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露锋：网络对思想的意义

在越来越的人加入到聊天、打游戏的网民队伍，寻求虚拟的短暂快乐的时候，我在网络上发现了一个新的别样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没有美眉图片的感官刺激，没有张飞战岳飞的壮烈游戏场面。这个世界，虽以虚拟的方式存在着，却比我们看到的现实更加真实、生动，更加动人心魂。这个世界，就是散布于各网络的民间思想，以及这些思想组成的精神家园。

以前我对网络并没有好印象，以为只是供一些无聊的人们聊聊天，打打游戏，至多也就是提高信息的传递速度而已。然而，当接触了民间思想网站后，我彻底去掉了这种成见。笔者虽有多年网龄，但至今与网上聊天、打游戏无缘。而一些也许不为他人关注的民间思想网站，却如此让我流连忘返，在网上“掏”思想成了我最大的快乐。

我至今仍忘不了第一次访问《思想的境界》时给我的阅读快感和精神震撼。虽然那时是已是2001年6月，《思想的境界》已在2000年10月被勒令停止更新，我看到的只是“漏网”的残存页面而已。此后，《不寐之夜》、《思想评论》、《问题与主义》等其它一些民间思想网站陆续进入我的视野。不仅仅熟悉了任不寐、余世存、王怡等在传统媒介上鲜见的民间思想者的名字和灾变论、神学自由主义和后极权主义等不同于主流的民间思想，对李锐、李慎之、刘军宁、徐友渔等知名知识分子更深沉的思想也有了更透彻的了解。

每次在网上“掏”思想，就是一次思想的洗礼。近年来声名鹤起的历史学者吴思，在《潜规则》、《血酬定律》这两部著作里，表面上言说的虽是历史，但在字里行间处处可看到现实的影子，文章渗透了作者深切的现实关怀。但我在读到《血酬定律》后记《中国通史的一种读法----帝国组织的兴亡条件及其演变》时有一种意犹未尽之感，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好象作者有东西没有说完。根据多年当编辑的经验，猜度作者本来把想说或者该说的已经说出来了，或许是在出版过程中因目前语境限制而被删掉了？带着这样疑问，我通过网络终于在一家民间思想网站搜索到了原文。这篇文章原题为《帝国及其变体的命运》，长达5万余字，而在《血酬定律》这本书中看到的删节稿才2万字。同时搜索到的相关资料表明，这篇文章的删改稿曾在2000年出版的《战略与管理》发表过，见刊的也仅2万余字。在这篇洋洋5万言的长篇论文中，作者以如椽大笔，在历史叙述中回答了当代中国人的基本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往哪里去？特别是文章后半部分对中国现实的洞察和评判，以及中国今后走势的分析更是入木三分，催人猛醒。这是我近年来看到的关于中国命运的最深刻的文章之一。至此，才真切体会到网络对思想传播的独特作用。在当今特殊的语言环境里，若没有网络，这篇充分体现吴思先生最深沉的思想的原作恐怕只能锁在抽屉里。若没有网络，热爱思想如我一样的读者不知何时才能读到这篇振聋发聩之作。

如今，读书已经成了一种最奢侈的高消费，严肃的写作却成为回报率最底的行当。吴思是幸运的，他不仅属于网络世界，也属于现实世界。他不仅在精神上获得丰收，著作畅销之时也应是物质丰盈之日。而任不寐、余世存等民间思想者却没有这么幸运。他们在网络上的思想表达，不仅没有任何经济回报，还要为自己的道德勇气承担风险。从世俗眼光看，这是一种得不偿失之举。他们尽管常常不得不为自己和家人的生存而四处流离颠沛，他们尽管文才横溢，凭一支笔写些媚上或媚俗的文字完全可以讨得体面的生活。然而，他们固守着道德底线和思想贞节，顽强地抵抗着霸权话语和庸俗意识的围剿。当下，一些被豢养着的假学者所制造的伪思想和学术泡沫充斥市场，这些民间思想者的独立思考更加显得弥足珍贵。现实留给他们的精神空间是如此之窄，他们不得不让自己的思想存活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里。这个虚拟世界因他们的思想的存在而变得鲜活、生动和更有意义。

九十年代前半期的那些日子，我因爱文学而写作。虽有文字不时现面报刊，但大部分被删改得面目全非。编辑再三解释是话语环境使然。虽然我仍笔耕不断，但从此很少向报刊投稿。因爱文学而爱思想，因爱思想而爱读书。多年来，我一直沉浸在节衣缩食换回的近万册藏书中，贪婪地寻觅着思想的只翎片羽，有时也将自己的思考付之笔端。曾有好心的朋友多次劝我写点时髦文章以捞个乌纱或攒点银子什么的。我不忍当面拒绝他的善意，虽每次点头称是，但至今未付出行动。我知道，那并不是我应该和乐意逗留的天地。我所寻求的是另一个在我看来更有意义的世界。经历漫长的等待和苦心孤诣的寻觅，我终于在网络上找到了久违的思想共振。这使我幡然猛醒，从纯个体性思考的沉溺中抬起头来。不管思想是成熟还是稚嫩，都不要让它沉在心底，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它，只有这样你的思考才更有意义。于是我才有《知识分子的“游击战”》、《宗教信仰与未来中国》等文见诸网络。网络成了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上的民间思想对我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网络在这方面的意义，不仅仅属于象我一样寻觅思想的思想热爱者。从思想传播这个层面上来说，网络有了更广阔的社会意义。

五四运动至今已有八十余年，但启蒙的目的并未达到，启蒙的任务远未完成。进入新世纪，意义的失落和社会政治的脱序再次困扰着中国人。五四的科学和民主是否足以解决当前信仰和秩序的双重危机？中国社会又如何落实自由、民主、公正这些普世价值？对于这些问题，上世纪的思想家只给予了尝试性的回答，而将更好的答案留给新世纪的人们，留给更智慧的一代思想家。二十一世纪，是一个需要产生原创性思想家和重新进行思想启蒙的时代。

作为一个思想家，顾准是不幸的，在那个极端年代，他大多数的杰出思考只能用书信这种纯私人化的方式表达，因此当时没有几个人知道或理解他的伟大思想。有真思考而不为人知，有真思想而不能用益于社会进步，这是思想家最大的痛苦，也是思想家所处时代的极大不幸。相比于顾准，新世纪的思想家则幸运得多。网络，为新世纪的思想家表达、传播思想和民众启蒙提供了更多可能和更为广阔的空间。网络对中国社会的最大意义也许就在这里。网络在这方面的意义，也许目前还不被广泛认识，但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充分显现出来。

2004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