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标晶：论茅盾对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寻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这一命题基于对文化传统的如下认识：所谓文化传统，是受未来规定的，它的本质便是真正的现在。每一代人作为文化创造的主体，从已有的传统出发，也就将传统转化为自己现实活动的要素，并通过活动使传统得到改造而提到更高的水平。因此，当人们接受和吸收传统，并使它成为自己所有时，就使传统有了某种不同于它从前所有的特点。这就是说，传统是一种只在发展中才能流传和保持的东西；发展不是原有规定性的重复和扩大，而是不断地产生新的规定性。这就是传统文化不断现代化的过程。本文拟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动态发展趋向中，论述茅盾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寻和贡献，以期从一特定角度探讨茅盾的文化思想。

一

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从此，传统社会的礼治秩序，为西方文化潮流所冲击而激起排空巨浪。这一外在的社会压力逐渐转化为知识分子的内在的自觉，遂引发了关于中西古今的文化论争。五四新文化运动，把这一论争推向高潮。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茅盾卷入了这一场中外古今的文化之争。他对传统文化的接受与扬弃，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茅盾生活的时代，正是新旧经济、新旧政治、新旧思想文化斗争十分剧烈的时期。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着民族的觉醒。而民族的日益觉醒，又加速传统文化的没落和近代文化的兴起。这个新旧文化的消长过程，到了戊戌变法前后，掀起了第一次高潮。这个高潮不仅表现为以救亡图存为主要内容的维新变法政治运动，也表现为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运动。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把中国古代与西方近代的政治文化作了比较，来论证近代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优越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文化。他们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抱着批判的态度。茅盾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思潮中开始接受教育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怀疑批判态度，不能不对茅盾产生深刻影响，使他在接受传统文化时，有可能扬弃仁，礼，中庸所构成的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而对其中优秀部分加以继承和发扬。茅盾在他小学时代的作文中所抒发的忧民之情，所寄托的民族自强信念，以及对先贤的褒扬，都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茅盾在少年时代对传统文化的吸收与扬弃，还处在时代思潮影响下的一种不自觉状态的话，那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茅盾就自觉地与《新青年》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取同一步调，通过反传统来推动思想启蒙运动了。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标志着近代中西文化冲突已经从政治制度层面进入精神文化层面。在这破旧立新的思想文化运动中，茅盾是站在历史潮头的弄潮儿。1918年，茅盾为《学生杂志》写作题为《一九一八年之学生》的社论，文章着眼于世界进化的潮流，呼吁学生“翻然觉悟，革心洗肠，投袂以起”，并对学生提出三点希望，即“革新思想”、“创造文明”、“奋斗主义”。“何谓革新思想？即力排有生以来所熏染于脑海中之旧习惯、旧思想，而一一革新之，以为吸收新知新学之备”。文章引德儒李般言：“凡国民有其一定之性质，性质未易，则任何种新制度新人物以灌输之，而此等新有者，皆随旧质而同化，一一皆发出其固有之形式而后止。”茅盾认为，学生之于学，也是如此，“苟脑中有先入之主，则后进者必格格不能融化”。可见，茅盾在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思考是破字当头的。他所提出的“革新思想”的主张，是以否定传统的形式来推动思想启蒙，为新思想的传播作准备的。自此以后，茅盾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他揭示旧礼教的虚伪性：“旧礼教的精义，一言以蔽之，是叫人作伪，是叫人粉饰外表，糟透其里。”[①]他对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人生态度进行了理性反思：“中国人却又是最爱惜生命的，无论怎样的黑暗生活，奴隶生活，都忍受着，苟安偷活，不想振作。……只要尚未走头无路，完全没得饭吃，中国人总是苟且偷活，不想别的念头。”他沉痛地指出：“民族有了这等的仅仅求活而不求高贵生活的性质，还有什么希望呢！”进而，茅盾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内蕴出发来分析中国人只要尚可以求到最低度的活，决不想反抗的人生态度：“这种性质，在理论方面表露出来的，便是中国人的喜欢‘折衷’，喜欢‘调和’。折衷与调和，何尝是全然要不得的，只可惜中国人的折衷与调和就是苟安退缩的代名词。”[②]这里，茅盾虽然没有展开论述，但从中我们可以体味到他在批判否定中国人的消极人生态度时，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原则“中”，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思维强调的“和”，并不完全否定。可见，他对传统文化是以否定性为媒介的。这种否定性是辩证意义上的，不是简单抛弃。茅盾对传统的价值观也作了否定，他指出在传统的价值观驱使下，读书是为“扬名声，显父母”，“可以做上等人”，“混碗饭吃”，对这许多瞎话“多不欲去听他！”[③]茅盾还从“恋爱观”上批判了男女关系上表现出的封建专制主义和伦理道德。在《〈庄子〉（选注本）绪言》中，茅盾对儒家正统思想之外的庄子思想进行了否定：“庄子的根本思想是怀疑到极端后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庄子的人生观是一切达观，超出乎形骸之外的出世主义。”

由此看来，茅盾在五四前后对传统文化是猛烈撞击的。这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潮流是一致的，是时代的需要。五四否定传统文化是为未来扫清道路，迎来“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传播现代西方文化，其要害在于冲破封建桎梏，唤醒人们的自我主体意识与个性意识，启迪人们找回泯灭在群体中的自我。可见，茅盾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态度，是他关注现实的人生态度在时代条件下的必然表现，是他顺应时代要求的文化选择。

新文化运动需要清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但是，它的目标不是中国文化的消亡，而是中国文化的“再造”和“重构”。如何“再造”与“重构”呢？这就要在否定文化传统的同时，充分认识到文化传统所体现的文化发展的累积性、连续性和继承性。这是茅盾对待文化传统的辩证思路。他没有对传统文化抱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他说：“前人学说有缺点自是意中事，不算前人不体面，后人倘然不能把他的缺点寻出，把他的优点显出或者更发扬之，那才是后人的不体面呢。”只要不把古人当偶像，不把古人的话当作天经地义，“能怀疑，能批评”，那么“古人的书都有一读的价值，古人的学说都有一研究的必要。”[④]茅盾在这里就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表明了原则的态度。

茅盾在他第一篇公开阐明自己文学主张的论文《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中说：“我们现在不反对真心研究旧学的人，因为旧学本自有其价值”，“能从根底上研究旧文学不是坏事，最怕的是旧也没有根底，新也仅得皮毛。”在激烈的反传统的浪潮中，能够指出“旧学本自有其价值”，这是难能可贵的。茅盾对作为特殊的精神文化的文学的论述，也融进了他对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思考。他在《〈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说：“中国旧有文学不仅过去时代有相当之地位而已，即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因此，在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上拟辟“研究栏”，除介绍西洋文学变迁外，也要整理中国文学变迁的过程。在茅盾看来，新文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根据新的时代的需要，在过去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割断文学本身的继承关系，凭空创造新文学，那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继承前人的文学遗产，是创建新文学的重要条件。茅盾实际上涉及了历史继承性这个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按照“沉淀――积累”的规律逐渐延伸而来的。文化发展是一个间断与连续相统一的过程。它既不是全面继承，也不是全面废弃。在文化发展中，通过选择作用，那些没有生命力的文化因素被陶汰了，而那些生命力强盛的文化因素被保留下来，从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上讲，这就是积累。由沉淀而到积累，这才形成了文化连续发展的过程。对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是自我生存的一种创造，也是对民族本性的一种铸造，一个民族要否定传统文化就等于否定自身。不难看出，茅盾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对传统文化采取的既激烈否定，又认真分析的科学态度是建立在对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上的，无疑代表了五四前后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而与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划清了界限。

二

本世纪初以来的中国文化的巨大变革，是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异常境况中进行的。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变革文化、建设文化，不仅是客观的规定情境，也是变革的思路和方法。茅盾对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进行了认真思考。他的思考不仅使他对西方文化采取了辩证的正确态度，而且由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引导他找到了正确的政治方向。

五四时期的从封建社会向民主社会的社会转型，是在西方文明入侵的态势下发生的变革。因此，不论从文化还是政治上看，五四运动都是一场与“入侵”相对应的爱国救国运动。政治上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文化上的民主科学的启蒙运动，都具有爱国救国的性质。但是，在爱国救国的大前提下，政治与文化在对待中西冲突的方式上却是不一致的。政治上是彻底反帝的，抵抗西方文明的入侵，而文化上却“全盘西化”，传播着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政治上反对西方而文化上宣扬西方，构成了五四文化运动内在矛盾和当时文化运动倡导者的矛盾心态。茅盾也不可避免地面对着这种矛盾情势，进行着新的文化选择。

1919年上半年，茅盾写了《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一文，文中指出“今俄之Bolshevism,已弥漫于东欧，且将及于西欧，世界潮流，澎湃动荡，还不知其伊何底也。”这和李大钊的“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一预言是一致的。表明茅盾此时已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茅盾在政治方向上的选择是顺应了国际大势的划时代转变的正确选择。此时，西方的“入侵”使中国不可能转变为西方式的民主社会而只能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这是中国人民所不愿看到的。与此同时，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带来新的希望和向往，给中国社会转型展示了新的方向。政治上的变向，推动了文化上的超越。五四文化运动逐步超越西方民主主义启蒙而走向社会主义启蒙。在这一变向中，本来同一营垒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生了动荡与分化。毛泽东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⑤]茅盾所选择的正是这样的方向。在中西冲突中，他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启蒙的方向。这使他在新文化建设中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

由于茅盾选择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文化方向，使他在中西冲突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西方文化采取了审慎态度。他既反对提倡“国粹”的文化保守主义；也反对“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他在一系列文章中提出了对待西方文化思想的根本性原则。早在《一九一八年之学生》一文中，茅盾就针对时弊提出了在接受外来文化影响时要以我为主，立足创造的原则：“自欧美新文化传播以来，全球风靡，后进之国，莫不效之。我国自改革以来，举国所事，莫非摹拟西人。然常此摹拟，何以自立？我谓今后之学生，当以摹拟为愧耻，当具自行创造之宏愿。……徒效他人，即使能近似，已落人后，况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哉！”反对摹拟，提倡创造，这当中包含着吸取精华，为我所用的辩证思想。茅盾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剖析，以开放的胸怀迎纳着西方文化。他说：“近代文明的发展，太偏于物质方面；这原是大家承认的事。有人称近代文明是‘病的文明’，原有几分真理。所以批评近代文明是应该的事。”“但是近代文明亦自有其好处：科学方法，实验精神，自由解放的思想……这些都是‘病的文明’的最健全的‘副产品’；人类历史继续一天，这些美贵的东西便有一天的应用。”[⑥]这实际上是对待外国文化排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的借鉴态度的原始表述。如果把茅盾的主张放到当时对待西方文化的不同思想流派中加以比较，更可以显示出它的意义和价值。五四以后的文化保守主义，强调中国本位的基础，反对全盘西化，他们掀起一股股复古的逆流恶浪，对抗新文化运动，对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无疑是一条自我封闭的、反动倒退的道路。与此对立的，以胡适为主帅的资产阶级自由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