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当前中国文化问题

当前中国文化问题，讲起来很难令人满意，实在是问题太大了，今天只就平时想到的几点，提出来谈谈。

一、文化与文明

“文化”两字蕴义甚广，“文化”、“文明”有时可解释为两个意思，也有时可看作一件事。解释为两个意思时，“文明”比较具体，看得见的东西如文物发明，属于物质的，“文化”比较抽象，看不见不易捉摸。

“文化”与“文明”虽可分为两件事，但有联系。某一民族为应付环境而创造发明的是文明，发明火便不再茹毛饮血晚上有灯点，没有火许多要应付的环境便无法应付。火的发明，也许是无意中的，一经发明不仅可以烧饭可以点灯还可以将金属由硬化为软，制造种种应用的东西。人类之异于一切动物，即是会靠一颗脑袋两只手制造东西，发明火可以制造更多的东西，这是“文明”。在某种文明中所过的生活形态生活方式，这是“文化”，所以“文化”和“文明”有联系。

一般的解释，“文化”是包括了“文化”与“文明”，范围较广，今天讲的属于后者，不采严格解释。

二、文化的世界性

从前交通阻塞时，某种民族的生活，都有民族性国家性地方性，各不相杂，交通发达以来，此种生活的民族性国家性地方性渐渐地削弱而世界性日渐加强，我们看到这礼堂里的电灯椅子磁砖一切东西和各位所穿衣服，很少还能找出保持着纯粹地方性的，这便是交通发达文化交流的结果。

文化的沟通不过是近几百年的事，最初靠轮船火车电报传递，近来靠飞机无线电，利用无线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事，战争初期尚未充分利用，现在若是没有无线电，一定有人说怎么可以打仗呢？诸君都看过《曾文正公日记》，他在江西建昌时，早上起身先要卜一个卦问问前方战事好不好，早上卜的是“中上”，中午卜的是“中中”，就很担心，实际上他离前线不过百余里，只因交通不便，没有飞机无线电侦察通消息，只好卜卦问吉凶。曾文正公距今不过数十年，相差就是这么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有电报电话，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充分利用了无线电；现在上海纽约间随时可以通电话，整个世界的距离已经缩得很短了。到了最近更有进步，电视发明了，美国大选，人民坐在家里看，坐在家里听，赛球不必去球场看胜负，只须将电视一开就得了。记得小时候看《封神榜》、《西游记》，见到讲顺风耳千里眼十分奇怪，想不到这些理想现在都成事实，非但成事实而且方便与普遍远胜书中的理想，现代消息传播之迅速，往来交通之方便，决不是几百年几十年前想象得到，因此，现代人类由于交通发达吸收交流的文化也就难以估计了。这时候要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件东西上分辨何者从美国来何者从英国来，简直不可能。我到美国去见春天四处都是黄色的花，非常美丽，那是我国的迎春花；中国女子赏识的栀子花，美国女子也欢迎，但美国很少有人能说这是中国去的。即将开放的菊花，冬天结实的橘子，世界每一角落都见得到，这两种东西统〔都〕是中国去的，一经介绍被人欢迎就成为世界一部分，不再知道这是中国的产品了。又如丝绸茶叶桐油大豆都是中国去的，丝绸已成为世界穿着不可少的东西，桐油是工业重要原料，大豆更是世界公认了不起的植物，这些早成了世界性的东西。再看我们自己，用的方面人人少不了钟和表，那是十六世纪发明用机器计时的东西，从前我们用滴水计时，钟表来到中国，不到几十年就遍满全国，现在到故宫博物院去，还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钟，有的一个人出来打钟，有的一只鸟出来叫几声，有的是一个人出来写“天下太平”四个字，这些千奇百怪的钟，都是刚发明时所造，也成了世界上稀有的东西，到今日不但有西洋来的钟表，也有上海北平广东自造的钟表，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了。再说吃的，玉蜀黍大家都误为四川来的，殊不知它却是从美国来的，在极短时期中不仅传遍中国，且已传遍全球，成了重要食粮之一，它能迅速传遍全世界，即是因为可以生长在平原也可以生长在高山，用不到多施肥料，便到处被欢迎。玉蜀黍因了普遍，就很少人知道从那里来的。穿的方面，机器织造的布匹呢绒来到中国不过一百多年，现在我们样样可以自造。又如装饰，小姐太太们的头发是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后剪去的，那时我从美国回来，见剪短的黑发小姐很美丽，二十年后的今天，不但已经剪短还要烫发，再也分不出怎样的头发是西洋的，怎样的还是中国的，再往下去恐怕烫发是从西洋来的也无人知道了。日用品风俗习惯装饰，都是文化，由于吸收外来文化的结果，打破了地方性，减少了民族性，减少了国家性。所以这个时代讲到文化就是世界文化，很难找出一件纯粹的本国文化。我曾想用毛笔写中国字该是中国文化了，可是除了民国以前留下来的墨还用中国胶制造以外，现在制墨用的胶都是外国工厂用剩下来的，常常听到人说现在的墨写字胶笔不如从前，原因就是在此。写出来的文章，更不知不觉地受了外国文化影响，无形中吸收了不少西洋文法，标点更全盘接受了西洋文化。我又想吃中国饭用筷子总是中国文化吧！前天到最标准的中国式饭店马祥兴去，他们先将筷子用开水烫烫消毒，也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了。交通这样发达，坐在家里开无线电就可以听到旧金山的新闻报告，也可以听到王外长在巴黎说话的情形了。生活方式要不受外国文化影响，要分析那些还是纯粹本国文化那些是受世界文化影响几乎不可能，我记得小时候上海报上登载一篇法国小说，讲八十天环游地球，大家都说这件事了不得，也怀疑是不是事实，岂知四十年后，一百小时便可以环游地球，以后也许还可以减少到八十小时七十小时环游地球，一百小时不过四天，交通发达到这个阶段，谈到文化便只有世界性文化，如何还能有纯粹的地方性民族性国家性文化呢？

三、文化的接受与选择

文化的接受与选择，具有“自然”、“自由”的条件，某些东西一经介绍便被采用，某些东西虽经介绍仍不为接受，迎春花栀子花用不着推广人人欢迎，因为这种花你说好你的女朋友也说好，自然采用了。钟表来到中国，铜壶滴漏即被弃置，现在仅能在博物院中看到。从前男人穿双鞋不分左右足，我起初穿这种鞋子生鸡眼很痛苦，幸而后来一位无名英雄造福人群，仿照皮鞋制成左右是不同的鞋子，我们穿了无限舒服，立刻就风行全国。这虽是小事，其解放男子的足，决不下于解放女子缠足，并没有什么力量强制我们接受，只是大家觉得比我们好就自然采用。自由选择不同文化接触不同文化，接受或拒绝，也有其必然的道理，简单说，不外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人家有的我没有，我采用，人家有我也有，我的比人家好，人家就采用，所以有无优劣可说是自由选择自然选择的条件，但这仅限于物质的。

三百多年前西洋人到中国来传教，那时他们势力已经达到澳门一带，知道中国文化很高，便研究应从那一方面入手，后来认为到中国传教应选学问最好的人带来中国所没有的东西及比中国更好的学问，所以派了利玛窦（Matthieu Ricci）带了三件东西，第一件是刚发明不久用机械计时的钟，并选制造最好最讲究的送给中国，这是代表物质。第二件是西方已经很进步的天文学，他们知道中国在讲改革历法，利玛窦天文学学得很好，也带到了中国，这是代表科学。第三件是宗教，才是他们最大的目的。

三件东西同时来到中国，可是吸收的程序不同，第一件钟毫无抵抗接受了，铜壶滴漏不如机械制造的钟，铜壶滴漏自然被打倒。第二件天文学经过一个时期才接受，那时候中国有两种天文学，一种是原有的，一种是回教的，两种天文学各不相让，中国素来遇到两方相争，便各给一个天文台，你们去算月蚀日蚀某月某日几时几分几秒开始，何时复圆，谁算得准确，就采用谁的历法，利玛窦也设了天文台，不但算北京月蚀日蚀时间，也算出南京成都广州许多地方的时间，北京下雨，别处不一定下雨，仍可以测验是否准确。比较结果教会天文台成绩最好，一分一秒也不差，显然中国历法不如他，经过十多年后大家都说西洋历法了不得，明崇祯十六年采用新历法，下一年明朝就止了，清代沿用下去，民国后才整个接受世界一致的历法。第三件宗教接受程度最少，我们原来有佛教道教孔教，天主教来到中国后要比较那一种最好，却没有比较算日蚀月蚀时间那般方便明显，也不免有主观感情成分，我见我爸爸妈妈相信的，外祖母外祖父相信的，我为什么不相信？所以家庭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以及宗教等等的吸收，不如物质科学那般容易，抵抗力大得多了。第一种是机械不容易抵御，钟比铜壶滴漏好，电灯比桐油灯好，无线电我们没有，自然接受了――至于说最近政府要减少汽车减少飞机班次，那是偶然的事，和拒绝接受不同。第二种科学有抵抗但抵抗有限度，医学我们有，天文学我们也有，但新的医学来了，旧的阴阳五行就被打倒，到今天虽还有人说阴阳五行比西医好，这只是少数。第三种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宗教等文化的吸收不吸收，拒绝不拒绝就不若前两种可以比较，可以试验，可以有绝对的选择自由。当前中国文化问题就在这里。

四、当前文化的选择与认识

当前中国文化问题既然就是前面所说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宗教等吸收或拒绝，在交通工具如此发达之时，我们不能也不可能拒绝某种文化，问题是这类文化的接受牵涉到感情牵涉到信仰牵涉到思想牵涉到宗教，具体说，当前有两个东西在斗争，这两个东西放在我们前面，既不是物质，就不能像商品那样这是德国货这是英国货美国货一般辨别谁好谁坏。现在放在面前的美国货俄国货是无法比较的东西，既不能以品质来较优劣，又不能以价格来比高下，放在面前的是两个世界或者说两个文化要我们去选择去决定往东往西往左往右。

数百年来自由选择自由拒绝世界文化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目前是必须要我们在两个中间挑选一个，我们既无法列一公式来证明往左是生路往右是死路，或者往右是生路往左是死路，又无法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你们的两个都不要，所以问题就严重了，三十年前教科书里的东西用不着了，梁启超先生早年介绍我们“自由”，许多人谈“不自由毋宁死”，那时看来是天经地义的，现在是变了，打倒资本主义也要打倒自由主义，要服从要牺牲个人自由争取集体自由，从前对的话现在不对了。自由究竟要不要，是另一问题。如从历史上看，一切文化都是向前进，而自由正是前进的原动力，有学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才有不断的新科学新文化出来，照辩证法说，有甲就有非甲，甲与非甲斗争成为乙，有乙又有非乙，乙与非乙斗争成为丙。

我今天说这一段话，不是“卖膏药”，我没有膏药可卖。只是这个问题牵涉到情感牵涉到信仰牵涉到思想，除了思想有一点理智成分外，情感信仰就不同，受不了一点刺激。我今年五十八岁，一生相信自由主义，我是向来深信三百年来的历史完全是科学的改造，以人类的聪明睿智改造物质，减少人类痛苦，增加人类幸福，这种成就完全靠了有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不怕天不怕地，倘使失了自由，那里还有现在的物质文明。

我走过许多国家，我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经济自由可以得到政治自由，也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政治自由可以得到经济自由，俄国人民生活程度三十年来提高了多少？人民生活痛苦减轻了多少，经济自由得到了没有？牺牲政治自由而得到经济自由的，历史上未有先例。

我比较守旧，9月11日还在北平天坛广播“自由主义”，也许有人听了骂胡适之落伍，他们说这不是不自由不民主而是新民主新自由，是没有自由的新民主没有民主的新民主，没有自由的新自由没有民主的新自由，各位看过平剧里的空城计长板坡，没有诸葛亮的空城计没有赵子龙的长板坡还成什么戏？

是自由非自由的选择，也是容忍与不容忍的选择。前年在美国时去看一位老师，他年已八十，一生努力研究自由历史，见了我说：“我年纪愈大，我才感到容忍与自由一样重要，也许比自由更重要。”不久他就死了。讲自由要容忍理由很简单，从前的自由是皇帝允许我才有的，现在要多数人允许才能得到，主张左的容忍右的，主张右的容忍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