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曼丽：新媒体：灾难中的大作用

3月底出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4月20日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一带又发生7.0级地震，今年入春以来我国突发性事件和灾害接连不断。4月20日早8点零2分地震发生，8点零3分中国地震台网发出了第一条微博。根据新浪微博的统计：截至4月20日下午五点，有关四川芦山7.0级地震的微博总数是6400万条;芦山地震寻人微博总数是231万条;芦山报平安的微博总数是1008万条。迅速、便捷的自媒体，在突发事件面前显出了傲人的优势。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业专家咨询委员，她认为新媒体与“突发事件”先天契合。

1问 新媒体传播突发事件，优势在哪?

程曼丽：新媒体具有速度快、信息容量大、互动性强的特点，它与“突发事件”有着先天的契合性，可以即发即报，滚动播报。互联网技术应用的web2.0形态微博出现后，随着用户的不断增加，信息源更是无处不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2010年(微博元年)之后几乎所有的突发事件都是微博首发，微博直播。从2010年的玉树地震、上海11・15特大火灾，到2011年7・23甬温线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再到去年7・21北京暴雨等等都是如此。

除了快速传播信息外，微博具备社会动员功能，在适时发起寻亲、捐款、物资援助等行动，在聚拢爱心、组织和调度民间救灾资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早在7.23甬温线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微博成了亲友发布寻亲信息的平台。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都开辟了“微博寻亲”栏目，很多网友参与到寻亲活动中来。微博还大量转发乘客名单和在各医院救治的伤员名单，每当知道某位乘客或伤员的下落，就会用粗体标注出来。很多乘客家属都是通过微博得知亲人消息的。温州血液中心还通过微博发出献血倡议书，并告知献血地点，很多市民看到微博后就去排队献血。

经过之前应对突发灾害事件，此次芦山地震的微博传播，还表现出了相当的理性。比如有的学者在地震发生后就通过微博告诫媒体，不要一股脑儿涌向灾区，给前方的道路和救援带来负担;应当整合报道资源，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还有学者提示媒体，不能只看到央视直播的那些受灾地区，还要注意到被直播地图所忽略的地方，呈现出整体性的灾情信息。这些理性思考对媒体的灾情报道无疑是有益的。

2问 与汶川地震相比，此次传播有何新特点?

程曼丽：“5・12”汶川地震发生在2008年，当时互联网技术应用不如今天，虽然新华网在地震发生18分钟后就发了快讯，比其他传统媒体都快，并且在当时已经被认为有很大突破了，但是与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今天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当然，除了传播技术上的原因之外，政府方面信息发布观念的保守、滞后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像前面讲到的，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升级，它在突发事件播报中的优势越来越明显，甚至已经成为传统媒体报道的重要信息源。但事情往往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正因为新媒体，尤其是微博具有参与面广、互动性强、传播速度快的特点，它的可信度和导向性等问题也屡屡被人们所提起。

在突发事件的传播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当权威性的信息还没有发布时，一些传言和谣言已经通过微博平台传播出去了;一些网友还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呢，就已经情绪化地转帖、评论了。由此产生的舆论声浪无论对事情本身还是当事人的影响都是非常负面的，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好在网上的一些舆论领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提出了网民的自律问题，呼吁网民不转发没有注明来源的信息，没有得到证实的消息不轻信等等。这其实是媒介素养以至公民素养的题中应有之义。既然我们已经进入媒介化社会，就要提高全民的媒介素养，用好新媒体，减少它的负效应，发挥它应有的社会功能。

3问 媒体如何保证适当的参与度?

程曼丽：突发事件一般都是重大事件，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注度，符合媒体有关新闻价值的诉求，所以媒体必然介入，必然报道，国内国外都是如此。像美国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后，国内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派重兵奔赴灾区报道;在日本，只要地震发生，媒体记者就会很快在灾区集结，这被看作是职业精神的表现。这是自然产生的现象：灾区现场是救援大战，荧屏上、版面上是新闻大战。应当承认，媒体的总动员、齐上阵，对民众详细了解灾情信息具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媒体在短时间内的扎堆采访，也会带来一些问题。首先是学者们指出的有可能挤占道路、交通、供给等救灾资源，给灾区带来负担。在这方面，地震频发的日本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日本建立了媒体的灾难报道体系，媒体之间签订有“紧急事态下互相支援协议”，可以保证突发事件发生后的有效联动。其次是对灾情的过度挖掘、过分渲染，容易使受众的认知偏离客观事实，产生病态焦虑。目前一些媒体的“新闻策划”就是在对社会焦虑推波助澜。当然，也有一些恪守专业理念的年轻记者认为细节越真实，整体就越真实，所以他们努力去呈现一个个生动的细节。但是他们恰恰忽略了一点：有的时候细节越真实，整体就越不真实。一些记者跟着央视的直播区域走，忽略直播地图以外的受灾地区，就说明了这一点。

灾害报道和一般的报道不同，它既是一个将问题展开的过程，也是一个促使问题解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不但要及时报道新闻，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而且要安抚受伤的心灵，维护正常的社会及救灾秩序，引导各方面妥善处理事件，解决问题。这是它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总之，新闻竞争是正常的，但是要有节制，要多考虑社会效果。

4问 受众该如何接纳海量信息?

程曼丽：媒体，特别是网上的海量信息，的确给受众的辨识带来很大的挑战。进入社会化媒体时代以后，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使得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信息的真伪就更难识别了。有人说，这个社会更需要智者，我看这个智者就是权威信息源，就是专家。网上传言说，某年某日几点几分北京将发生地震，地震专家不相信，因为他了解情况，就全世界的科技水平而言，准确的地震预报不可能实现，说得越具体就越是谣言。网上传言说，板蓝根冲剂可以预防H7N9禽流感，还说某企业已经研制成功疫苗，流行病学专家不相信，因为根据他的专业知识，板蓝根不可能起到预防H7N9禽流感的作用;人感染的H7N9是一个全新的病毒，它的疫苗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研制出来。这就提示我们，在海量信息面前，要相信权威信息源，相信专家意见，不轻信和传播没有得到证实的信息。这客观上也对权威信息的发布者政府及相关部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就是要快速发布信息，不间断发布信息，堵住谣言的出口，净化网络生态。这次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疫情发布就做到了这一点。

从首例病人的发现到新增病例的确诊、救治，以及相关措施的出台、实施，一切都在透明状态下运行。出现疫情的地区相继启动应急预案，建立每日疫情通报制度，并且通过新闻发布会、官方网站以及微博等形式及时发布信息，充分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虽然在疫情发生的过程中，偶尔也有谣言和不实消息传出，但最终都在及时、权威的回应中得以化解。这与10年前非典期间捉襟见肘的信息发布完全不同，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5问 如何看待自媒体成为公益活动平台?

程曼丽：这的确是一个亮点。我想大家都注意到了，2010年以来，通过互联网，特别是微博平台开展的公益活动越来越多。比如由邓飞发起的“微博打拐”“免费午餐”等公益项目，还有“明星地震慈善捐款”等公益活动。这些项目和活动虽然是由网上的意见领袖发起，广大网民以个人身份参与，却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拿“免费午餐”来说，因为媒体的大力支持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免费午餐”行动很快获得全社会的认同，半年内筹款3500万元。后来中央政府投入160亿元，地方政府配套200多亿元，为许多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的少年儿童解决了免费午餐问题。因为这些公益项目和活动是在社会化媒体上进行的，参与者大部分是普通人和民间组织，具有平民化、常态化的特点，因此被称作“微公益”。在这次芦山地震中，震后不到60个小时，新浪微公益平台就为灾区筹款1亿多元。

当然，对于中国而言，微公益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规范性、专业化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微公益已经形成了一种高效的资源动员方式，并且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光明日报记者刘 茜 光明日报通讯员 陈 鹏)

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社会科学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国家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同时兼任国内多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