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为政举措

政治　　政通人和　　任用酷吏让武则天背上了骂名，在武则天的统治稳定之后，武则天开始启用酷吏。为巩固统治，武则天使用严酷手段。为掌握国家统治大权，她毒死了已立为太子的亲生儿子。称帝第二年，武则天便用两大酷吏之一的来俊臣杀了另一个酷吏周兴；至万岁通天二年（697年），杀死来俊臣，结束了酷吏政治。　　在用人上，武则天为了夺取政权，维护统治，任用酷吏打击反对派；但是武则天还任用了很多贤臣来治理天下，武则天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历史上以知人善任著称，武则天一朝号称“君子满朝”娄师德，狄仁杰等著名的贤臣均在其列，后来的“开元贤相”姚崇和宋璟也是武则天时期提拔起来的。武则天善于用人还体现在她在用人制度上的改革和创新，她改革科举，提高进士科的地位；举行殿试；开创武举、自举、试官等多种制度，让大批出身寒门的子弟有了一展才华的机会。《资治通鉴》评价武则天；“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竟为之用”。

　　武周都城　　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以洛阳为东都。此后高宗频繁往返于两都之间，直至在洛阳病死。武则天年684迁都洛阳，改洛阳为神都，建立武周，705年唐中宗复辟，还都京师长安。她称帝期间，除了长安元年（701年）十月至长安三年（703年）十月住在长安外，一直居住在洛阳。　　武则天为何选择洛阳作为武周的政治中心？司马光解释说：武则天害死王皇后、萧淑妃以后，“数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旧唐书》亦载：“后则天频见王、萧二庶人披发沥血，如死时状。武后恶之，祷以巫祝，又移居蓬莱宫，复见，故多在东都。”其实，这并不符合事实。王、萧两人死于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此时距武则天定都洛阳，已近二十年。况且，武则天称帝后，仍然在长安住了两年。因此，仅仅以王、萧两人之死来解释武则天定都洛阳，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　　陈寅恪先生则认为：“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如隋炀帝、武则天等兹不论外，其中尚有一主因……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 ，陈寅恪先生之说很有道理，武则天定都洛阳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洛阳的地理形势决定的，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首先，就政治原因而言，武则天定都洛阳是为了与李唐王朝分庭抗礼，近而实现改朝换代的心愿。　　武则天为定都洛阳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准备。光宅元年（684年）九月，改东都为神都。688年，建明堂，四月，武承嗣命令同泰将伪造的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的白石进献武则天。五月，武氏受“宝图”，事南郊，告谢昊天，御明堂，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于拜洛前十日云集神都。七月，更命“宝图”为“大授神图”，封洛水为显圣，加特进，并立庙。永昌元年（689年）正月，武则天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次年正月，又享明堂，并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以“曌”字为名。七月，颁《大云经》于天下。九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在洛阳立武氏七庙。天授二年（691年）七月，“徙关内雍、同等九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　　洛阳在政治上对武则天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徐敬业起兵时魏思温的言论中窥见一斑。光宅元年（684年）九月，徐敬业等以匡复庐陵王为借口，起兵反对武则天。当时，魏思温建议徐敬业：“明公以匡复为辞，宜率大众鼓行而进，直指洛阳，则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响应矣。”遗憾的是，徐敬业没有采纳魏氏的建议，结果兵败身死。陈岳论及此事，叹息道：“敬业未能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专以匡复为事，纵军败身戮，亦忠义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气，是真为叛逆，不败何待！”由此可见，洛阳对于武则天之重要，它实际上是武则天的政治大本营。

军事　　在军事上，武则天时期基本维持了唐朝的疆域和地位，由于武则天称帝前后杀了一大批能征惯战的宿将名帅，更由于均田制的逐渐瓦解，使得府兵减少，国家防御力量较弱，“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即由那时而来，导致在一段时间内对外战争频频失利，随着统治的稳定又逐渐挽回了颓势。　　在西北，唐朝与吐蕃为争夺西域烽烟不息，安西四镇时置时罢，高宗启用裴行俭经略西域，于调露元年（679年）重置四镇。垂拱三年（687年），正当武后忙于篡位时，吐蕃又占领了安西四镇，其前锋直达敦煌。武后称帝后的长寿元年（692年），武则天派王孝杰率军收复安西四镇，并遣军常驻，从而结束了唐蕃在西域反复争夺的局面。　　在北方，东突厥在唐太宗时期本来已经被灭，唐高宗在位时期突厥复兴。调露元年（679年）十月，单于大都护府下属突厥酋长阿史德温傅、奉职率所辖二部反唐，和唐朝重新爆发了战争，双方互有胜败。武则天称帝前，抗击突厥的大将程务挺因替裴炎申辩被武则天杀死，突厥的入侵更加猖獗。武则天称帝后第5年，即天册万岁元年（695年）十月，篡位的默啜可汗为了争取中原王朝支持遣使请降，武则天册授他为左卫大将军、归国公。后来默啜因帮助平定契丹有功而被封“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万岁通天二年（697年）三月，武则天应默啜之请，将六州降户数千帐送交默啜，并给他谷种4万斛、杂彩5万段、农具3千件、铁4万斤。圣历元年（698年）六月，武则天命内侄武延秀前往突厥，准备娶默啜女为妃。默啜以武延秀非李氏为由不但不允婚，反而将其拘留，并扬言要用武力帮助李氏恢复唐朝。武则天起先命其内侄武重规等领兵45万反击默啜，但毫无成效。武则天不得已立其子庐陵王李显为皇太子，又任命李显为河北道元帅，招募士兵讨伐突厥；但实际领兵出征的是副元帅狄仁杰。默啜得知唐朝大军将出发，即将从赵州、定州掠夺的男女八九万人全部杀死，一路残杀百姓，饱掠而去。一些大将虽拥有重兵却不敢逼近默啜。狄仁杰领兵10万，到赵州时突厥人已经撤退，他一面安抚百姓，又严令部兵不得侵扰百姓，河北才算安定。此后默啜恃强一再侵扰中原北边，采取时和时战的策略，双方关系时好时坏。　　在东北，武则天时期契丹崛起，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因营州都督赵文翙暴虐无道，契丹人松漠都督李尽忠，和旧城州刺史孙万荣起兵反周，进攻河北地区。武则天三次派兵讨伐，损兵折将，在奚和突厥帮助下才得平定，由此不难看出武则天时期军事上的总体表现不及唐太宗时期。　　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于庭州置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取代金山都护府，管理西突厥故地，仍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巩固了唐朝中央政府对西域地区的管辖。

经济　　武则天早在“建言十二事”中就提出薄赋敛、息干戈、省力役等主张以保障农时；在其执政的半个世纪中，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户口数永徽三年（652年）为380万户，到武则天退位的神龙元年（705年）增长到615万户。此时均田制开始瓦解，民户逃亡现象开始普遍，武则天对此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不过民户逃亡也使政府税收受到了损失，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武则天为了称帝尊崇佛教，大修庙宇，建造规模宏大的明堂、天堂，这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作者介绍

武则天 武则天（624年~705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正统的女皇帝，也是继位年龄最大的皇帝（67岁即位），又是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终年82岁）。唐高宗时为皇后（655—683）、唐中宗和唐睿宗时为皇太后（683—690），后自立为武周皇帝（690—705），改国号“唐”为“周”，定都洛阳，并号其为“神都”。史称“武周”或“南周”，705年退位。武氏认为自己好像日、月一样崇高，凌挂于天空之上。于称帝后上尊号“圣神皇帝”，退位后中宗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后按武曌遗愿改称“则天大圣皇后”）。武则天也是一位女诗人和政治家。 据说她有《垂拱集》百卷、《金轮集》六卷。今存诗歌仅四十余首。 武则天对历史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第一个贡献是打击了保守的门阀贵族。 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以后，把反对她做皇后的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一个一个的都赶出了朝廷，贬逐到边远地区。这对于武则天来说，是杀鸡儆猴，但这些关陇贵族和他们的依附者，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既得利益的保守力量。把他们赶出政治舞台标志着关陇贵族从北周以来长达一个多世纪统治的终结，也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 第二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虽然，早在贞观年间就提出过“劝农桑”的政策，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很好的施行。因此，武则天在建言十二事中就建议“劝农桑，薄赋役”。在她掌权以后，又编撰了《兆人本业记》颁发到州县，作为州县官劝农的参考。她还注意地方吏治，加强对地主官吏的监察。对于土地兼并和逃亡的农民，也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因此，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是相当安定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人口也由唐高宗初年的380万户进一步增加到615万户，平均每年增长9.1%。这在中古时代，是一个很高的增长率，也是反映武则天时期唐代经济发展的客观数据。 第三个贡献是稳定了边疆形势。 武则天执政后，边疆并不太平。西方西突厥攻占了安西四镇，吐蕃也不断在青海一带对唐展开进攻。北边一度臣服的东突厥和东北的契丹一直打到河北中部。武则天一方面组织反攻，恢复了安西四镇，打退了突厥、契丹的进攻，同时在边地设立军镇，常驻军队，并把高宗末年在青海屯田的做法推广到现甘肃张掖、武威、内蒙古五原和新疆吉木萨尔一带。以温和的民族政策，接纳多元文化的发展。对在屯田工作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娄师德，武则天特致书嘉勉。书中特别指出，由于屯田，使得北方镇兵的粮食“数年咸得支给”。 第四个贡献是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唐人沈既济在谈及科举制度时说到：“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浸已成风”。沈既济的这些话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一是武则天重视科举，大开志科。有一次策试制科举人时，她亲临考场，主持考试。二是当时进士科和制科考试主要都是考策问，也就是申论。文章的好坏是录取的主要标准。三是武则天用人不看门第，不问你是否是高级官吏的子孙，而是看你是否有政治才能，因此特别注意从科举出身者中间选拔高级官吏。科举出身做到高级官吏的越来越多，这就大大刺激了诗人参加科举的积极性，更刺激了一般人读书学习的热情。这就是沈既济所说的“浸已成风”。开元、天宝年间“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的社会风气，就是从武则天时期开始的。正是文化的普及，推动了文化的全面发展，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崔融、李乔都是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雕塑、绘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史称武则天当政时期为“贞观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