础，对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进行了一定反思，试图为思考国语文学提供一个思想史上的背景。

关键词：袁先欣 民族主义 国语文学 京音 国音 语言改革 语音中心主义 语言民族主义 村田雄二郎

一、小引

在五四时期的形形色色的文化运动中，白话替代文言成为新的标准书面语与现代"国语"的创制普及这两个事件，毫无疑问具有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甚至直到今天看来，仍可称之为中国社会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关键性事件之一。正如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提示我们的，中国的现代语言改革运动不仅与文学的革命、知识制度的更替等等一系列复杂问题高度相关，而且也与中国现代民族创制、民族国家制度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日本东京大学村田雄二郎教授的论文《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论争--从"白话"到"国语"》（赵京华译），正是从"国语"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入手，以平时为学界所注意不甚多的五四时期国语统一论争[1]为切入点，探讨了五四时期的语言改革运动，进行一系列颇有意思的思考。在本文中，我试图通过对村田雄二郎先生《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论争--从"白话"到"国语"》一文的文本细读和分析，对比补充五四时期京音国音之争的以及其他与国语统一相关的论争材料，梳理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语境和发生状态，并以此为基础，希望能够就西方确立的民族主义理论范式和模型展开一定的反思；同时，基于民族主义考量的国语建制是国语文学发生的重要思想背景，因此，本文也希望能够为重新思考国语文学提供一些新的材料和方向。

二、民族主义还是现代化？--京音国音之争的内部冲动

1. 背景：晚清到1920年的国语统一过程概述

在正式进入对京音国音的内部问题的讨论之前，先就之前中国国语统一运动的状况进行一个简略的回顾。由于历史事实太过庞杂，本文无法将从晚清到1920年的各种国语统一尝试一一详述，只能将笔者认为几个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事件提出来稍作阐明。自清末受日本影响出现了"国语"以及"国语统一"的吁求以来，各种统一语言的尝试不绝于缕。不过，"国语统一"在国家层面上取得的第一个大的突破进展，是1913年召开的"读音统一会"。此次大会首次选定了官方承认的注音字母，并且通过投票方式初次确定了法定读音即"国音"。值得注意的是，1913年读音统一会确立的"国音"，并非以某地现有方言为基准，而是以各地代表一人一票、投票选定的一种"混合音"，南方方言中独有的的入声、尖团音等均包含在这套"国音"内，因此实际上是一种由各地方言杂糅而成的混合音系统。此一混杂特色带来的后果是，实际上并不存在以这种"国音"为母语的人群，也就没有人实际上能够操此种"国音"进行交流沟通。这套方案的弊病后来在普及国语的过程中暴露得十分明显。

1913年制定国音之后，由于政治、社会的动荡，"国音"方案迟迟未得到颁布，国语运动一度陷入停滞。1917年，国语运动与发轫于《新青年》、当时正轰轰烈烈展开的白话文运动合流，胡适写下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2]口号，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影响。由于此前的国语统一尝试大都限于小部分知识分子的小范围实践，1913年审定的"国音"又一直在教育部束之高阁，未得到正式公布和推行，因此1917年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的合流，成为了"国语"概念获得大众认知的首次亮相。对许多人而言，"国语"与语体书面语也即是白话文，在意义上是重叠的。

1917年以后，由于社会影响和教育部内部一部分人的推动，国语统一迅速获得了巨大的成果。1918年，教育部终于公布了1913年审定的"国音"以及标注此种"国音"的注音字母；1920年，教育部下令，改小学"国文"科为"国语"，具体内容是小学一二年级必须教授注音字母与"国音"，从前"国文"课讲授的文言文改为语体文（也即是白话文）。毫无疑问，在小学改"国文"为"国语"，是一种推广国语的措施。不过，由于当时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能够操此种混杂式"国音"的人群，又同时因为作为语体书面语的"国语"概念此时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对各大方言区教授国语的教员而言，一个很自然的教授"国语"的方式，就是以"国音"诵读语体文，以此达成口语意义上的"国语"。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国音"自身的问题暴露出来了：由于"国音"系统的混杂性与模糊性，在具体教授普及过程中，到底如何理解把握"国音"构成了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北方方言中没有的尖音、团音在南方方言中又根据不同地区有所差别，应该依据那一地区发音？入声应该按照哪一地域的音调？这些在"国音"方案中均没有清晰规定，造成了国语普及过程中的巨大困难，甚至出现了方言与"国音"乖离太大，不得不用"土音"来朗读语体文的事例。

2. 京音国音之争

国语统一在操作上遇到的实际困难是1920-1921年京音国音之争发生的直接背景。论争首先由南京高等师范英文科主任张士一挑起，他发表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的《国语统一问题》[3]，彻底批评了到此为止的国语统一思路和方案。根据村田先生的总结，张士一完全推翻了此前国语统一的步骤和办法，认为"以国音读语体文"的国语统一方法是错误和违反语言学规律的，应该先从口语统一入手，语体文是口语统一之后对口语的摹写。而就统一口语的方式而言，混杂语的方式是不可取的，应该取一特殊地区特殊人群的口语为标准，推广至全国。张士一提出，最适合作为"国语"推广标准的，就是"受过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口语"。与张士一相对立，陆基、黎锦熙等人则以支持混合语为出发点，质疑了张所谓的"受过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口语"内部是否具有如张所认为的那么高的同质性，指出即便是北京语内部，同样混杂不清、难以界定；同时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国家内部不同方言区之间沟通交流工具的混合语"官话"，已经具有了国语基础标准的资格。村田先生将这些围绕国语声音标准争论的主张解读为"以语言为媒介创出国民"的"典型的语言民族主义表现"[4]，认为在张士一与陆基、黎锦熙等人"京音"、"国音"争论辩驳的背后，是"等质的语言共同体之创出如何才可能，这样一个与国民统合相关的极具政治性的问题"[5]，而两条不同的思路则反映出了不同的国语统一的想象。从这里出发，村田先生分三个部分详细考察了语言民族主义式的"标准国语"理念如何与中国历史、社会现实中实际存在的地域、历史、阶级偏差纠缠联系，最终在20世纪中国思想的视野里建立了国语这一近代特有的理念。在文/白的对立中，村田先生看到了"言文一致"的普遍性机制的颠倒；在方言与标准语的对立中，特定方言→北京话→标准语的国语形成逻辑与其他方言争夺沉浮的过程被揭示出来；在以张士一为代表的京音派所主张的国语概念中，村田先生发现了一种颠倒式的过程--通过对预设国语及其承担者的想象，发现和创造了民族的起源和母体--而正是在这里，近代特有的国语叙述诞生了[6]。

村田先生认为京音国音之争的两方皆体现了"以语言为媒介创出国民"的"语言民族主义"，这一点我是十分赞同的；尽管美中不足的是，村田先生并没有很清楚的描述出争论两方的不同路线所体现出的国语统一的想象具体为何，也未对这差异背后可能蕴含的意义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但是，村田先生将京音派主张的、凭借已经存在的某种单一口语求国语统一的方式，归结为一种声音中心主义的立场，认为其通过对文字、历史的抛弃以及对纯粹声音的追求，实现了颠倒式的民族主体的创制和"发现"，我认为这一结论做出得有点草率，有简单代入理论模型之嫌，放过了京音派主张内部的复杂性和意义。在下面展开的论述里，我希望：1. 再度审视京音派主张的内部逻辑和出发点，试图揭示其内部真正蕴含的冲动与意义；2. 重新思考作为争论对立面的京音派与国音派思路上的差异。

在张士一首篇批判此前国语统一运动的《国语统一问题》一文中，尽管张士一以强大的语音中心主义态度开场，批判以文字为根本来统一国语是一个本末倒置的错误，但是当他论到北京话为何适于当作国语标准时，起首列出的两条理由却是："要这种方言，最近于文字。有这个资格的，是北京语。""要向来用这种方言的书籍报纸等类最多。有这个资格的，也是北京语。"[7]由此看来，北京语适合作为国语标准，并不由于它是某种抛弃了一切外在缠绕的纯粹声音，反而因为这声音与文字有着无法割断的关系。在这里，张士一的实际选择恰好与他秉持的理论发生了矛盾，这一矛盾揭示出的事实是，张士一真实的出发点并不由于声音至上的"语音中心主义"理论逻辑，也不在于要彻底的否定、抛弃文字，而是要找到一种"交通便利"、能够使"全国的人说出来......彼此可以完全听得懂"[8]的语言，也即是一种高度同质化的语言。张士一认为从口语入手进行统一的方式优越于从书面语入手，并非出于极端化的语音中心主义逻辑，而是因为已经存在的特殊方言口语显然比当时还在形成过程中、内部模糊混杂的"国音"具有更高的内部同质性和可推广性；同时，当文字手段可能对推广同质语言形成帮助时，张士一也并不拒绝从文字那里借力一把。当张士一论证说北京话适合充当国语标准时，恰恰是因为北京话口语形式最接近当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的白话书面语：有了已经"同质化"的书面语，口语的"同质化"当然会便利很多。只有基于这样的立场，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张士一为何会在文章中出现明显的逻辑悖论，同时还对此浑然不觉。

这里需要追问的是，张士一追求的高度同质化语言，其背后指向的是什么？毕竟，同质化的语言也可以导致同质化的"国民"产生，西方经典式样的语言民族主义遵循的正是这样的逻辑过程[9]。不过，仔细阅读张士一的论述就会发现，张士一谋求的同质化语言，无论在目的上还是形式上，均与西方经典式样的"语言民族主义"有所不同。首先，在目的上，张士一并没有把自己对同质语言的诉求归结到"民族"或"国家统合"等方向上去，而是视统一的国语为一种"交通的器具"，如"铁路轮船一样"，国语统一是为了提供交流沟通的便利[10]。在这里，张士一的想法实际上与晚清以来试图通过语言统一解决"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多格"[11]之弊病的思路暗合，目的在于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资本主义发展扫除语言上的障碍。在朝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官僚机构的膨胀、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使得社会流动性增加、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碰撞日益增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分歧众多的方言状况对交流的畅通进行形成了不小的障碍，统一语言就成为了自然而然的需求。其次，形式上，张士一是在明确当时中国已经有了统一书面语的情况下，还执着诉求于口语层次上的同质统一；而我们如果对比语言民族主义的例子，如果仅仅出于造成民族共同感情的考虑，则实际上共同书面语已经足够敷用：无论是安德森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还是霍布斯鲍姆描述的19世纪前叶的语言民族主义，在其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印刷语言"或"上乘文学语言"都是书面语[12]。很明显，张士一所梦想的，是在一个面对面的交流空间当中，实现语言沟通的透明和彻底--这当然是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生产空间，构建想象的共同体的空间并不需要执着于如此之近的距离和如此之高的同质性。

由此可见，张士一的国语统一思路，从其本身的出发点而言，与其说是一种"语言中心主义"导致的民族建构，不如说是面向现代化时，试图通过语言同质化手段为正在形成中的现代工业社会创造同质人群。基于这样的立场，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张士一在面对很容易转化为民族主义工具的中国音韵学遗产时，抱持的却是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13]：音韵学遗产虽然有助于追溯"起源"，但在推广现代社会同质语言方面，对于"听今音、发今音和教今音"却并无直接有效的作用。如此，张士一否弃音韵学遗产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事实上，恰恰是在作为京音派对立面的"国音派"所主张的以混合语求国语统一的方案里，清晰的凸显出了民族主义的诉求，体现了20世纪中国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艰难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