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溆：新媒体传播――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机遇」正文
除了国学，我们几乎所有其他的学科都来自西方，传播学也不例外。因此，要想探索中国传播学的特征，就非常有必要了解西方传播学到底属于什么学科领域，它的使命是什么。
西方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这一领域，以贡献知识为存在的价值。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社会科学领域里的诸多学科中，虽然传播学属于相对“软”的学科，但这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无疑是沿着社会科学的路径推进的。因此，或采用批判学派的范式，或遵循实证研究的路径，西方学者们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使得传播学登堂入室，逐步进入了包括美国一些著名大学在内的学术殿堂。这就是说，从一开始，传播学就以其明确的学术取向，与传统的新闻学拉开了距离。
所谓知识，是没有国界的，更无本土之说。这么说丝毫也不是忽视本土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就社会科学而言，没有人，也不应该有人否定本土的重要性。但本土因素的重要性的体现，主要应表现在，对西方所展示的知识或研究发现，根据本土的具体特征对他们进行实证学派意义上的证伪或者批评学派意义上的批判，而不是其他。这需要对西方传播学熟悉到能批评的地步，包括对相关研究方法的熟练掌握。当然，另一种办法是采取不对话或者伪对话，借助于政治或资本的力量自己定义何为学问。
当然，我们也可以根据本土自己的历史传统，努力开发出以中国为起点的本土传播学。问题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对世界曾做出过重大贡献，但就是没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或社会科学。那么现在，到底出现了什么过去不曾有过的新状况，使得我们能根据自己的历史传统，建立起一套源于中国超越西方的传播学或新闻学呢？任何关于纯粹中国传播学或新闻学的建立，恐怕首先得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在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差异到底在哪里呢？学术上的传播学或者大众传播学从根本上来说和媒体内容本身的生产无关。对于传播学学者来说，无论是记者编辑还是大众媒体组织，都只不过是他或她研究信息流动中传者的一部分罢了。比方说，传播学家基于对大众媒体组织的研究，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这些学者们孜孜以求的是传播规律，也就是说传播学知识。
但是我们的传播学学术发展从一开始就有着十分明显的本土新闻学特征。我国的本土新闻学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发展起来的新闻学。它在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动员群众等方面有自己系统的成熟理论和方法。
这就是说，我们的新闻学不但和西方的新闻学不兼容，而且与西方的传播学区别更大。
首先，我国的传播学对理论和方法的训练十分薄弱。一个比较悲观的估计，或许我们的新闻传播学界能够分辨出西方实证学派、批判学派和后现代学派之间实质性区别的都不多。至于研究方法，其状况就更令人感到困惑。我们的传播学研究了三十多年，发表的论文基本上都是个人观点，虽然有些是很精致的人文观点，但那依然不是知识，没法靠这些观点综述成给学生们授课的经典传播学教材。
简言之，就研究而言，就像我们在生活中虽然基本上都穿西式服装一样，但我们依然是货真价实的中国人。我们的传播学也是类似，在我们的文章中，常常从西方选取一些专业术语来使用，也常常模仿他们的研究路数来展示我们的一些看法，但那基本上是我们身上穿的那身“西装”，核心是我们本土做新闻学的路数。本土新闻学的路数是我们国情的具体体现，这里既不是说它有问题，更不是说它不上档次，而是主要指它和传播学的做研究的路数区别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