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水：宋人与花与香与瓷器

题目叫作“宋人与花与香与瓷器”，已经显得很罗嗦，其实这还是省略了的，说得齐全，该是“宋人与花与香与茶与瓷器”。不妨先把南宋诗人葛绍体的几首诗引在这里：

《韩氏与闲即事》：堂深暑不到，闲意一炉香。棋斗过河急，琴弹流水长。古瓶下，怪石小池旁。忠献画图在，英声不可忘。

又《秋堂东轩》：新糊窗纸旧胡床，铜鸭烟昏砚墨香。淡翠屏风小瓶亚，芙蓉红菊花黄。

又《洵人上房》：自占一窗明，小炉春意生。茶分香味薄，梅插小枝横。有意探禅学，无心了世情。不知清夜坐，知得若为情。

葛绍体并不是著名的诗人，也可以说是很没有名气的，他的作品，一般的宋诗选本都不会选。但这几首诗却很有代表性，两宋士人的日常生活中几件互有关联、并且又都与瓷器相关的雅事，差不多都写在这里了，也正应了今天的题目，即宋人与花与香与茶与瓷器，不过因为时间有限，不仅茶事省略掉，香事恐怕也来不及细说了。

一、助成宋人之风雅的种种条件

这里所谓的“花”，还有“香”、“茶”、“瓷器”，当然都不是宋人的创造，但它却是由宋人赋予了雅的品质，换句话说，是宋人从这些本来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并且因此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为什么宋人会有、或者说能有这样的作为呢？原因可以有很多，单从历史背景来说，便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比如城坊制的解体，都市生活的发达，还有科举制的完全成熟，等等，而这些又互为因果，成为一种推动社会变化的合力。

比如说，由于科举制完全成熟，而使得整个社会可以按部就班的造就一小批进士和一大批预备进士，这一群真正可以称为文人的进士和预备进士于是成为风雅的渊薮：不仅培养，而且传播。而宋诗与宋词的分工，使宋人可以方便完成士与名士的角色互换，或载道或言情的写作态度与方式的互换。而城坊制的解体，加速了都市文化的发达，于是使得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趋向、生活方式能够以都市提供的娱乐场所而迅速流布。

此外还可以说宋代出了一位十分懂得风雅的皇帝，自己能诗会画，又抚琴焚香点茶都来得，还直接领导兼指导了一个画院，可以把自己的想法直接贯彻和指导画家的实践（此前有一位李后主，但李后主应该说是文学家，宋徽宗则是艺术家）。

又有关于花事本身的，比如花卉新的发现和空前规模的引种，对古老品种的选育和栽培以及相关技术的长足的进步，又众多花谱的问世，等等，这都是人们已经谈论很多的话题。总之，宋代花事是由大的背景推送出来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的一大特点便是日常化和大众化。宋人对花的赏爱，很少再有狂欢式的热烈，而是把花事作为生活中每一天里的一点温暖，一份美丽的点缀。

二、桌子的特殊意义

可以说宋代花事是依凭着此前的蓄势而呈现一派新局面。但是我这里要说的一个特别的原因，是家具变革所起的作用。

书案，汉代也已经出现，不过尺寸很小，同时又有同样形制的奏案，都是用作临时置放图籍、文书之类，而二者并没有很严格的区别。南北朝至隋唐，书案的这种样式便一直延续下来，北齐崔芬墓屏风画，唐真子飞霜镜镜背图案，都有栅足书案的形象。屏风画中，书案上放着笔格，铜镜的书案上边除笔格外，又有多足砚即辟雍砚和里边包着卷轴的书帙一裹。由图像显示出来的比例，可以看出书案依然不大。

书案小，容物自然不多，文具的陈放也不宜散漫。两汉常用的文具，不过板砚、墨丸、砚子、砚滴，简、帛，书刀和笔。墨锭普及以后，墨丸、砚子可以不必了。纸的广泛使用，便又省却了简和书刀。平壤彩箧出土一具乐浪时代的漆砚盒，盒里放着板砚、砚子，两侧各置鎏金笔插，下边又设一个内分六格的小屉，合各种功能的器具为一，集中而省便。湖北省冶金建筑公司鄂州工地七号墓出土的西晋青瓷圆砚，砚盖顶端的捉手作成蛙形的小水盂。江西丰城县洪州窑址出土的唐辟雍砚，砚的边缘处作出两个插管，兼作笔架。隋唐以前，书案上面放置的差不多都是书写时候的实用之具，二合一的精巧也使它不过多占据有限的空间。高坐具尚没有完全取代席坐的时候，似乎还没有一张足够大的书桌或书案来安排各色文房用具和诸般清玩。

桌椅的配合使用，始于晚唐五代。椅，倚也，与席坐时代最大的不同，是坐的时候有了依靠，初时因多作“倚子”。桌，初始的时候通常作“卓”，即高的意思，相对于席坐时代的家具，它当然是高。如此布置本是渊源于当日都市中到处开设的饮食店铺，而士大夫家宅中室内陈设的变化要到北宋中期才大致完成。随着高坐具时代各式家具的发展成熟，用于寄顿文人士大夫各种雅趣的书房也逐渐有了独立的品格，在不断完备的过程中越来越见出特色。书房里的书案变得高而且宽大，作为书写用具之一的纸，幅面也比以前大了许多。而最为直接的影响是书写的姿势改变了。与此相应，文房诸器中增加了臂搁、镇尺、砚山、砚屏，等等。臂搁的出现，是因为书写姿势有了改变。镇尺使用的广泛，和纸张尺寸的变大有密切的关系。而砚屏可以说是纯粹的摆设，是由宋人的爱石发展而来。

唐宋时代室内格局与陈设的不同，由传世绘画和近几十年发现的墓室壁画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里不必细论。花瓶成为风雅的重要点缀，是完成在有了新格局的宋代士人书房。它多半是用隔断辟出来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宋人每以“小室”、“小阁”、“丈室”、“容膝斋”等等为称，可见其小。书房虽小，但一定有书，有书案，书案上面有笔和笔格，有墨和砚，砚滴与镇尺。又有一具小小的香炉，炉里焚着香饼或香丸。与这些精雅之具相配的则是花瓶，或是古器，或式样仿古，或铜或瓷，而依照季节分插时令花卉。这是以文人雅趣为旨归的一套完整的组合。花瓶作为要件之一，已在其中占得固定的位置。

三、留给花的空间很大，也很小

前面说到助成宋人风雅的种种条件，宋代花事的空前发达是一定的了，所以这里说留给花的空间很大。宋人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把花作为日常生活中风雅的点缀。

唐代是万人空巷去看花，宋人大概更多的时候一面是买了花来插瓶，――这是后面要说到的；另一方面是自己栽花莳草，宋诗中关于买花栽、朋友间交换乃至索求花栽的作品，简直不胜枚举。对于栽花莳草，宋代士人好像特别有一种躬身实践的热情，甚至是“从小做起”。杨万里有一首诗题作《幼圃》，题下自注道：“蒲桥寓居，庭有刳方石而实以土者，小孙子艺花窠菜本其中，戏名幼圃。”诗云：“寓舍中庭劣半弓，燕泥为圃石为墉。瑞香萱草一两本，葱叶苗三四丛。稚子落成小金谷，蜗牛卜筑别珠宫。也思日涉随儿戏，一径惟看蚁得通。”蒲桥寓居，是作者在杭州为官时候的寓所，地在当时的兴福坊东，桥不通水，只是一座旱桥。半弓，两尺半（五尺为一弓，也称作一步）。燕泥，形容少，以见出花圃的小。墉是墙。苗即菜，可以吃。这一个太小太小的花圃，但对蜗牛来说，已经如宫殿一般，那么在小儿看来，也就像是晋代石崇的金谷园一样了。

都城商业繁盛，人口密集，民居、商家、官署不免要争夺空间，因此房屋是非常紧张的，并不是家家能够造园，或者应该说，平常人家难得能够造园，哪怕是很小的园。南宋姜特立《因见市人以瓦缶莳花屋上有感》即有一个难得的细节可见都城花事：“城中寸土如寸金，屋上莳花亦良苦。因思离宫与别馆，南至九北杜。东西延袤八百里，桥梁空七百柱。伤哉好大荒主心，岂识世间蓬筚趣。一邱一壑吾辈事，随分园池何用许。我今度地山一隅，栽柳栽花已无数。大虽不足小有余，便可终身为老圃。”诗人的别有寄慨且不去论，诗中记述的“世间蓬筚趣”，却正可见出宋代花事的特色之一。苏东坡《黄州春日杂书四绝》之一：“病腹难堪七茶，晓窗睡起日西斜。贫无隙地栽桃李，日日门前看卖花。”这是几乎没有花的空间了，但仍不妨“日日门前看卖花”啊，依然有那么大的空间。

四、宋人花事是很商业化的，但不妨碍它浸润诗意

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酒肆”一节举出临安各种类型的特色酒店，比如包子酒店，专卖鹅鸭包子，肠血粉羹之类。宅子酒店，是门面装修得如同仕宦宅舍，或者干脆就是仕宦宅子改作的。庵酒店，内有娼妓，可以就欢，门前有红栀子灯，不分晴雨，总蒙着箬叶做的罩子，以作为标识。《清明上河图》里就画出这么一座酒店，便是孙羊正店。又有一种，名字叫作“花园酒店”，说是“城外多有之，或城中效学园馆装折”。城外闲地多，自然更方便布置为花园，若在城里，大概就要很费一番纳须弥于芥子的心思。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分茶酒店”条说到当日临安“诸店肆俱有厅院廊庑，排列小小稳便阁子，吊窗之外，花竹掩映”，似乎也略存一点“花园酒店”的意思罢，“小小稳便阁子”，即如今天的雅座包间。当然酒店用各种心思巧置花木都是一种商业行为，即为了招徕顾客，和当时的酒店风行挂卷轴画是同样的性质。

卖花也是都市一景。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都有卖花风习。陆放翁的名作《临安春雨初霁》：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小楼”二句从陈与义“杏花消息雨声中”化出（《怀天经智老因访之》）。欧阳修《六一诗话》记载北宋汴京流行“卖花担上看桃李”的诗句，宋徽宗《宣和宫词》有“隔帘遥听卖花声”，可见这一种“清奇可听”的市声是宫廷里也要捕捉的风雅。与陆游同时的王季夷《夜行船》句云“小窗人静，春在卖花声里”。晚于陆游的史达祖《夜行船》云“小雨空帘，无人深巷，已早杏花先卖”。张炎《端正好》“深巷明朝休起早，空等卖花人到”，又都是化用陆诗意境。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成为描绘临安都市风情的名句，而它实在又是北宋都市情景的南移。《东京梦华录》卷七云季春时节，“万花烂熳，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最一时之佳况。”在《清明上河图》中早已绘出这样的情景。前面说到的孙羊正店旁边就正是一个用马头花篮卖花的花摊。

作为市声之一的卖花声大约最易牵动思绪，诗词咏及者因此最多，这里呈现的细节便更多一点诗心烛照下的体验和品味。如孙惟信《禅寂之所有卖花声出廊庑间清婉动耳》：“曲巷深房忆帝州，卖花庭宇最风流。窗纱破晓斜开扇，帘绣笼阴半上钩。少日喜拈春在手，暮年羞戴雪盈头。泉南寺里潇潇雨，婉婉一声无限愁。”（《全宋诗》，册五六，页35148）又蒋捷《昭君怨?卖花人》：“担子挑春虽小。白白红红都好。卖过巷东家。巷西家。帘外一声声叫。帘里鸦鬟入报。问道买梅花。买桃花。”

又陈的一首《店翁送花》也很有意思：“店翁排日送春花，老去情怀感物华。翁欲殷勤留客住，客因花恼转思家。”旅店用日送鲜花的方式慰藉客中情怀，大约也已成为当时一种日常化的服务。

五、宋代花瓶的大和小

宋代瓷器就器型来说，一个可以算作“事件”的大变化，是陈设瓷的出现，原因即如上述，便是由家具史中一个革命化的变革所引发的。因此我不能不再次强调桌子的重要。因为桌子的出现，整个室内格局都变了，即居室陈设的以凭几和坐席为中心而转变为以桌椅为中心。高坐具的发展和走向成熟，使精致的雅趣有了安顿处。瓶花史与家具史适逢其时的碰合，使鲜花插瓶顺应后者的需要而成为室内陈设的一部分，并与同时发达起来的文房清玩共同构建起居室布置的新格局（如果不是与家具史的线索相交汇，瓶花的发展很可能会是另外的面貌，比如东瀛花道与茶道的结合，以此形成的花事，不仅风格不同，甚至内涵也不很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