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慧翼：近20年大陆“钱锺书热”的文化剖析

钱锺书是20世纪中国一位睿智超群的学者和天才作家，他以学者的笔锋书写自己的文学世界，又以自己的文学世界体现了学者深挚的人间情怀。在近20年里，他的影响从知识界和学术界逐步扩大到大众文化领域，形成了“钱锺书热”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并且经历了三次接受高潮。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文化语境中，钱锺书成为一种“文化昆仑”、“学术精英”的符号与象征，代表了某种流行的学术时尚。这一现象的文化成因值得关注和反思，为什么一个纯粹的学人能在特定的时间里进入公众的文化视野?产生“钱锺书热”的深层文化――心理机制是什么?本文旨从接受史的角度，通过回顾近20年的钱锺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钱锺书热”的发展和流变的过程，来思考一些诸如文化生产、文化传播的若干问题，剖析与描述其中所编织着的当代中国对文化英雄的想象性图景。

一、“文化热”中浮现出的“文化昆仑”

钱锺书接受的第一个高潮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时期。钱锺书首先在文学视域中“现身”。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11月重印出版。因为钱锺书著述的题材、风格以及欣赏趣味，都与时代大背景相游离，所以从建国到“文革”的30年的中国新文学史上，钱锺书一直湮没无闻，他的作品在国内没有重印过。

思想解禁的社会历史条件重新召唤出了钱锺书，而对钱及其《围城》的关注是20世纪80年代“出口转内销”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起，《围城》在国内销声匿迹的同时，在大陆之外的汉语界，它却一直受到人们的注意。美籍学者夏志清在其名著“AHistoryofModernChineseFiction”中以十几页的篇幅对钱锺书进行专章介绍，称《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开启了美国汉学界对钱的研究。1977年产生了两部以钱为对象的博士论文。在台湾、香港，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人开始系统评介钱锺书。大陆开放之后，域外的声音深刻震荡了国内的学术界，《围城》成功地破“城”突围，其先决条件还在于1979年钱锺书政治身份的被澄清。随着《围城》的再版，海外研究成果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引起了文学史家对《围城》好奇的打量和关注，首先引发了一场学术争鸣。其争鸣的重点是给这一“新生事物”以恰当的文学史定位。研究者主要站在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评价了《围城》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认识价值，因为没有脱离原有的“反映一时代”的理论框架，所以在论述上难免削足适履。但是一些研究者冲破了当时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教条，作出了极富学术勇气的高评，肯定《围城》是“一部充满尖锐的社会讽刺的批判现实主义杰作”，李健吾、郭志刚、敏泽的研究代表了初期的评价高度和认识水平。

新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化，思想的禁锢在慢慢打破，理论界提出了种种消解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观点，开始转而强调文学的审美本质和功能，一批疏离政治坚持个性创作的作家张爱玲、沈从文等重新走进研究者的视野，渐渐得到了人们的欣赏和喜爱，钱锺书的复出也得益于这样的文艺思潮的影响。再加上柯灵、鲲西、郑朝宗等人为钱锺书唱响了“归来的歌”，以历史见证人的鲜活的记忆向研究者展示了一个渊深博雅、才情横溢的钱锺书，引起文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刚刚接触到它的研究者面前，封尘了三十年一旦解禁的《围城》，的确给人一种艺术的冲击力。它俏拔尖新的比喻，超凡脱俗的思想，洞察人生世相的智者风范，唤起了读者全新的审美感受。受20世纪80年代“方法热”的影响，初期的评论者往往被小说独特的艺术技法、修辞手段、喜剧精神所吸引，以展开审美批评为主，柯灵、金宏达、何开西、胡范铸等对小说的艺术风格、语言特色等方面的研究给钱锺书创作的审美研究作了最初的奠基工作。除此之外，《围城》研究还较多地涉及到其主题意蕴、方鸿渐的典型性格这些重要课题，基本上没有脱离“社会历史批评”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理论框架，但这些研究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景观，隐约让人们感受到《围城》含藏多向度解读的巨大潜质。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总要对历史重新加以审视。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已成为不容忽视的历史任务。1984年，在黄修己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和唐 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这些影响颇大的文学史著述中，开始用几百字的篇幅介绍《围城》，肯定其杰出的讽刺艺术和心理描写手法。而延至1987年，由钱理群、温儒敏等学者合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钱已经被作为一个重量级的作家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加以评述。20世纪80年代，《围城》逐渐越出专业人士的圈子，成为知识界人士的案头读物，不断扩大影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的《围城》，到1987年，共印五次，累计数量达到273，200册。《围城》同时译介到海外，进一步获得了世界声誉，已经有七种译本在世界流行。随着《围城》声名日隆，吸引了热心的出版社急于向钱锺书挖掘“文墓”，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锺书早年的创作陆续重新刊行于世，他的所有著作都一一被重印。

因为抱定“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宗旨，再加上长期以来学问清通的学问家反而得不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钱锺书一直是藏之名山的大儒。特别是由中华书局在“文革”后期出版了钱锺书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管锥编》五卷六册，这部著作被誉为“体大思精，包罗万象”。有鉴于此，钱锺书的同门、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20世纪80年代初首倡“钱学”研究，并在国内高等学校首次开设钱学研究课程，指导研究生向这“一座中国式的魔镜”的《管锥编》发出了挑战。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学”研究得到舒展、陆文虎、陈子谦等人的大力提倡和疾呼。作家舒展提出要“普及钱锺书”[1]，又撰文盛赞钱先生为“文化昆仑”，并倡议成立钱学研究所，“刻不容缓地研究钱锺书”。其高声呐喊，引来一片回响，普及“钱学”的呼声随之高涨。[2]

为什么要主张研究和普及“钱学”?这其中的文化心理机制耐人寻味。普及“钱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大讨论”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全面启动，举国上下掀起了空前的文化讨论的热潮。走出了“文革”阴影下的人们怆然面对着一个本土文化的“荒漠”，西方强势文化的输入，构成对中国本土文化强劲的冲击，国人对文化的焦虑感异常深切。这要求知识界亟需擦亮眼睛去重新发现被遮蔽的“文化绿洲”，为断层的文化寻觅再铸的思想资源。而钱锺书学贯中西，以渊博和睿智著称，重新呼唤出这一“国学大儒”，树立一面华夏传统文化的旗帜，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舒展等人对“钱学”的推波助澜正适应了时代的这一文化心理需求。对于倡导者，研究“钱学”目的很明确：①向世界宣布“中国并不是没有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举世为之瞩目的贡献的大学者”；②“增强对封建遗毒与资产阶级文化中腐朽部分的抵抗力”。[3]耐人寻味的是，从一开始，“钱学”就有一种鲜明的意识形态诉求，它不是“二三素心人在荒村野老屋中”培养之事，不是锁在“象牙塔”里的纯学术，而是纳入到20世纪80年代一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复兴文化的运动之中。

当然，整个红色80年代高潮迭起，众声喧哗，相比90年代，“钱锺书热”还处在一个酝酿期。而此时，钱锺书首先在专业化的领域内获得了文化身份和价值依据，以“文化大讨论”为契机不断扩大了影响。在学术界、知识界他正在被悄悄完成一个“博学鸿儒”的建构，塑造成一个“高山仰止”的“文化昆仑”的形象。

二、传媒•商业化•叙事策略：文化英雄的建构

20世纪90年代前后，以《钱锺书研究》的创刊和电视剧《围城》的成功播映为标志掀起了第二次钱锺书接受的高潮。1989年11月，在当时任文化部长的王蒙的支持下，《钱锺书研究》创刊，这是我国第一本专门研究“钱学”的纯学术刊物，树立了“钱学”研究的里程碑，“钱学”成为纳入官方意识形态体系内的学术活动。1991年初，由著名女导演黄蜀芹执导、众多演技派明显出演的10集电视剧《围城》向全国播出，一经推出，好评如潮。电视剧的成功播映使全国为之轰动，引发了一场持续的《围城》热，极大地激发了读者阅读原著的兴趣。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迅速再版了《围城》6万多册，很快被订购一空。读者排队买《围城》的盛况，成为纯文学作品十几年难得一见的现象。据书市反馈的消息，至1991年1月，上海、天津、武汉等地最大的新华书店都将其列入最畅销的文学作品的榜首。截止到1995年8月，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已印刷了十四次，总册数已超过了一百万册，其它还有近十来种盗印本。保守估计，《围城》的读者也达到了近千万人。影视艺术迅速扩大了文学的影响，使《围城》冲出学术“沙龙”，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在这一过程中，“围城”越来越符号化，进入了文化消费领域。前卫的年轻人的文化衫上印有《围城》中的名言警句；“围城”成为1990年之后大众口头上的一个流行词汇。人们在评述某种现象时，会自然而然地冠之以“围城现象”……《围城》几乎代表了一个时期社会的文化趣味和格调。

在国家意识形态和传媒引导的双重合力下，钱锺书和《围城》被推到了文化舞台的前景。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钱锺书热”。

《围城》的大众接受热情，激发了学术界深入研究《围城》的又一次热潮。当然除了这些外在的动因以外，“《围城》热”还有更为内在的原因。20世纪80-90年代之交，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现代性的转型，人们的审美文化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围城》能从具体的人生体验中超越出来，达到对普泛的人性经验的冷峻的思考。它所反映的现代意识正好与时代剧变中人们的生命体验、情感体验产生某种契合；它所揭示的人的事业围城、爱情围城、婚姻围城等人生万事的“围城”现象暴露了现代社会的生命困惑和精神危机，具有现实的认识价值。此外，钱锺书幽默诙谐的语言、杰出的喜剧精神和非凡的人生智慧都能对读者和观众产生持久的吸引力。

这一时期的《围城》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它超越了过去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的模式，进入人性探查和现代哲学的新层面。关于作品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作品丰富的潜藏意义不断地被发掘出来。温儒敏先生提出了小说主题的“多义说”，[4]认为《围城》的主题意蕴可从生活描写、文化批判和哲理思考三个层面来思考。解志熙则颇有见地地阐发了《围城》与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思潮的内在精神联系。[5]研究者不断探索新的批评方法，或寻找《围城》研究的突破，开掘了研究的深度。[6]或透视《围城》的思想局限，触及了研究的盲点。[7]随着钱锺书文学研究的日益成熟，文学史家对钱的关注越来越多，评价也逐级升高。1990年唐 在《关于重写文学史》一文中指出，应该适当地提高钱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在90年代颇有影响的杨义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钱以十几页的篇幅被专章重点评述。到这时候，文学史家已经充分论证了《围城》的“经典”意义。

钱锺书的知名度由知识界迅速扩大到社会各界，各种报章媒体用重点篇幅介绍钱及其《围城》，推动了媒体去探求这一位身怀惊世之学的文化名人。然而，钱锺书本人屡屡拒绝媒体采访和宣传的超然态度，进一步垫高了人们对他的好奇、惊叹和崇敬。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大众传媒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钱的人生传奇上来。

20世纪90年代一个异常显著的现象是大众传媒的勃兴与文化市场的形成，这不能不对文化传播的客体产生深远的影响。可是传媒传递信息的特质不是原封不动地传输，而是有选择性的凸显和放大，目的是抓住受众的文化心理，制造兴奋点，或在大众的兴奋点和传播客体之间寻找遇合点，而传播客体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某种变形和压缩。对于这位德艺双馨的大学者，传媒往往以“风华绝代”、“谜一般神秘而富于魅力”、“大师”、“文化奇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智者”等字眼来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