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道彬：苏格拉底与商鞅

公元前四世纪两位东西方思想家的死，沉重而耐人寻味。一位是希腊的苏格拉底，一位是中国的商鞅。苏格拉底死于公元前399年，商鞅死于公元前338年，相隔60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格拉底是典范的雅典公民，他从根本上维护民主政权的利益。而他却被民主政权通过公民大会表决处死;商鞅是秦国最得力的臣民，他建立了秦国集权的威严，但他却死于自己的法律。以至于后来逃亡的路上，没人敢收留这位变法的重臣，因为依照他创立的法律，收留来路不明的客人是要坐牢的。

说苏格拉底维系民主恐怕会招来非议，因为苏格拉底对当时的雅典民主政权屡屡出言不逊，而试图建立更有力量更具权威的贵族政治。生活在专制的社会里的人们对民主社会寄予过高的期望，其实民主社会绝非完美。西方一些学者已经指出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这就意味着它不是最好的制度。既然不是最好的，就允许有人异议就允许改善改良，使之臻于完善。从根本上讲，苏格拉底对民主的批判，是要改善民主制度的。

他对由“漂洗羊毛的、做鞋的、盖房子的、种田的、做买卖的”各阶层组成的议会常常流露出不屑的神情。在他看来，在诸如制鞋之类的小事上，我们还能考虑到使用受过训练的人来服务;我们生病的时候，还知道找一个训练有素的医生，然而一到了政治上，我们却认为所有的人都可以管理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整个国家生了病，我们为什么不去寻找最有智慧最优秀的人来医治呢？苏格拉底的话，很容易被理解为轻视民众。其实民主的根本是对人民利益的最终关怀，而不是简单的多数人意见。

在民主的低级阶段，最容易把民主理解为多数人的意见，如果我们说爱因斯坦与一个白痴的意见具有同等意义，大概不会有人同意。但在决定多寡的表决里却未必不是如此。因此苏格拉底干脆说：“我认为，要想得到正确的判断，要根据知识，而不应根据多数。”苏格拉底把个别的多数与普遍的知识（真理）已分开来;普遍的真理并不在个别的多数之中，民主不是多数吗？如果民主不是多数，那它不又成了独裁者的天下？如果我们发挥一下苏格拉底的思想，多数应是真理的多数知识的多数，而不是情绪的多数表决的多数。

照苏格拉底看来，最容易赢得多数的是演讲家和蛊惑家，为此苏格拉底明确表示反对用语言来取悦多数，多数一旦为演讲家所赢得，议会便由那些鬼鬼祟祟惟利是图专门躺在民主舞台幕后的寡头们操纵了，这样民主便成为蛊惑家们凭私心按动的表决机器了。

雅典民主时代这样的事实已经发生了。当时著名的教师是诡辩者（智者），他们专门讲授讲演和雄辩术。少数掌握了雄辩技术的人在公众集会上发表长篇大论，煽动群众实际上也操纵了政治。政治一旦成为修辞，便没有了理智。发生在公元前431年至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显示了雅典民主政权的衰落。甚至于公元前411年那一次四百人的寡头执政也是雅典公民大会同意了的，就连民主制也几乎让民主的滥用给毁掉了。

这样苏格拉底们不得不寻求一条知识民主的路线。知识民主不是简单的表决多数，而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理性选择。民主政权的基础是广大的知识公民，这是符合苏格拉底的一贯精神的。“知识”问题是苏格拉底哲学的核心问题。苏格拉底的问题可以概括为X是什么，他不断发问“是什么”、“为什么”，什么是勇敢，什么是道德，什么是知识等等。苏格拉底式的追问本质上是一种民主精神，因为独裁与专制是最害怕发问的。苏格拉底精神洋溢着对知识的热爱，按照柏拉图《费得罗》记，苏格拉底曾对费得罗说：“我认为‘智慧’这个词太大了，它只适用于神，但‘爱智’这类词倒适合于人。”爱智是他赋予人的品性，也是一个公民的基本素养。

在知识面前苏格拉底是虔敬的。“认识自己”是苏格拉底从德尔菲神庙上获得的重要格言。认识自己探求知识本身就意味着承认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说，“我除了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外，还能知道什么呢？”这同专制政治里目空一切的自信是多么的不同。所有的独裁者无不相信自己垄断了真理。

苏格拉底与商鞅的时代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它创造了人类赖以生活的文化基础。而值得注意的是，当苏格拉底以知识去寻找和实践公民政治时，中国的思想家寻求的是臣民政治。法家更是不遗余力地倡导臣民政治，这一点商鞅更有代表意义。

公民是需要知识的，而臣民只需要蒙昧。我在情感上不能接受法家的理论，不是因为其倡导严明的法律，而因为他们对知识的蔑视。我们现在所见的《商君书》，无论是商鞅自作，还是后人拾掇他的言谈，但基本上反映了他的思想主张却是公认的。商鞅的经济思想不无进步意义，但其中更多的是愚民、弱民、尊君的专制思想。

商鞅变法下的第一道命令是垦草令，而垦草令实行的前提是愚民。所谓：“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勉农而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劝农垦草的思想是积极的，而积极的变法思想，是以愚民为基础的。在他的目光里不是有知识的公民，而是不贵学习没有交际，只知在田野劳作的农奴。商鞅毫不掩饰其愚民弱民的理想。他认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讲起这样的道理来，毫不遮掩，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商鞅鼓吹民勇，但这民勇是失去民智的民勇。在他的理想国里，民便是有一双呆滞的目光，只知耕种只知作战的民了。其实封建统治者最高兴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臣民。要造就这样的臣民，即先弱民愚民，就要先剥夺其求知的欲望。用商鞅式的推断就是“民不贵学问，则勉农不偷”。商鞅式的话语是垄断式话语，它潜藏于中国官僚政治的肌肤里，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在中国文学里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即推崇一种“无知的道德”。越没文化，就越质朴越高尚。而文化人常又是自私的琐屑的代表。一些自命先进文学的代表者们常常充当了愚民政策的打手。其实没有知识的道德是靠不住的。

民主是一种公民的人格，它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个人的道德修养的显现。苏格拉底面对死亡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典范的雅典公民性格，那是公元前399年的一个黄昏，这位年届古稀的临近死亡的老人，放弃了各种可以逃生的机会，从容而平静地选择了死亡。从浴室里走出的苏格拉底催促狱卒尽快送他上路。他安慰了悲伤的朋友甚至包括狱卒，然后从容地将毒酒一饮而尽。他对陷于悲痛的朋友说：“告诉人们掩埋的只是我的尸体。”苏格拉底要以自己的牺牲，唤起雅典公民的自身的觉醒，他是以雅典公民的身份与雅典公民来斗争的，在苏格拉底身上表现着一个知识公民的风采。比起一般公民来，他选择更多的是正义、真理等精神的东西，是一个公民自由思想的权力。他自比是叮着雅典的“牛虻”：“我是神特意赐给本邦的一只牛虻，雅典像一匹硕大的骏马，日趋懒惫，需要刺激。神让我来这里来履行牛虻的职责，整天到处叮着你们，激励、劝说、批评每一个人……”而雅典这匹硕大的骏马，却给他开了一个恶劣的玩笑，把他碾死了。但苏格拉底开拓西方哲学的知识路线却坚持下来，这正像他自信的一样，人们只埋藏了他的尸体而不埋藏他的精神。

与苏格拉底相比，商鞅显然太不关心知识了，他更注重的是策略是计谋。他不仅轻视臣民的知识，连自己的变法也只能算一种计谋，而不是知识基础上的正义和真理。据《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初见秦孝公先游说以帝道，继之以王道，但秦孝公一点也不感兴趣，他只好选择了霸道。这也就是说变法并不源于他的信仰，而仅是一种生存策略。中国传统士大夫中的绝大多数对于封建君主而言，最多也不过是献计献策的谋士而已。但是陪伴着一个专制的君王，仅靠生存的聪明是不够的。秦孝公死后，商鞅便以谋反的罪名而被追捕，以至于他死后，秦惠王还把他五马分尸。

民主与专制以不同的方式杀死了两位思想家，这多少让热切向往民主的人有些失望。苏格拉底的悲剧意味着现代民主只能是知识的民主，理性的民主，它不仅仅是多数人意见的投票权，否则民主有时也会失去理智也会犯错误的。但这并不说明民主和专制的意义是相同的，民主有时也犯错误，但它可以改正错误，而一旦发生了专制，错误便不可更改。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因为它是最不坏的，所以它可行。而独裁者往往能勾画最诱人的所谓理想蓝图，暴君常常借助漂亮的口号来推行专制。这似乎给人们提个醒，诸种比较，还是选择最不坏的。

在民主化的进程里我们应多一些公民少一些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