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贵：新媒体能否促成中国的“进步运动”

【摘 要】当前我国社会存在诸多与十九世纪末的美国社会类似的问题，新媒体的发展也催生了与当年“扒粪运动”相仿的“网络问政”现象。由此许多学者期望，中国社会能通过新媒体促成一场美国式的社会“进步运动”，以推动社会的快速转型。不过，尽管新媒体在信息传播、思想启蒙、限制公共权力、加强社会活力等方面实现了较大突破，由于新媒体自身的种种不足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局限，我们不能对其作用期望太高。我们社会的进步、转型，最主要的途径还是要通过加强执政党、政府与社会、民众的对话、协商，渐进、有序地实现。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新媒体既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

【关键词】新媒体 “扒粪运动” 网络问政 社会进步运动

一些研究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美国社会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情形。如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指出，十九世纪末的美国虽然经济繁荣，但政治上腐败严重、经济上寡头垄断、权力和资本勾结等现象普遍存在，整个社会生活没有规则、道德堕落。通过社会进步运动，美国社会溃败的势头得到遏制。他认为，当前中国也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以实现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溃败的目标[①]，最终建立起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近年来，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媒体[②]在中国发展迅猛，在信息传播、思想启蒙、限制公共权力、促成民主对话、增强社会管理合理化等方面，已有不俗表现，并且还有很大潜力可挖掘。这在一定程度上带给人们某种希冀：新媒体能否推动今日中国社会的“进步运动”？毕竟当年美国的社会进步运动，就发轫于新闻界声势浩大的“扒粪运动”。

一、“扒粪运动”推动美国社会“进步运动”

（一）美国“进步运动”的背景

美国结束南北战争后，进入经济高速发展的“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在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出台了各种鼓励工业发展和西部开发的积极措施，并与第二次科技革命相结合，实现了大国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的长期高速增长。186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尚不到英国的一半，到1870年，美国人均GDP就达到英国的75.3％；1884年,美国的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成为工业国；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一。城市化的步伐同时加快，从1860年到1910年,美国城市人口从621万增加到4464万，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19.8%上升到45.5%[③]。

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并没有消除社会贫困现象，反而出现了物质增长与社会进步的“二律背反”，由垄断资本主义导致的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困化问题更加突出。

十九世纪末，垄断组织兼并狂潮席卷美国工商界和金融界。1899年，美国垄断组织有185个，资本总额30亿美元，占全国制造业资本的1/3；全国铁路网在1901年已被六大垄断公司控制。据查理斯・斯布尔在1896年的统计，1%的美国人占有近一半的国家财富，12%的美国人拥有近90%的国家财富[④]。垄断组织破坏经济运行机制，使经济活动陷入无序状态。

广大工人、农民、移民和黑人日益陷入贫困的深渊。1890年，仅纽约市就有50万居民住在贫民窟。据著名社会活动家罗伯特・亨特估计，在世纪之交，美国至少有10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4%)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旧的社会管理体制无法适应大型城市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在当时的联邦政府体制下，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对州政府和大型工业企业听之任之，企业纠纷、劳资纠纷、城乡矛盾得不到解决，社会骚动和阶级冲突此起彼伏。十九世纪末是美国工人运动的高潮期，如1886年的“五一”运动及秣市惨案、1892年荷姆斯特德钢铁工人大罢工、1894年普尔门城工人大罢工等。小资产阶级也不再追随两大政党，反映他们愿望的平民党运动蓬勃发展，遍及全国。

可见，十九世纪末期的美国，确实就像列宁所批判的那样，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经济日益腐朽，政治走向全面反动，整个社会陷入极大的危机中。

（二）“扒粪运动”推动社会进步

不过，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并没有按照自然规律继续发展。美国自建国以来就形成的、奠基于自由与民主原则之上的政治体制与政治传统，开始发挥其强大的自我改革作用。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即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变革派，运用各种手段与力量（主要是政府权力），对美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调整与变革，消除社会弊端，缓和社会矛盾，阻止革命思潮蔓延，重建了社会价值体系和经济秩序。这就是美国的“进步运动”。

变革派能推动社会进步运动，与当时美国报刊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印刷业的发明创新使得印刷成本大幅度下降；普利策、赫斯特等报业大亨在美国推动“新新闻”运动，现代集团管理成为报刊业的主流，形成了一个低廉通俗、具有广泛读者群的报刊业。正是在此期间，美国开始出现一批以调查黑幕、揭发丑闻为己任的记者和报刊。他们致力于揭露社会阴暗面，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普通公民的关注、黑幕揭露者的责任感以及大众杂志所提供的宽松平台，催生了轰轰烈烈的“扒粪运动”（也称“黑幕揭发运动”）。

“扒粪运动”的名称源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一次演讲。罗斯福把这些揭黑记者比作英国作家约翰・班扬小说《天路历程》中的一个反派人物。这个人从不仰望天空，只是手拿粪耙，埋头打扫地上的秽物。但被批评的记者欣然接受这个称号，自称“muckraker”（直译为“扒粪的人”)，并衍生出“扒粪运动”、“扒粪记者”、“扒粪报刊”等名称。

“扒粪运动”历时十年，涌现出一批职业黑幕揭发记者和喜欢刊载黑幕揭发文章的通俗杂志，如《麦克卢尔》、《世界主义者》、《美国人杂志》、《人人杂志》、《汉普顿氏》等。在1903年至1912年间，有2000多篇各种类型的黑幕揭发文章发表在这些杂志上。一些著名的作家也参与黑幕揭发运动，如弗兰克・诺里斯的《章鱼》、《深渊》等，对一些大公司的种种恶行作了生动、逼真的揭露。厄普顿・辛克莱通过实地调查，写出《屠场》一书，揭露芝加哥肉类工厂令人震惊的肮脏黑暗。据说老罗斯福总统从此不敢吃香肠，并促成政府通过食品卫生法。

“扒粪”运动唤起了人们的良知，促使社会猛醒，政府、公众开始与各种丑恶现象作斗争。具体表现为，涉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立法纷纷出台。

在政治领域实现了选举秘密投票制，保证投票自由；建立初选法，保证选举群众的意愿提名总统候选人和参议院议员；赋予政府更大的管理职能，扩大了总统权力，完善了以总统为中心的三权分立制奠定了基础；实现了妇女选举权，等等。

在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中建立了城市经理制，既保证民主选举，又重视专业知识和管理技术。在经济领域确立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原则，由政府监督和管理托拉斯，征收累进所得税和累进继承税，控制贫富过于分化。

建立社会正义立法，保护社会上的穷人、孤独无援的人，限制企业家雇佣童工。各州政府通过法令，延长中小学的学制，实行义务教育，6-15岁的儿童实行义务强迫教育，减少文盲。教会改革，强调教会应主要关心地上的事而不是天堂的事，应关心当今的社会改革的福利等。

（三）美国“进步运动”的历史经验

进步运动一扫美国社会的腐败，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和二战后的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奠定了基础，为现代美国的成长铺平了道路。正如学者雷颐指出的，扒粪运动是一场拯救美国的运动[⑤]。美国进步运动的历史经验说明，一个自由的新闻媒体对于社会进步非常重要。新闻媒体能及时反映各阶层对社会公正的诉求和建言，能沟通上下、官民和各阶层之间的交流，代表理性和进步的力量；新闻媒体也是揭露腐败必不可少的工具，是腐败分子的克星。

当然，新闻媒体本身并不能推动社会进步运动，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富于良知和正义感的知识阶层来运用媒体推动社会进步，否则的话，报刊业的发达也不过是黄色小报流行的市场。

从更为根本的社会原因来讲，美国社会有一个强大的公共领域，并且社会与政府有着良好的互动。民意能够通过制度性渠道上升为法律，政府也能及时回应民众的诉求，从而积极推动社会改革。“扒粪运动”能够兴起并推动社会进步，这是最为根本的原因。

二、“网络问政”倒逼中国改革

今日的中国社会确实与百余年前的美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驶上快车道，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工业产值迅速增长，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农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城市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三重转变。

中国的社会发展也呈现出“二律背反”的特点,不仅存在当年美国社会的各种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经济腐败、劳资对立、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等，而且还有诸多中国社会特有的问题，如极左意识形态终结造成的意识形态“真空”、宗教信仰与道德力量缺失、人口饱和、地区发展失衡、民族问题、环境污染等等。特别是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现代化、民主化进程。不少学者忧心忡忡地警告，要防止陷入拉美化陷阱。

与美国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形成一个健全的舆论监督环境。传统形态的新闻媒体不仅远没有达到“第四权力”的境况，其舆论监督功能还深受权力的制约。尽管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的新闻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主要是数量上的繁荣，基本的管理理念、体制未改变。传统新闻媒体仍然是“党的喉舌”，秉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而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官员，往往把新闻媒体作为政绩的鼓吹者,“只准说好,不准说坏”，就造成了传统媒体批评报道难、舆论监督不力的状况。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普及，越来越多的人[⑥]通过新媒体参与社会事务，如了解新闻、传播信息、评论时事、发表政见等。由于新媒体具有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许多特点，如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个性化、分众化，以及传播过程的互动性、便捷性、即时性、开放性、低成本等，社会管理部门很难用控制传统媒体的方法控制新媒体，因此新媒体成为民意表达最为顺畅的通道，当仁不让地承担起本应由传统媒体承担的舆论监督职能。许多人把新媒体称为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⑦]，但就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来说，新媒体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远远超过前三种媒介，并催生了一个令人容易联想起“扒粪运动”的词语：网络问政。

“网络问政”是党政机关和民众以网络媒体为平台、以政治信息传递为内容的双向沟通过程。它既指各级党政机关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以实现民主、科学决策，进而推动社会管理合理化的过程；也包括民众通过新媒体表达、传播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情绪、态度和意见的行为。近年来，许多重大社会事件都是通过网络进入公众视野，发展成为网络舆情事件，并最终在广大网民的监督下得到妥善解决的。网络舆论对公共治理形成了强大压力，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一些事件的走向，正如传媒学者祝华新先生指出的，“网民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压力集团’”，“网络舆论倒逼中国改革”[⑧]。具体来讲，新媒体从以下四个方面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

（一）信息“守门人”失守与传播上的“蝴蝶效应”

信息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在社会政治领域，信息传播的影响更是举足轻重。因此古往今来，无论什么样的制度，社会管理者都会努力控制信息的传播。正如传播学中的“守门人”理论所指出的，信息传播总是沿着含有某些“关卡”的渠道流动。这些“关卡”的“守门人”，根据公正无私的规定或个人意见、偏好，决定继续或中止信息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传递,差别仅在于，不同体制下控制力度和具体承担者有所不同。

“守门人”不仅指记者、编辑等媒体从业人员，也包含政府相关管理机构；从宏观的角度看，媒体本身就是整个社会信息流通的“守门人”。媒体的发展，从报刊、广播到电视，传播的数量和力量都在不断扩大，但都未能突破“守门人”的传播模式，因为这几类媒体还都是由少数专业人士来操作的。

进入互联网时代，新媒体以越来越快的步伐，颠覆了信息传播的“守门人”模式。特别是“推特”、“微博”的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了“自媒体”时代，彻底改变了传播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