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盛：什么是中国？

价值问题的强势回归

当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取得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奇迹时，有人把中国看作一个经济动物；当这种经济奇迹与政党政治、宪政民主几无关系时，又有人把中国看成是政治怪物。即使像苏珊•桑塔（Susan Sontag）那样对资本主义的弊病有深刻洞见的优秀思想家，谈到中国时也顿感茫然，她说“中国是物件，是不存在”。故宫、长城是物件，但这背后的精神世界是什么呢？有多少人能够说明白呢？即便是炎黄子孙又何尝不是陌生地面对自己的祖国？中国是什么？在那无穷无尽的现象背后，什么是中国的本质？这一问题与民族的价值体系、认同感、主体性紧密相关。

价值问题目前在国际思想界、文化界和学术界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其一度被视作相对的，所以不能用真理的方法予以讨论。因此，在美国的很多大学中，连伦理学和美学的课程都开不出来，因为其缺乏一个恒定的评价标准，没有确定的意义。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语言哲学、逻辑哲学、分析哲学，主导了大学的哲学教育，以至于哈佛大学中一度没有教授能够讲授伦理学，校方不得不从普林斯顿大学请教授来帮助上这门课程。但在最近二三十年的社会思想和学术研究领域中，价值问题呈现出强势回归的态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探索物质现代化背后的隐藏机制时，所谓现代性问题就浮出了水面，即具有哪些品质才能被称为现代化？这就把价值体系的问题带了出来。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美国认为自己所代表的核心价值具有普世的意义，所以才能征服苏联、东欧的人心，引起社会的巨变。因此美国政府将进一步向世界推广美国价值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学术界开始重新关注价值问题。比较典型的就是福山（Francis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他认为长达一个世纪的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孰优孰劣的争论已经可以盖棺定论，历史终结在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体系中。

但与此同时，人们又看到在最近二三十年的美国社会中，无论是社会组织体系，还是经济产业结构，都不断爆发出重大问题，且都产生世界性影响。特别是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几乎把整个世界都搅入美国金融衍生品带来的灾难之中。所以，美国学术界也有一批学者认为价值问题的探索远未结束。举个例子，哈佛大学的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认为，20世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抗掩盖了文明体系间的矛盾。冷战结束以后，大文明之间价值体系的冲突，如今才刚刚登上历史舞台。亨廷顿在哈佛开了一门课，叫“战争地图”（Warsmap），他统计了从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的每一场重大战役，并用图钉在地图上将这些战役的爆发地点标注出来。所有这些图钉最终连成两条线：一条是从南到北的线，这条线正好是基督教文明与其他世界文明的分界线；另一条是从东向西的线，其正好是儒家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分界线。在此基础上，亨廷顿完成了《文明冲突论》。这本书出版以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在美国社会引起很大轰动，远远超出了学术范畴。究其原因在于，“9•11”事件佐证了亨廷顿的观点，文明、价值和信仰的冲突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亨廷顿为此非常得意，接受各种各样的采访，宣扬他的文明冲突论。但其后有一次事件让亨廷顿比较窘困，因为“9•11”以后，美国决定出兵阿富汗，在战争中抓获了一些塔利班士兵，发现在每个塔利班士兵的背囊中，都有一本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美国人觉得很奇怪，就问他们为什么会发这本书？他们说这是塔利班的教战书，既然美国人这样看待伊斯兰文明，他们如果不与美国抗争，该怎么生存下去呢？当然，我们不能把恐怖主义的兴起归咎于亨廷顿及其著作。然而，如何认识人类各种文明，如何处理不同文明迥异的价值体系，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主要课题。不同价值体系间是互相傲慢排斥、颐指气使，还是相互尊重、相互学习？这已经成为重要的世界安全战略问题。

在最近的二三十年当中，由信仰、文明的地方性和精神性建设的问题，引申出一个最重要的课题――什么是核心价值？今日中国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从90年代，我在哈佛就处理过所谓“自由主义”和“左派”的课题，我称其为“跨世纪的不对话的争论”，自由主义和左派的争论其实早已不是学术辩论，而是信仰、立场的对立，其核心就是我们应当怎么处理“普世价值”的问题。此外，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和成长的过程中，如何建立和发展中国本土的价值体系？无论经济增长多么迅速，归根结蒂，中国现代化具有怎样的典范意义？所有这一切问题，都要回到价值体系这一关节点上。

正因如此，过去十几年以来，我最经常提的问题就是，什么是中国崛起的文化意义？祖国越强大就越应当问这样的问题。今日中国已然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外人很容易理解其经济方面的成就，以至于国外有学者把中国仅仅视作一个巨大的经济驱动的国家，海外的中国游客疯狂地消费奢侈品，投资海外的中国人罔顾环境和当地的贫困，只觊觎别人的矿产资源，除此以外，中国究竟给世界带去了什么样的文化消息、价值理念和思想体系？资本主义的发展耗费了150年左右的时间，把启蒙运动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和现代生活方式、经济体系结合起来，取得了世界性的文化影响。自由、民主、平等，如今也都被写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在这方面，我们不应自欺欺人，西方社会的确有成功经验值得中国借鉴，这些来源于西方的地方经验，经过人类的实践获得了普世意义，依照同样的逻辑，来源于中国的地方经验中，有哪些可以成为人类的普世价值呢？我们现在除了谈西方的价值之外，对源于中国自身的价值的认同和发掘，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现在的年轻人在谈话的时候，使用的词汇大多源于西方话语体系，其中源于中国自身的东西相当薄弱，这也是当前中国所面对的重要困难和挑战。

主体性、身份认同与价值传播

在价值的发掘与传播中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即主体性（Subjectivity）的问题。如果社会主体缺乏开发、传播本土价值的责任意识，那么即便是再好的价值也会流失掉。所以很多大的文明在历史上曾经作过贡献，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它的主体性被各种因素消解，或是殖民主义，或是经济浪潮，最后这些文明从人类历史的舞台上消失，成为一个历史记忆，无法再次引导人类社会发展，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都有这样的经验教训。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隐藏在价值体系背后的一个核心问题正是主体性。

我对主体性重要性的认识，主要是得益于哈佛大学教授艾瑞克• 艾瑞克森（ErikErikson），他是美国社会心理学方面最重要的学者，马丁• 路德是其几乎一生的研究对象。他的代表作《青年路德》，在西方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艾瑞克森仔细研究马丁•路德的日记、其同学的回忆、其所在社区的牧师与他的谈话记录，发现青少年时期的路德处在极大的焦虑中，惶惶不可终日。他一直在问一个问题：Who amI（我是谁）？在家里面，家长告诉自己应该干什么；到了学校，老师告诉自己应该干什么；到了社会上，神父告诉自己应该干什么，一个人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别人告诉自己应该干的。既然如此，上帝为什么还要把“我”放到这个世界上呢？“我”有意义吗？“我”到底是谁？有没有“我”自己应该去干的事情？经过长期的煎熬和辨难，马丁•路德完成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蜕变：人可以不经过教会而直接与上帝对话。此后他用毕生精力展开了一场破除教会对个人控制的运动，通过“新教改革”，把每个信徒个人的积极性作为社会真正的动力和源泉，在宗教内部完成了人文主义的转向。

当然，艾瑞克森所突出的马丁• 路德的“who am I”命题中，也存在可以反思的问题，这完全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提问，可是在英文中还有另一个角度，叫Whatis me（我是什么）？这一表述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是从别人的立场来看自己，更多考虑别人的立场、感受。只有自己的立场而缺乏他人的角度，个人的解放最终就会变成自我中心论、彻底的个人主义。近代以来，西方意识形态的主要困境正在于无法摆脱个人主义的自我中心论，个人、社会、国家均是如此。美国的真正困难就是美国中心主义。这是“新教改革”的负面影响。即便是萨特（Jean-PaulSartre）这样的存在主义思想家也执迷在“他人就是地狱”的狂热中。而中国传统基本是在“人己关系”中处理人的主体性，以他人为参照，发展自我意识，这样的个人更少暴戾，更多关爱。今天来看，它的价值更高。

尽管如此，“新教改革”承担了那个时代的任务，把个人从教会的控制中解放了。过去我们认为宗教与人文是完全对立的，其实不然，新教把人文主义引到宗教领域中。这一思想后来深刻影响了以爱默森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爱默生（RalphEmerson）是哈佛神学院的教授，现在哈佛哲学系的大楼就被命名为“爱默生楼” （Emerson Hall），爱默生大力推动每一个教徒独立与上帝对话，解构教会对社会的控制，使每一个人都成为社会的主体精神和主体力量。

艾瑞克森的研究解决了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问题――身份认同（Identity）。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很多的认同问题。认同就是自我的根源性和自我的皈依所在，认同感构成了个人的存在根据，这就是主体意识。个人为什么会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因为有这些东西是其要付诸努力实现的，是其存在的责任。价值只有被认同，才会成为生命的精神动力，没有认同和主体的价值，只是飘在云雾当中的话语和说辞。核心价值的重要方面就是它必须被广泛认同，并是群体性的主体自觉意识，否则就没有意义。

当代中国搞了很多价值条目，比如“五讲四美三热爱”等等，同时还动用国家机器去宣传这些精神要素，可是这些精神要素的某些方面缺乏主体性，国人对其难以产生真切的认同感，所以它没有办法在实践生活中充分展现出来。今天很多人对那个繁复无章的“核心价值”连说都说不清，怎么会发自内心地认同此种价值呢？一个缺乏大众认同的价值体系，不可能转化为民族行为和民族精神。今天我们要建设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中国人的主体性和身份认同问题。

美国学界的中国观

我在“费正清中心”做过一个专题讲演，主题是《什么是中国？以及它的存在意义》。这当中有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进入全球时代之后，中国人面临一个主客体的认识关系问题，即怎样去了解对方，如何通过了解对方来更好地了解自己。全球化提供了一个相互理解的巨大的舞台。在早期阶段，这个舞台上流行一种误解，即通过全球化可以建立标准化和统一化，进而把全球化变成了一个霸道的同质化过程，尤其是超级霸权国家，总是习惯性地沉浸在这种迷幻中。

事实上，全球化正好是一个多样性的舞台。正因为全球化的存在，不同国家、民族的精神文明才可以在这个全球舞台上得到充分展示，进而获得更大的独立性、主体性和认同感。人类社会的发展才可能获得更大的多样和丰富的资源。

在全球化时代之前，人们的认识是建立在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基础之上，从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上半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