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镇之 吕露英：“人肉搜索”与法律监管

“人肉搜索”虽然不是法定罪名，但未必不能实施法治，进行规范。网络社会需要法律监管，网民也需要道德约束。网民有权利，也有义务，应遵纪守法，追随良知，做负责任的网络公民。

据人民日报近日报道：“徐州立法禁止‘人肉搜索’，最高可罚5000元”是1月19日媒体上最抢眼的新闻之一，并引发了不少网民质疑。“据人民网当天做的调查，有超过90％的网民表示反对禁止‘人肉搜索’，认为‘不利于草根监督’。只有4％的网民表示赞同，认为‘人肉搜索弊大于利’。”“网易当天也做了一项调查：对于‘你担心被人肉搜索吗？’超过80％的网民表示‘不担心，我又没做亏心事’。有近15％的网民表示‘担心，但反对立法禁止它’。[1]”尽管徐州方面予以“澄清”，但媒体和网络上已呈一片反对之声，如“江苏徐州立法禁止人肉搜索被质疑封杀网络监督”、“禁止人肉搜索保护了谁”、“立法让全国网民下岗徐州人大真能耐”、“对‘人肉搜索’如此‘说不’太荒唐”[2]，民意汹汹，显示出不同于几个月前的舆论环境。

不久前，被称为“人肉搜索第一案”的“女白领自杀博客”事件宣判，网友败诉，“人肉搜索”顿成禁忌。但一审后有学者提出质疑[3]，认为法官对此案涉及“隐私权”的法律界定有误，指出，披露信息“对主体造成伤害的只能是后续的滥用行为”；舆论的强制力不仅仅是“不指名道姓的舆论批评和谴责，而应该允许指名道姓的批评”。（刘德良，2008）

笔者同意上述意见，认为“人肉搜索”的行为涉及复杂的现象，界限不清，含义不明，与“隐性采访”一样，不宜作为法律适用概念进行定罪，特别是径行禁止。那么，什么是“人肉搜索”？为什么“人肉搜索”会在中国成为突出现象？“人肉搜索”有什么样的表现和功能？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和对待这种行为呢？

界定：似可称“群体互动式人工搜索”

作为一种夸张的网络语言，“人肉搜索”乃是一种噱头式的命名。根据百度的界定，“人肉搜索就是利用现代信息科技，变传统的网络信息搜索为人找人、人问人、人碰人、人挤人、人挨人的关系型网络社区活动”，在此，“人肉”是搜索的工具，而非搜索的对象。

“人肉搜索”发生于互联网，它相对于机器和工具（互联网搜索引擎）的自动搜索，重在人的参与、过滤和辨别。“人肉搜索”强化了人群的参与，提高了搜索目标的选择性和信息的相关性，因而效率极高。网络搜索借助人脑的判断和智力的筛选，采用互动提示的方法，通过群策群力的途径，体现了群体的智慧和“人民战争”的威力，是网络公开性和互动性的突出表现。“人肉搜索”真正的命名似乎应该是“网络群体互动人工搜索”。而围绕“人肉搜索”发生的侵权现象和产生的有害后果，不能一概径直算在“人肉搜索”的头上。

分析：“人肉搜索”的正面和负面功能

“人肉搜索”不仅是一个中国命名，而且在中国的表现十分突出。但它是一种互联网的现象，而不是一种中国独有的现象[4]。在中国，“人肉搜索”的出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一些舆论环境的逼仄、言论的拘谨和信息公开性的不足。

网络人工搜索具有正负两类表现。好的功能主要是揭示真相，舆论监督，例如“周老虎”事件；其次是查询信息，例如四川地震后在通讯、交通大面积中断的情况下，许多网站推出了寻人功能，数十万人通过网络查找亲友。

近几个月，通过“人肉搜索”，网络舆论监督发挥了明显的积极功能，最有代表性的案例是所谓的“猥亵门”事件：林嘉祥这位酒后失德、行为不检的官员被视频记录行为、网络搜索出身份后被免职。另有一位南京江宁区房管局长周久耕，则因为抽着“九五至尊”香烟、戴着天价手表的照片被网友搜索，引发贪腐质疑，也被免职。“中国的人肉搜索，以网络的形式，演化成公众参与的免费侦探，……夸张的说法是，中国式人肉搜索，已经令国际刑警组织黯然失色。（刘雪松）”

虽然网络搜索在进行舆论监督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和积极的功能，使很多人寄希望于网络对行政渎职和贪腐内幕的揭露，以及对道德缺失行为的舆论压力，但“人肉搜索”也有坏的后果。首先，是网络披露的个人信息可能侵犯个人隐私；此外，信息的公开可能导致网络及现实中的暴力行为。不容否认的是，目前的“人肉搜索”行为仍然集中在与个人隐私相关的敏感问题上。如“第三者插足”、“婚外情”等事件，因为能够满足人们的“窥私”欲望，常常成为“人肉搜索”的主战场，也因此而易于侵犯隐私。例如，“女白领自杀博客”事件就基本属于外界不应过多干预的私人领域。当然，如法律所认定的，在此事件中，“第三者破坏婚姻”的“罪名”可以成立，因而进行网络舆论批评并非完全不可以，但散布亲友信息甚至实施骚扰行为，就超越了“合法”的界限。

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一些错误的言行表达了正当的愤怒，但在“人肉搜索”信息的同时，特别是因为连锁反应的后果，对搜索对象产生了伤害，令人觉得“罚不当罪”。例如“虐猫事件”和“辽宁骂人女孩”事件。应当指出，这些错误行为本身都涉嫌或者接近违法。就“虐猫事件”而言，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已有反虐待动物法案，虽然在中国还是空白，但立法趋势是明显的；而“辽宁骂人女孩”涉嫌散布仇恨言论，扰乱公共秩序，即使用“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也是无法支持的。对这些道德问题，甚至违法言行，网民和广大社会公众表达震惊和愤慨，是非常自然的，也是完全正当的反应。对此进行舆论批评是正确的，非此不足以维护社会的善良风俗道德。然而，在网上公布个人信息，从事后的效果看，对当事人的身心也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不能不加以检讨。

判断：针对具体情节、区别前因后果

在许多“人肉搜索”事件发生和发展的链条中，“合法”与“非法”的环节较难截然分清。一方面，社会作为有机体需要相互制约的力量，对道德缺失问题，特别是在法律无权处置的情况下，舆论的监督和批评有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但是另一方面，网络揭露究竟可以走到哪一步，舆论批评究竟应该止于哪一步，却是必须深入考量和仔细甄别的。进一步，可能是“正义之师”；进两步，可能就是“网络暴民”了。而痴迷于“人肉搜索”的，与热衷于网络攻击甚至现实侵害的，往往又并非同一群体，虽然他们都可以被称为“网民”。

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对“人肉搜索”涉及法律的每一个案例，其实都需要个案处理，需要辨明情节，分别定性。公众人物和普通公民可以享受的隐私保护不同。普通公民享受的隐私权也有各种不同的待遇。例如，在“人肉搜索”中常见的区别是，有的人是自己把相关资料放在网络上，希望引起他人的关注，属于自愿的发表，如“虐猫事件”和“辽宁骂人女孩”（一说是被诱骗上当的），特别是“芙蓉姐姐”之类。在上网公布之前，当事人应该预见到网络传播的各种影响（积极的，如知名度提高，消极的，如网络攻击），并准备承担其后果；而有的人则是被动地现身网络，是不情愿的主角，他们的隐私权相比之下就应得到更大的保护。

未来：法律、报道与网民行为

法律讲究平衡，不偏倚一端，才能维持社会的公平。媒体对于社会现象应报道全面，事实清楚，界定准确，方能引导社会的正确认知。这是法律界和新闻界各自专业职守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人肉搜索”这样一个新兴的现象，法律不能草率，媒体也不可随意。

究竟如何看待“人肉搜索”这一新兴的网络现象？法律如何规范以确保每一位守法公民的合法权益（既包括隐私权也包括知情权）？搜索信息和公开资料都需要合法的“度”，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但是，法律总是滞后于现实的，关于“人肉搜索”行为的法律知识远未形成。在概念不清、界定不明的情况下，现在规范“人肉搜索”，时机并不成熟。

事实上，“人肉搜索”似乎也不是一个适用于法律的明确概念。说到底，“人肉搜索”不过是一种搜索方法而已，既然是刀，就既可以切菜，也可能杀人。规定“菜刀只能切菜不能杀人”不会有任何实际的效果；因菜刀能够杀人而禁止使用菜刀，更没有道理。没有任何社会能够完全免于伤害无辜。在网络搜索的问题上，对一种能带来明显积极效果，同时也可能导致消极后果的行为，应该实施事后的追究，而不应事先下令禁止。不能一概而论，因噎废食。

不同场域有不同的公开度，网络是一个公共场所，信息是最公开的。网络上的隐私待遇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个人的选择，知名度、曝光度可能也和网络伤害有关。对个人而言，最好的自我保护是恪守道德，不作奸犯科。

不过，“人肉搜索”虽然不是法定罪名，但未必不能实施法治，进行规范。网络社会需要法律监管，网民也需要道德约束。网民有权利，也有义务，应遵纪守法，追随良知，做负责任的网络公民。因此，对网民进行普遍的媒介教育也是必要的。

注释：

[1]汪晓东，“徐州立法禁止‘人肉搜索’？省市两级人大法工委予以澄清”，人民日报2009年1月20日，第11版。

[2]均来自网上的搜索，网址从略。

[3]刘德良：对“人肉搜索”第一案判决的质疑，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42512#7，2008-12-27。

[4]胡泳：人肉搜索，不仅在中国，http://huyong.blog.sohu.com/108942546.html，2009-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