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

【内容提要】 斯图亚特•霍尔面对文化研究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被日益学科化、职业化和“口技化”的现状，提出要重视文化研究的政治担当和形成史这一严肃论题。他承认文化研究有许多历史和传统，但强调文化研究是在20世纪50年代特殊的理论背景(经典马克思主义欧洲中心论及其有关经济基础对文化结构有决定性影响这一观点开始瓦解)中产生的。他认为文化研究一直是在各种中断和干扰中建构起来的，但强调文化研究中有一些稳定的思想追求：(1)始终努力以葛兰西式的思想方法，来理解那些适用于特定的、有密切关联的政治或历史情境的“情势知识”(conjunctural knowledge)；(2)始终意识到构建文化的语言和话语再现结构直接受制于社会权力，需要接受批判性分析和行动主义的双重检验；(3)坚持用“有机知识分子”这一角色对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进行政治身份的反思和定位，同时提出在地化和介入性等吁求。

【关 键 词】现代性/现代人/谱系/审美之维

这次会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作为实践的文化研究进行自我反思的机会。我们要反思它的体制定位，反思莉迪亚•柯萃(Lidia Curti)曾经强烈提醒过我们的一点：文化研究的实践者(即批判性知识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s)兼有边缘性和中心性这两重特征。这必然涉及对文化研究这个研究规划本身进行反思和干预的问题。

我文章标题是“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这表明我要对过去进行回顾，要通过回头一瞥的方式来考查和思考文化研究的现在和未来。似乎在这里有必要对档案进行一些系谱学的和考古学的研究。但现在档案问题对我来说非常困难，因为一旦提及文化研究，我有时感觉好像一幅有活人扮演的静态场景(tableau vivant)和一个往昔的幽灵重新复活起来，自称获得了一种起源的权威性。文化研究难道不是形成于我首次遇到雷蒙•威廉斯的那个时候？或者形成于我与理查德•霍加特交换眼神进行交流的那个瞬间？在那个时刻，文化研究诞生了；它完全是从头脑中发育成熟的！我是想讨论过去，但决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讨论。我不想以一种父权制的方式来讨论英国文化研究(对我来说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相当别扭的所指)，不想作为文化研究的良心监护者，而希望监督你退回到你想知晓的那种与事实相符的情境当中。换言之，我想把自己从人们带给我的很多表述(代表)责任(burdens of representation)中解脱出来，这些负担至少包括三类：人们期待我应该在理论和批判等问题上为全体黑人辩护，期待我有时候不仅要为英国政治而且要为文化研究发声。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黑人的责任，我愿意此刻让自己从这种责任中解脱出来。

矛盾的是，这意味着要以自传的方式说话。自传通常被认为能够抓住真实的权威性。但是为了不具有权威性，我不得不用自传的方式说话。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自己在文化研究中所采用的一些遗产和环节(moments)，并不是因为这是真理或者是唯一谈论历史的方式。我自己之前已经以其他方式谈过了；我随后想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谈它。但是在这个时刻和情势之下，我想采取一个与文化研究的“宏大叙事”相关的立场，目的就是要对作为实践的文化研究、对我们的体制位置(institutional position)和文化研究的规划提供一些反思。我想通过参阅一些理论遗产或理论环节来完成这件事，但却打算通过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来进行。这不是对于文化研究中不同的理论立场的成就或效用所作的评论(评论是为其他一些场合准备的)。这是一次尝试，要讨论的是文化研究中的某几个理论环节――在我看来，这些环节曾经从某个立场确立了讨论理论政治之一般性问题的方向。

文化研究是一种福柯意义上的话语型构(discursive formation)。它并没有单纯的源头，尽管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见证了它最初以这种方式命名自身的某些时刻。据我个人的经验，促成文化研究得以生成的许多研究，其实早已在其他人的著作中出现了。雷蒙•威廉斯在他所写《文化研究的未来》(1986年)一文当中已经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把文化研究的源头追溯至早期的成人教育运动。他指出，“一个规划项目和一种创制构型(formation)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明确的”，因为它们是“实现……也是描绘能量和导向的一种共通倾向的不同方式”(1989年)。文化研究有多重话语；有许多不同的历史故事。它是一整套的构型；有它自己经历的各种不同的形势和契机。它包括许多不同的工作。我想强调这一点！它始终是一套不稳定的构型。它是打引号的“中心”，只在我突然想描述的某个时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存在。它有许多的发展轨迹；很多人经由它获得了且正在获得各种不同的轨迹；它由众多不同的方法论和理论立场构成，所有这些方法论和立场都处在争论状态。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理论工作，更确切地说可称之为理论噪音。其间伴随着大量的不和、争吵、情绪性的焦虑和愤怒的沉默。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文化研究不是一个受管辖的(policed)学科领域？是不是人们只要自认为自身或将自身定位在文化研究的规划和实践当中，就可以随便想干嘛就干嘛？我对这种提法也不满意。尽管文化研究作为一个规划项目是无限制的和开放的，但它并不是那种简单的多元主义。是的，它拒绝成为任何一种主导话语(master discourse)或元话语(meta-discourse)。是的，作为一个规划项目它永远向那些未知的、那些还不能命名的领域敞开大门。但是，它确实有某些进行连接的意图；它确实与它所做的选择有某些关联。它决定着文化研究是这种还是那种样态。它不能只是随便选择在一种特定旗帜下开展的所有研究。它是一项严肃的事业或规划，而且它嵌入到了那种有时被称之为文化研究的“政治”层面。并不是说文化研究当中原来就内嵌了一种政治。但是在文化研究中有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在我认为和期待的某种意义上，未必就适用于其他许多非常重要的学术和批评实践。这种东西在此处显示出如下两种趋向――拒绝封闭和管制这一领域与决定在其中突出并证明某些立场――之间的张力。这种以对话方式通往理论的张力，正是我在此文论述过程中以一些不同的方式试图去证明的。我不相信知识是封闭的，但我相信如果没有我所说的“这种随机的闭合”(the arbitrary closure)、没有霍米•巴巴(Homi Bhabha)所说的作为随机闭合的社会行动(social agency)，政治是不可能存在的。也就是说，我并不相信会有这样一种实践，它的目标只是为了在世界上制造差异，却没有它必须明确阐明的某些非常重要的差异点或区别点。它是一个关于各种关系结构定位(positionalities)的问题。的确，这些关系结构的定位决不可能终结，也决不是绝对的。它们不能原封不动地从这个形势转移到另一种形势当中；它们不能靠停留在同一个地点来完成这种定位。我试图追溯到文化研究中的那个“阐明立场”的时刻，追溯到各种立场开始产生重要意义的那些时刻。

借用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的术语，这是一个展开文化研究“世俗性”(worldliness)问题的方式。我不会详述世俗性这一比喻所包含的各种世俗性的涵意，而是要论述文化研究的世俗性。我要详细论述它的“卑俗性”(dirtiness)：符号游戏的卑俗性，如果我能那样叙述的话。我试图重返文化研究这个项目规划，从意义、文本性和理论的洁净氛围走向处于其底下的卑俗之物。这将涉及对文化研究的一些关键的理论转向和环节的艰难考察。

我首先要解构的一条思路与一种对于英国文化研究的看法相关，这种看法通常用如下的事实――它在某个时刻变成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实践――来辨别英国文化的特点。这种将文化研究指定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思路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如何考虑那个时刻的文化研究呢？我们谈论的是哪个时刻？就那些理论遗产、轨迹和后续效应来说，马克思主义到底对文化研究还有哪些可以继续产生的意义呢？谈论那段历史的方式可以有若干种，让我提醒你一下，我不是将此当作唯一的故事。但我想用一种我认为可能有些让大家感觉惊异的方式来谈论文化研究。

我是从新左派进行文化研究的，而新左派通常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一种烦扰，一种危险，而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为什么？这与理论问题本身或孤立的理论问题毫不相关。而与我自己(以及它自身)在一个历史时刻的政治结构有关，这个历史时刻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非常类似――让我感到很震惊的是很少有人提及这一点，即某种马克思主义正处在瓦解的时刻。事实上，最早的英国新左派出现于整个历史/政治事业出现解体的1956年。在这层意义上我退回到马克思主义：可以说，迎战苏联开进布达佩斯的坦克。这样说当然不是意味着，那时候我本人以及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项理论规划而提出的诸多问题的深刻影响。这些问题包括：资本所具有的权力、全球覆盖和创造历史的能力；阶级问题；权力和剥削之间的复杂关系，权力是一个更容易在文化话语而不是在剥削话语中得到确立的术语；关于一种普遍理论的问题，这种理论能够以一种批判性的方式，把对生活、政治与理论、理论与实践、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等各种不同领域展开的批判性反思连接在一起；批判性知识(critical knowledge)这个观念以及批判性知识的生产作为一种实践的观念。这些重要的、核心的问题，就是人们所指的那些非常接近马克思主义范围的、致力于或违背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影响或试图发展它的各种研究。

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先在的时刻，好像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可以在其间实现理论上相互完美的契合。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暂时有这种说法)就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后者涉及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重大缺陷、彻底沉默和重大回避，即马克思还没有讨论过或者好像还不明白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是我们优先思考的对象，比如文化、意识形态、语言和符号象征的问题。相反，这些早已普遍存在的问题，已经将马克思主义禁锢为一种思想方式和一种带有批判性实践的活动，使它具有了正统和教条的色彩，具有了决定论、还原论、永恒历史规律和元叙述(metanarrative)地位等特征。也就是说，英国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首先应该被理解是与一个问题，而不是与一种理论，甚至不是与一个问题域(problematic)的接触和博弈。它的最初发展，源于对某种还原论和经济主义――在我看来它们不是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而是与生俱来的――的批判；源于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争论，而篡改过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试图运用这一模式去思考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

文化研究被定位在一场与虚假意识问题所进行的必然的、长期的、以那时为止还无法穷尽的争论当中。就我个人来说，它需要与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欧洲中心论进行一场还不完善的争论。我想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一点。这不仅仅事关马克思碰巧在哪里出生和他所讨论的对象问题，而且事关那种居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成熟部分之核心位置的模式，后者暗示资本主义是从自身内部的转变之中有机地进化而来的。由于我来自一个周身带有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社会，而这些外观是被征服和殖民化所强加的，这只是一种理论的而不是世俗的批判。我并不因马克思的出生地而归咎他；我质疑这种围绕这个模式(欧洲中心论)而接合起来的理论。

我想提出一种有关理论工作的不同的比喻：搏斗的比喻，与天使进行较量的比喻。值得拥有的理论是你不得不竭力击退(fight off)的理论，而不是你可以非常流畅地言说的理论。我随后会对文化研究在今天显示出的这种令人惊异的理论流畅性(theoretical fluency)进行讨论。我自己对于理论的体会――马克思主义当然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与天使进行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