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均：梵学的血亲和姻亲

印度次大陆为人类贡献了一份丰厚而独特的文明成果。其中，长期作为雅言使用、至今绵延不绝的是闻名遐迩的梵语（我们传统上习称梵文，具体缘由下文要谈），印度雅利安人最本土的婆罗门教恪守“天启圣典、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的教训，个中“圣典”即为以梵语为载体的吠陀经；而另一泽被域外、如今反倒呈现“墙内开花墙外香”势头的，则是原属沙门外道、在印度人看来似乎并不那么“正宗”的佛教（一般都是指北传的大乘，南传的部派佛教更多还是偕同印度教色彩浓郁的文化因子影响印度支那半岛和南洋群岛的）。

虽然说语言是载体，宗教等形而上的意识形态本是藉此才得以传播开来的。我们也从现存的史料中获悉，早在耶稣诞生以前，那个雄才大略的无忧王（音译阿育王）、印度地区千年才得一见的统摄六合、威震海内之主儿，就已经在孔雀帝国的捭阖扩张过程中向四海遥递佛音；而此后即使再乏本土英主的积极主动，佛教仍然在葱岭以东、南洋周匝繁盛融溶。其间，业已摈弃教主释迦牟尼“用信徒自己的语言传教”谆训的大乘佛教自然将佛经梵本视为宣教的圭臬，而主要以巴利语宣教的小乘佛教由于大都脱胎于梵语原始载体，因而梵语语汇的大量吸纳在东南亚一带历史比较悠久而又（曾经）使用印度式字母来拼写的爪哇语、巽他语以及缅甸语、泰语、高棉语等语言中还有甚为突出的表现。相对而言，北传的佛学直接以梵语经典为工具，但只是在时代已经较晚的藏传佛教区域内多有保存；时代稍早的西域语言如粟特语、于阗语、吐火罗语等今已不传，传至今世的汉语佛教（及其支脉韩、日佛学）的典籍、仪轨、程式、诫律等等，在以不表音的方块文字为载体的话语传播系统中似已尽失其原来的汁味了。

东土迎佛，始在后汉，其时黄老盛行、谶纬成风；中土宠佛，时当两晋，最是玄学恣肆、清谈为习。大背景是社会政治动荡、兵燹战事蜂起，人身易毁、人心求安；小条件是汉地的思想风尚，同舶来的性空缘起之学说，倒有灵犀相通的榫合之处。于是乎，无论燕赵之地暴虐如石虎、还是鱼米之乡儒雅似萧衍，自庙堂之巅至江湖之野，一时间梵呗齐鸣、佛光普照；甚而至于前秦苻坚，以九五之尊兴兵东晋的荆襄九郡（公元379年），只为获得高僧释道安一人驻国弘佛而已。随后的时代虽有“三武灭佛”，也不过是闪烁一现的优昙，更具历史影响力的，似乎还在于那些孜孜求法和虔诚向佛之人，最为著名的三大传法高僧――法显、玄奘和义净，今天都是举足轻重的世界文化名人。他们西行再东归，携来大批梵本，旋又身体力行，利用自己娴熟的梵语驾驭功力和深湛的佛学修为翻梵为汉，使得天竺的思想历经文本载体的转换之后植根中华，惠及溥天乃至后世。

历史延绵又过千载，仅仅是现代汉语，剥离了渊源于原为梵语词的“世界”、“刹那”、“菩萨”、“佛”等等组分，我们的语言似乎就难以流畅圆润地表述已经固有的社会文化特征了――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依托梵语对中国的影响之巨大于此可见一斑。汉晋之风媾合东雅利安人的外道学说，一如姻亲的缔结，两者水乳交融之后哺育出的后嗣，就是以发端于两宋的程朱理学为典型代表的近世中国文化。新的诞生彻底消融了旧的体貌，即便是清代黄教影响，清帝每以“佛爷”自居，中土的佛学在接触近代西方思想学说之前还是差不多已经完全褪去了印度色彩。若用现代西方的学术观点来审视上述学术史的发展历程，就是汉学完全统摄了梵学。

其实，早在印度的意识形态甫登东土“大堂”之时，汉地文化独具的特等融摄力就初露端倪。这方面的一个明显表现就是籍贯多为中亚胡族的译经师在东向传经活动的历史进程中，崇尚译语质朴、译义紧扣原文的安世高等人，其译文在内地的流行程度终究还是逊于追求译辞畅达、译义见机发挥的鸠摩罗什等人之作。延至唐宋，佛经原本中原多见，对于佛教经典语言梵语的学习热潮迭起。原在印度本土作为书面梵语初级读本的《悉昙章》之类，一如初习汉文常见的《三字经》《千字文》，却也被纷纷引进，而且似乎已不仅限于佛教徒之间的流传。然而汉人基于汉字而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文字观，总以为异邦文字莫不如此：识得个个单体字，即能串成泱泱大文；无需语法梳理，也毋庸语汇本源――这就是国人至今仍旧习称“梵语”为“梵文”的根本缘故。乃至华梵兼通的大家如义净，在其所撰《梵语千字文》中，也只是拆分单词为字母，以汉字一一对音、再注出词义了事。所以，淹博如玄奘，述得出《大唐西域记》，译得了上百部原典，在译《老子》的诤议中坚挺住“道”与“般若”之别，创得出最具“佛教原教旨主义”意味的法相唯识宗，却始终没有留下一部梵语手册或是梵学工具书来；而诗佛王维，深入教理自不待言，但却在名字上面犯了梵学方面的低级错误：无端拆分“维摩诘”的汉字音译，遂有陈寅恪先生所戏语“名降服、字妖魔”的梵学尴尬。

反观泰西，虽然此地中部有传说同印度婆罗门能够直接简单交流的立陶宛语老农，但是欧洲语言同梵语真正的“零距离”还是东印度公司和殖民运动在大航海时代以后的飞速跃进。自从那位“识得二十七种语言，唯独不会自己母语”的英格兰籍威尔士人威廉・琼斯爵士亲历印度考察再回转大英庙堂后宣称梵语和欧洲当时熟知的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诸语言“似乎都有亲缘关系”之后，社会生产的工业化和思想界的文艺复兴所孕育出的一大批学者，在古希腊学界传统的“爱吾师更爱智慧”之科学精神感召下，仅仅经历半个世纪，就初步建立起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宏伟大厦，成为现代语言学理论群芳竞灿的夺目先声。而在此之前就已分外热兴的印度古籍搜求、译注、阐释种种整理工作，在崭新学科的进展中又迅速催生出具有近现代科学意义的系统梵学来。一直到今天这个古典学科稍显凋敝的时代，梵学在欧美都是名牌大学的标志性学科，梵学修养仍然是人文学者的必备素质。

梵学之于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诚有手足之情。其间当然有梵语和欧洲主要语种之间已经确凿不移的血亲关系只为理论基础，然而也不能忽视琼斯爵士以降的拉斯克、格里木、勃鲁格曼、维尔纳、索绪尔等一干人士的慧眼、睿智和勤勉；而他们诸位在当时严格的古典“幼功”中习得的希腊语和拉丁语等古典语言，以及风华正茂时或是得以游历东方的识见或是独立于高等学府讲坛的沉思默想，又是这一层血缘“窗户纸”能够“轻易捅破”的前提条件。先天条件提供体察（scrutinization）和感悟（realization），后天条件赋予基于此能力之上的思辩（sophistication）和认同（identification），那就不仅仅有分离悠悠几千载的亲戚重新认祖归宗的意外之喜，而且还能派生出强大的合力促进了人文科学界的本质大跃进。

与此对照，再度审视汉语同梵语的接触历史，确乎要承认：即使是梵语已经化入汉语的进一步发展历程，梵语和汉语之间如同两个极点的巨大差异也会隔阂这两种母语人（informant）之间的直接体悟。但是，我们民族之中仍然涌现过像玄奘这样的中原梵文大师和鸠摩罗什这样的西域梵语巨匠（鸠氏的母语吐火罗语也是梵语的亲戚）；他们在中世纪社会文化条件同样关键的时代却没有像千年以后的欧洲后辈那样迅捷无伦地催动学术的巨大飞跃，抛开所谓“历史局限性”的制约，也暂时不计宗教感情的作用，是不是还得归咎于治学精神的纯粹性与否呢？众所周知，东土的知识分子，历来强调学问的经世致用，“科学技术一旦转化为生产力”就成了“拿摩温”（Number One）的终点了――这种情形相较西方有一批始终独立于学术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之外的学人在追求学术至上性、“为学术而学术”从而可以探究出无穷尽学术成果，对于身处中西文化范域之间的印度梵语分别接触汉语和欧洲语言之后迥然不同的结果而言，或许才是最为根本、也最为致命的一个触发要点吧？没想到，汉人自《三国》以来就熟知的俗语：“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竟然还在这个地方也得到了应验。悲夫！

《梵语〈悉昙章〉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周广荣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