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说科举

一百年前，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上谕，接受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六位大臣的吁请，“自丙午(1906)科为始，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也就是说实行了1300年、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影响极深的科举制度，就此终结了。

1．科举之废与晚清形势

这个决定似乎有些突然，连主持科举的礼部对此也一无所知。礼部的官员刚刚费了好大的力气破除迷信，准备重修已经很残破不堪的贡院，没想到贡院从此就没用了(当时有个说法，修贡院不吉利，明代修贡院而亡国。实际上明代最后一次修贡院是在万历二年，离明朝灭亡还有八九十年。所以一直任其破败；庚子事变后简直不能用了，庚子之后，癸卯(1903)那一科会试是在河南开封举行的，原因很多，北京考场――贡院――不能用，也是原因之一。后来北京贡院拆毁最早，一进民国就成为居民区了)！

废除科举是件大事，因为它面对的是上百万的读书人和一千多年深入人心的影响。戊戌变法时，康梁虽然也提出“兴学校”，但没有敢提“废科举”，那时只提“废八股”(也许这是个策略，因为学校与科举不两立，学校兴，科举必废)。“八股”已经作了五百多年，可以说连新的题目都出不来了(清代八股文题目都要用“四书”原文)，八股文的“截搭题”(上句之尾与下句之头凑成的题。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以截搭为“说乎有朋”)的荒谬，使得这种文体已经弄到人神共愤的地步。

戊戌变法在老佛爷的干预下失败了，“新政”几乎被扫荡殆尽，但戊戌政变后仅两年就是庚子事变，经过事变、转危为安的老佛爷，性格有些改变，用唐德刚先生的话说就是，“气焰也低了，私欲也少了；年纪也大了，把握也小了。自此军政大事，也不敢乱作主张了”(《晚清七十年》)，对于社会上的变革要求逐渐能够感应了。当时热衷新政、兴学校的地方官，都切实感到“学校养士”与“科举取士”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宋朝徽宗时，搞“三舍法”，以学校培养学生为主要入仕途径，也一度废科举)。庚子之后，朝内外大臣中主张废科举的人很多，如极有实力的袁世凯就是一个。但他不是科举出身，容易为人诟病。长期任湖广总督、科举探花出身的张之洞也是个积极分子，他首先提出要在十年之内废科举。当时的军机大臣是遇事模棱两可、人称“琉璃球”的王文韶，他在废科举问题上却态度坚决，持反对态度，而且毫不退让，并扬言“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另一个军机大臣是荣禄，他是满人，非科举出身，不好表态。拖到1905年5月，王文韶因老病离开军机处，主张立即废止科举的袁世凯看准了机会，联合端方，又拉上张之洞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废除了科举制度。

2．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人员流动

造成科举遗绪延绵不绝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因为科举历时太久，如果从知识阶层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有机会进入统治阶层说起，几乎近三千年。

春秋以前，社会的管理层或说统治层，都由士以上的贵族构成。此时期，只有贵族才有资格进学校，拥有知识，具备管理技能。春秋以后，原来的贵族社会管理体系解体。以孔子为代表的学术下移，有教无类，使得一批不是贵族的人们掌握了文化，成为新的知识层人士，从而获得了进入管理层的资本。因此，《管子》中对社会制度管理层人员来源的设置就产生了变化。“士”之子恒为“士”，但农夫之子中的“秀者”也可以擢升为“士”(后来还有主张通过军功进入管理层的设计――法家的主张)。这就破除了社会阶层之间、特别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能流动的制度藩篱，其意义是很大的。此时的流动是社会转型造成的，还远不是制度安排和设计的结果。

汉代建立了“察举”制度，这使得社会成员之间的上下流动制度化了。后来“察举”腐败了，曹魏时改用“九品中正制”(由中正官主持的地方评议)。再后“九品中正制”也腐败了，于是，隋朝诞生了科举。

科举制可分前后两阶段：第一，唐五代阶段，基本上是考试与推荐相结合，有点像“文革”中选拔工农兵大学生，开卷考试，其录取与否与其名望有关，而名望多来自有权有势者的推荐。进士科考试内容不太确定，一般说来比较重视对策和诗文；第二，宋代和宋代以后，采取密封、誊录制度(考卷经过誊录)，基本上依照考卷决定去取。考试内容则以经义为主。明代以后，“经义”发展为严格的八股文。

3．向寒门开放的科举

科举制度出现不久，就成为王朝官吏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宋代和宋代以后，其制度设计的精神就是把入仕之途尽量向社会下层开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是一句空话，许多历史学家做过这方面的统计。例如，北宋能入《宋史》的官员46?1%来自寒门，从南宋两个年份的进士题名录来看，非官员家庭出身的进士一个占56?3%，一个占57?9%(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就拿明清一直坚持的以八股取士来说，也可证明这是为贫寒人士开放考试之门。“八股”文的题目都来自“四书”，学做八股只要熟读“四书”就得之大半。如果考试以策论为主，就非要博览群书不可，那时没有图书馆，寒士到哪里去找书？《儒林外史》中写了一个匡超人，他没有发达时还是农村劳动青年，是一边干活，一边读书的。他读的无非也就是“四书”以及八股选本之类常见书，也能考中。范进是中了进士的人，但连苏轼都不知道是何许人，大家笑他无知，这正说明他的极贫困的家世，没有可能去涉猎广博的知识，但他同样也能中举、中进士、做官。而且其取中的概率往往比博览群书的士人还要大，因为他只懂圣贤书，只会做八股，不会被其他学问干扰。

科举使得许多人一登龙门，身价百倍。这一点在《儒林外史》中有着生动的描写。范进在中举的当天连饭辙都没有，抱着一只鸡跑到集市上去卖。可是随着中举报单的到来，银子有了，土地有了，房子有了，奴仆有了，真是一步登天，这怎么能不激起人们的艳羡？就是“进了学”――考中秀才，这个科举中的最低层次的功名，在当时也是不得?

4．加强皇权的科举

科举制度的思想背景是“选贤任能”和选拔人材于寒俊之中。这种思想意识产生于西周和春秋时期，代表了沉沦下僚的士人们的期待。他们还编造了或改造了一些历史故事，来说明选贤任能的必要。如伊尹说汤，成为商的开国元勋，而伊尹只是个媵臣(陪嫁的奴隶)；殷高宗(武丁)从筑城的奴工中发现了贤人傅说；周文王师事姜太公；齐桓公相管仲；秦穆公以五张羊皮换取奴隶百里奚而命为相等。这些有的是传说，起于春秋间，有的是把历史改造了，如太公望乃是姜姓部族，进攻殷商时姬周与许多部族联盟，姜氏是其中的重要的一姓，儒家把它改造为一个落魄的隐士成为帝王师的故事。

这种拔擢下层人士进入最高统治层，其作用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增大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中国改朝换代频繁，最高统治者打天下时都要联合能够联合的力量，但坐天下后，以前的联合者必然要分享权力，成为最高权力的威胁者；太平时期也是如此，掌握权力过久的大臣也是最高统治者权力的威胁。解决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不断地拔擢小臣以取代权力日增的大臣。小臣被拔擢，则感激涕零，一定会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小臣怎么来？西方一些统治者是提拔自己身边的亲信(包括一些侍从、奴隶)，宋徽宗提拔高俅也与此类似。这不仅缺少规范，而且被选拔者的道德品行(不逢迎拍马很难被在上位者赏识)也受到怀疑，从而为人们所鄙视。而科举制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的选拔小臣的方式，它相对公正，凭才能和学问参加考选，因此被选中者不仅不会被人们鄙视，反而为人们所尊敬、推崇。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小臣进入统治高层，确实带来了新的气息，是官僚层的新鲜血液(钱穆先生就无限夸大了这一点)。然而要记住，小臣不是下层民众推举的代表，他们只是了解下情，可作为施政的参考。他们是小臣，与最高统治者距离悬绝，是匍匐在统治者面前的。如果他们的思想意志与决策者差距太大，他们并没有改变决策者的能力，甚至不会有这个愿望，小臣只能改变自己以适应朝廷。因此，在小臣不断地替代大臣的过程中，皇权成为绝对的权威。科举制的产生不是抑制皇权专制的，恰恰是增进皇权的，当然，它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使皇权不至于向畸形方面发展。

5．制造平等幻想的科举

举制是最高统治者遴选小臣的制度，它是个选官制度，可是在史书中往往把科举与教育放在一起。孔子谈到老百姓富了以后怎么办，那就要“教之”；孟子表述社会理想时，常常提到“庠序之教”。可见，教育在儒家看来是达到理想社会之必由途径，科举似乎因与教育密切相关而伟大。三代两汉的统治者的确比较重视教育，《汉书》中有“循吏传”，所谓“循吏”就是重视教育的官吏(与其相对立的“酷吏”是力主严刑峻法的)。汉代最有名的循吏文翁之所以被人们称道，就是因为他在蜀中做地方官时积极办学，把当时最先进的中原文明推广到尚是荒蛮状态的蜀中。

自科举制完善以后，这种情况变了。京师以及各地还有学校，但作用越来越小。统治者的新策略是用科举拉动人们的学习热忱。办学、办教育不再是朝廷首先关注的政事了，因为科举遴选的标准成为士人们努力奋斗力争实现的目标，其读书作文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不用再施加外力。而且这个目标的实现不一定非要经过学校的正规教育，自学完全可以达到。州府县名义上的学校，在明清中后期只是管理秀才的衙门，对他们很少负有培养的责任。所谓的教谕、教授、训导，也不再是教师(但人们还称他们为老师)，而只是管理秀才的学官。人们读书大多是靠自学，或者自费到州府县里私人或官家开办的书院听课学习。像汉代那样由千里之外负笈求学的现象很少见了。但应该说，明清时代培养人才的方式，更与小农经济相适应。这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呢？

科举考试制度是面对全社会(除了少数吏人和操贱业的人士)的，这个制度设计使得通过科举考试从而出仕做官不再是少数人的事，虽然能够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级圈子的是少之又少，但它的社会动员面却是非常广阔的。凡是有志进取，都可以投入其中。因为在人们心目中，它是平等地对待每一社会成员的。这是一场小投入、高回报的骗局。

科举选官，对皇帝来说是选奴才。统治者把教育纳入科举考试的轨道，它不仅把读书人固定在这个轨道上，而且成为整个社会认可的价值尺度。直至今日，老百姓还是佩服“考出来”的人(传统上有三个认可：血统、打天下、考出来的)。

在科举制度下，统治者成了受教育者的当然老师，实现了君师合一(类似中世纪的“政教合一”)，这也是加强皇权专制基础。此时考生看重的已经不是真正传授给他知识的老师，而是主持考试的考官了。自己的文章内容和风格都要适合考官的口味，这样对于知识的评价标准，实际上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了。科举中最高级的考试是殿试(清代在太和殿或保和殿)，名义上是皇帝主持的，因此通过殿试(殿试只是为通过会试的进士定名次)的进士都是皇帝的学生，自称为“天子门生”，并以此为荣。皇帝不仅是这些官员的首脑，也是思想上的老师、统治者。

统治者通过科举死死把住入仕的关口，也就是做官的门坎，通过淘汰确立了教育合格标准。你不符合我的需要，不死心塌地臣服于我，你就不要做官。读书人只有通过这个入仕关口，才能确定自己士大夫的身份。这样即使不外出做官，在家耕读，他也是乡绅。因此，通过科举带动教育的做法本质上是个奴化教育，并由此确定了一元化的价值观。在这一元化价值观面前，人们似乎是平等的。

6．科举与八股文

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主要用八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