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健：文化规制为何会失灵？

摘要：文化规制之所以会失灵，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从规制者的角度来看，规制者与生俱来的自利之心会影响文化规制的实际效果。从被规制者的角度来看，被规制者既拥有自觉能动性，也具有难以自控性。从规制客体的角度来看，作为文化传播基本单位的模因具有极强的播化能力与濡化能力。面对生命力极旺和传播力极强的模因，文化规制在技术上是防不胜防和难以奏效的。

关键词：文化规制；规制失灵；文化播化；文化濡化

文化规制并非万能的，在很多时候其实作用甚微，甚至会产生严重的反弹放大效应。因此，文化规制在很多时候都不容易真正实现预期的效果。这就是文化规制的悖反效应，即未得到被规制者内心认同的文化规制，从短期来看，通常很难真正奏效；从长期来看，往往适得其反的现象。而且，规制越是严苛，反弹力度越大。那么，文化规制为何会失灵呢？概而言之，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规制者的自利之心

从规制者的角度来看，规制者与生俱来的自利之心会影响文化规制的实际效果。对于规制者来说，他们对待文化规制工作的态度可能千差万别，既可能兢兢业业，也可能尽职尽责，还可能敷衍塞责。从委托-代理的视角来看，文化规制的委托-代理链不仅很长，而且复杂（见图1）。在图1中，P表示委托人（principal），而A表示代理人（agent）。1,2,3,…,n-1,n则分别表示文化规制的委托-代理链上的不同层级。例如，P2'表示第一条委托-代理链上的第二级委托人，A1'表示第一条委托-代理链上的第一级代理人。由于处于中间层级的代理人还同时扮演着下一级代理人的委托人的角色，因此，除初始委托人（最高政治领袖）和最终代理人（最基层规制者）外的每一个局内人都同时扮演着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双重角色。换句话说，除初始委托人和最终代理人外的每一个局内人都同时具有其上游委托人的代理人和其下游代理人的委托人的双重身份。不仅如此，文化规制的委托-代理链并非一条，而是多条，因此，在文化规制实践中，很难完全避免文化规制权的交叉和冲突问题。

由于文化规制权的交叉，文化规制自然变得复杂。以一些苏联作家共同撰写的《梅特罗波利文摘》一书为例。莫斯科作家协会旗帜鲜明地反对出版该书。在莫斯科作家协会书记处的扩大会议上，以第一书记库兹涅佐夫（Kuznetsov）为首的与会者认为，该书的文学性不强，没有出版的必要。一些与会者还认为，该书中有一些“反苏”的成分，要求对这些作家进行严肃处理。但在这次会议之前，克格勃莫斯科分局实际上已经决定同意出版该书了。他们的意见是，虽然该书算不上爱国主义著作，但也没有什么十分严重的问题。一时间，围绕着《梅特罗波利文摘》的辩论闹得沸沸扬扬。苏联作家协会主席马尔可夫（Markov）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对这些作家的处理可能导致作家协会的分裂。此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博布科夫（Bobkov）、苏联作家协会主席马尔可夫和莫斯科作家协会第一书记库兹涅佐夫经讨论得出的意见是“希望不要激起众怒，还是出版这个集子”。然而，莫斯科作家协会理事会的秘书处最终却决定封杀《梅特罗波利文摘》。为什么莫斯科作家协会和库兹涅佐夫敢于公然对抗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呢？因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Grishin）有这样的要求[1]。从这个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化规制实践的复杂性。一部书的出版与否，克格勃莫斯科分局和莫斯科作家协会的意见完全相左。前者同意出版，不认为有啥问题；后者反对出版，还要求惩罚作者。而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和莫斯科作家协会第一书记经过协商达成同意出版的一致意见之后，又因为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一句话而被封杀。这说明：第一，文化规制存在令出多门的问题；第二，规制者的意见并不是铁板一块；第三，非规制者的意见也会影响规制。上述问题都可能导致文化规制的低效乃至失灵。

就文化规制者本身而言，一方面，文化规制者也是普通人，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缺点毛病。一些文化规制者甚至就是赫鲁晓夫所说的拍马谄媚者、盲目乐观者和弄虚作假者。他们“在工作中迟疑观望，谨小慎微，害怕一切新事物，瞻前顾后，做事缺少主动性。”[2]另一方面，文化规制者也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事实上，“苏共中央的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往往与他们的领导人的意见不同。”[3]虽然在日常工作中，他们不得不受到严格的纪律约束，但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会试图通过细致入微的工作潜移默化地影响政策的方向或者政策的执行。

当然，在文化规制的复杂委托-代理链上，什么样的代理人（文化规制者）都会有。一位苏联劳改营幸存者的受审经历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他被关押在劳改营期间，一位克格勃的老上校总是对他讲，如果不是昏了头，他会有很好的工作，娶他的梦中情人，买套很好的公寓，等等。但这位身陷囹圄的年轻人却是“狂热的共青团员”，充满了对共产主义的憧憬。被老上校的话激怒了的他反驳道：“如果人人都只想自己的事业和物质上的成功，我们怎能建设真正的共产主义？”老上校生气地回答：“我还以为你很聪明！你是个白痴！”这确实是很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代表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苏维埃政权的克格勃上校实际上“早就不再相信共产主义”，年轻的“持不同政见者”却是“更忠诚的共产主义信徒”[4]。

此外，文化规制者也有自己的“部门利益”。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克格勃能提出的令人不安的证据越多，它就越有理由存在和坚持要求增加预算和人力。”[5]举例来说，根据已解密的克格勃文件，克格勃第五局在同人民劳动联盟等流亡组织的斗争过程中，就故意让它们长期保持半死不活的状态，而不是急于消灭它们。因为对手的存在可以使克格勃第五局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得以扩张。对此，克格勃第五局的工作人员承认，克格勃第五局的编制之所以能够得以扩大，正是因为克格勃的谍报员使人民劳动联盟变为了影响力越来越大的组织。出于同人民劳动联盟斗争的需要，就必须不断加强克格勃的工作。事实上，如果在克格勃实力强大的年头能够狠狠打击人民劳动联盟的话，那么，只需一年时间就足可将它收拾了[6]。

二、被规制者的两重性

从被规制者的角度来看，被规制者既拥有自觉能动性，也具有难以自控性。举例来说，虽然苏联当局长期以来一直追求所谓的“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目标，但许多人不仅对政治漠不关心，而且私下讥讽当局的浮夸宣传。最能说明苏联人对当局态度的是这样一个手势：手放进口袋，紧握住拳头，“很不礼貌地用食指和中指夹住伸出的拇指”。这个手势的粗鲁含义是“他妈的”或者“我操你”。具体含义则要根据动作的强弱和当时的环境而定。耐人寻味的是，这个含有对抗之意的小动作是在裤子口袋里私下做的。“在口袋里”的意思当然是不能让人看见。于是，抗议藏进了口袋里：“内心要对抗的冲动，就被害怕的心理和迫使服从命令的压力所克服”[7]。

这就是人们在面对苏联当局的强制和暴力时表达愤懑和不满的一种典型方式：在无可奈何之时，表面上服服帖帖，实际上极为不满。对于拥有自觉能动性的被规制者，文化规制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正如曾任苏共中央委员的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Georgy Arbatov）指出的那样，即使在最糟糕的停滞年代，新思想也没有被完全扼制住，并且开始在社会中发挥作用[8]。事实上，早在1960年代末，一些良知未泯灭，愿意冒风险，准备挨批评甚至挨整的人就不再对陈腐的教条顶礼膜拜，并在公开出版物上就某些问题发表更大胆和更现实的意见了[9]。

除此之外，文化规制的复杂性以及文化规制之所以会失灵，还在于被规制者所具有的难以自控性。因为被规制者是活生生的个体或者由个体构成的群体，而人又极其复杂，复杂到有时候即使是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关于思想压制的著名心理学实验――“白熊实验”就是极具说服力的证据。1987年，丹尼尔・韦格纳（Daniel Wegner）等人从美国三一大学（Trinity University）找来了由14位男生和20位女生组成的34位大学生志愿者，并将这些被试随机分为两个小组。研究者要求第一组的被试在头脑中尽可能地想“白熊”5分钟，与此同时，要求第二组的被试尽可能地不要去想“白熊”。尽可能想“白熊”的时期被称为“表达期”，尽可能不想“白熊”的时期被称为“压制期”。在各自独立参加实验的被试对着录音机记录其意识流时，他们被要求一旦想到“白熊”时就按铃。5分钟后，要求第一组的被试尽可能地不去想“白熊”，而要求第二组的被试尽可能地想“白熊”。换句话说，两组被试的经历都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在于一组被试先经历“表达期”再经历“压制期”，另一组被试的顺序则正好相反。

“白熊实验”实验发现，被试在“表达期”想到“白熊”的次数比“压制期”多，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比较特别的发现是，被试很难压制自己关于“白熊”的念头。当他们被要求尽可能不想“白熊”时，却每分钟都不止一次地想到“白熊”。进一步讲，先经历“压制期”的被试要比先经历“表达期”的被试更多地想到“白熊”。更令人惊讶的是，那组先经历“压制期”再经历“表达期”的被试，在“表达期”内的响铃频率（代表想到“白熊”的次数）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与此对应的是，该组被试在“压制期”内的响铃频率，以及先经历“压制期”再经历“表达期”的那组被试在两个阶段的响铃频率均呈下降趋势。这意味着，对于先经历“压制期”再经历“表达期”的被试来说，最初的“压制”产生了明显的反弹效应，并使得被试在随之而来的“表达期”内想到“白熊”的频率在5分钟内一直呈增加之势（见图2）[10]。“白熊实验”表明，假如人们越想压制住自己的想法，反而会让自己更执着于这个想法而难以自拔。因此，与其压抑想法，不如释放出来。

毋庸讳言，“白熊”是一个很中性的主题。那么，假设换成有趣的主题，或者兴奋的主题，或者同个人情感相关的主题，结果又会怎样呢？丹尼尔・韦格纳等人的后续实验就选择了这些主题：性、跳舞、被试的母亲和大学的学监。这个实验的方案同“白熊实验”基本相同。但除了监控和记录被试的念头外，还监测和记录了被试在实验时的皮肤导电度，从而通过生理测量来了解被试的唤醒水平。这个实验再次证实，被试在“表达期”想到“靶念头”的次数都比“压制期”多，但无论在哪种“靶念头”的“压制期”，该念头都不可能完全消失。令人惊讶的是，同研究者的猜测不同，各种“靶念头”之间的响铃频率并没有什么区别。换句话说，即使是“性”这种特别的念头也同那些中性的念头没有什么区别。然而，体现唤醒水平的皮肤导电度却出现了显著的差别（见图3）。当被试的“靶念头”是“性”念头时，他的唤醒水平出现了很大幅度的增长（皮肤导电度大大偏离于基线水平），而被试在“压制期”的唤醒水平要高于“表达期”。对此，丹尼尔・韦格纳等人的解释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念头在被压制之后，可能会产生比自由表达期间更大的刺激。进一步说，人们不仅不总能压制住自己的念头，而且经常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意味着，即使人们有目的和有意识地排斥某个念头，但压制的动机越强，该念头的影响越大。不仅如此，对念头的压制可能还会导致焦虑症、惊骇症和恐惧症。这就是说，在令人紧张和充满压力的情况下，精神控制很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甚至适得其反的结果[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