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洁林：交流，在传译中迷失

2008，中国进入特别的一年，世界似乎也进入了“中国年”。十一届人大和政协两会的召开奠定了胡锦涛和温家宝的第二任任期，延续了“和谐社会”的主旋。奥林匹克第一次在中国举行，世界各地新闻记者蜂拥而至，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通过媒体人的眼和镜头，嘴和笔，展示在世界人民的关注下。机会和挑战永远相随而至――中国，你准备好了吗？

这里，我先从世界热门新闻中(截至2008-06-30)，拣选出有关中国的几个片断――

美国：盖洛普2008年2月民调，中国被美国人视为美国最大的三大敌国之一。其他两国为伊朗和伊拉克；

中国：2008年3月，西藏发生暴乱，数十人死亡。藏独势力在全球阻挠奥运圣火传递，并与奥运支持者发生冲突；

欧洲：《金融时报》2008年4月民调，中国成为欧洲人眼中的世界最大威胁，美国紧随其后为第二；

中国：2008年4月，世界华人集会或用其他方式抗议西方媒体有关西藏问题的不公正报道，以及个别媒体人士的辱华言论；

中国：2008年5月，四川汶川发生地震，近10万人死亡，几十万人受伤，上千万人失去家园；

……

在东方，有很多不解甚至愤怒的中国人。从西方政客在中国问题上频频傲慢施压，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屡屡偏见，中国人在问――

你们这些西方人，为什么对中国5000年的文明不尊重？为什么对中国30年的进步和成就视而不见？你们为什么老是揪住中国的小辫子喋喋不休？你们是不是双重标准？你们是不是别有用心？

在西方，有很多警惕而怀疑的西方人。他们对中国的崛起充满好奇和不安。从西藏问题，到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到大批制造业工作从西方至东方的转移，再有中国的能源需求给世界市场带来的冲击，他们问：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吗？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是福音还是威胁？

2008年，当中国全国同心努力向世界展示中国实力和正面形象时，当世界将目光转向东方审视这个国际社会可能的新领袖时，我发现，东西文化的摩擦正在升温。国际政治从来是最为复杂的学问和操作。利益，文化，种族，道德，历史，国家，宗教，等等，众多因素在左右其发展，作出全面评价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显然，中西双方在交流上有诸多误区，它使双方的误解加深，对立升级，中国国际公关危机重重，凸显出东西方的交流，在传译中迷失。

是的，东西方亟须有效的交流。交流是一个互相了解和理解的过程，建立信任的过程，妥协的过程。有效交流虽然不能解决所有冲突，但却是成本最小的方法，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本文系为中国读者而作，特别关注中美交流问题，主要是中国如何与美国方面交流。而美国应该如何与中国交流，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我拟从几个方面来讨论中美交流问题――

我们交流的对象应该是谁――锁定目标；如何进行交流――在对方的文化构架和价值体系中传达我们的信息；谁来进行交流――让人民成为主角，以及如何增强与西方媒体的合作。

锁定交流目标

有效交流的第一个要点是确定交流对象，交流手段则由此而定。在中美交流中，对象可以是政府，民意代表（国会），商业界，某利益集团，以及美国大众，等等。目前中美交流最为薄弱的环节是与美国公众的交流。各种民意测验的结果是基于公众对有关问题的看法，民意代表的投票取向也往往基于公众的看法，特别是其选区的选民。因此这里主要探讨作为交流对象的美国公众，即所谓的“公共关系（公关）”。

为简化起见，我将美国大众大体分为三部分――对中国友好的人士，对中国不关心的人士以及对中国不满的人。而这第三部分对中国有抵触情绪的人又可分为3类：对中国怀有恶意和偏见的人；善意者对新势力的自然生理排斥反应；在中国的崛起过程中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人。中国应该将交流的对象主要放在西方广大关心中国的民众，特别是那些暂时不友好的人。去理性加感性地解决他们的疑问，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他们是媒体和政治力量的群众基础，决定敌对势力有无市场。

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善良但对中国的崛起好奇又不安的人。对新势力的谨慎和排斥是很自然的人性。在世界的权威力量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大潮中，人们需要了解新势力是否能与世界完全整合，需要看到新的领导者对世界的责任感和道德高度，人们也需要时间去适应新的竞争环境。而对那些在全球化大潮中利益受到损害的人，他们的处境是值得同情的。因为在宏观失业率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生活陷入困境的家庭。因此对这部分人的怨气，应有充分的理解，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的人们更应该有同理心。这两部分人应该是我们交流的重点。因为其人数众多，形成了美国主流社会的民意基础，是左右民意代表（国会）和媒体的最主要的力量。良好的交流会使他们转化为支持我们的力量，反之他们则可能成为敌对势力。

如同任何一个社会，对某一个文化和族群居心叵测和怀有恶意的人永远存在，但也永远是极少数。不幸的是，因为他们的蓄意表演往往具有很强的“新闻性”，他们往往占据媒体头条。但是他们不应该是我们交流的主体对象。有三个原因：其一由于他们的立场和目标，他们的立场很难因为交流而改变；其二是他们有很强的新闻主导能力，让对方接火往往是他们的目标之一，因此与他们用任何形式的对话，往往是中“圈套”，帮助对方增加知名度；其三是与这些恶意者较量的过程中，沉默的大多数人民是观众。人们往往看到的是双方不理智的交锋，而对双方都难有好感。从中国政府发言人每每对敌对势力的“义正词严”的驳斥，到中国书报的诸多西方“阴谋论”的描写，我看到，我们花了太多的精力与这部分人交锋。

在美国，我曾被邀请参加一个有关中国问题的电视访谈节目。同时受邀的还有一位国际大赦组织的官员和一位美国劳工组织的领导。众所周知，国际大赦组织的主要宗旨是维护世界人权。由于经济国际化大潮的影响，美国工会组织的工人会员大量失业，美国劳工组织最近几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游说美国国会在经济国际化的过程中保护美国劳工的权益。两位嘉宾均未去过中国，与中国没有个人恩怨，但他们所代表的组织注定了其立场。不出意料，在节目中，国际大赦组织的官员细数中国的人权问题，而美国劳工组织的领导则大谈劳务外包以及中美贸易的不平等给美国经济和劳工阶级带来的冲击。不代表任何组织的我，应该如何定位？

首先，我当时交流的对象，是电视机前那无数看不见的美国人，是那些关心中国但对中国知之甚少的人们，是那些善良的愿意聆听和了解中国的人们，是那些对中国有不少误解的人们。我肯定国际大赦组织有关中国人权的问题的关注，虽然他的描述有不少细节错误，他的结论也有不少偏见。但拘泥于细节的争执将消耗宝贵的空中时间，听众顶多看到的是各执一词的热闹而已。我主要将精力放在告诉听众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度，让一个古老国度的文化加入西方现代文明的元素需要很大的智慧，勇气和耐心。其实人权改善正是中国人民超过百年的努力的目标之一，而最近几十年这个过程正在加速。我与听众分享了自己家庭的故事：我的祖母，母亲和自己，三代中国妇女权益的变迁。这个普通的中国家庭的故事体现了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时如何将基本人权还给占人口总数50%的中国妇女。当然中国还有许多人权的议题需要一一解决，但世界需要有耐心和信心，让这个古老的民族遵循自己的时间表解决问题。针对美国劳工组织的议题，我首先对在经济国际化大潮失业和生活品质下降的人们表示了同情，对他们的不满表示理解。但是加入和推动经济全球化，是美国政府和社会精英的一项理性的选择，因为这个决定将使美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最大化。我举例由于全球化，美国民众（特别是低收入和失业的人们）可以以低廉的价格购买日用品，让他们有富余的资金去从事其他活动。当然，这也使得原来制造这些产品的工人失业。但获得廉价产品和保护相关的制造业，二者只能选其一，美国社会作出了理性的选择。现在的任务是如何帮助在这个过程中受害的人们，而不是去逆转这个过程。

节目完成之后，两位嘉宾向我表示祝贺，说我是他们见到的最好的中国“发言人”。节目主持人笑着说：“我原以为她是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我虽然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但经常关注各方言论。站在海外来看，持不同政见者可以是更为理性的维护民族大义的力量。而那些狂热偏执的“爱国”人士，则对民族有百害而无益。

在对方的文化构架中传递信息

最有效的交流，是在别人文化框架和价值逻辑之中与人交流。这不是向异族妥协，不是放弃中国人的价值观。因为，我们在用别人文化框架与人交流的同时，也将我们的价值观有效输出。我所说的有效交流也并非“骗人”或“蒙人”。在市场营销学中，有一个专业术语：“Value Proposition(价值定位)”，意即从客户和消费者或听众的角度去审视所推销的商品的价值并准确定位市场策略。良好的交流将使“好人”可以支持我们，使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利益受到损害的人理解我们，使对中国怀有恶意和偏见的人群缩小。如果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也学了一些别人好的东西，那更是我们的大幸啊。

以西藏问题为例，我想就如何交流探讨一种可能的方式。在奥运火炬在旧金山传递那天（2008年4月9日）听奥运支持者和藏独支持者的对吵，对我们探讨交流问题很有启发。下面是一段一位中国留学生和一位白人藏独支持者争吵――

藏独支持者：“Free Tibet！”（西藏自由！）

中国留学生：“It is not your business.” （这不管你的事。）

藏独支持者：“Of cause it is my business. Human rights are every one’s business.” （当然是我的事。人权问题是所有人的事。）

中国留学生：“You ancestors came to America and killed so many Indians. Why don’t you criticize them?” （你的祖先来到美国杀了那么多印第安人，你为啥不批评他们？）

藏独支持者：“They were wrong. But I can not do anything to them now. But it does not give Chinese government rights to do the same in Tibet. “ （他们有罪。只可惜我对他们做不了什么。但这不是中国政府在西藏做同样的事的原因。）

中国留学生：“US government is killing in Iraq now. Why don’t you stop them?”（美国政府正在伊拉克杀人。你为啥不去阻止他们？）

藏独支持者：“I am trying every opportunity to protest my government.” （我在用所有的机会抗议政府。）

不知诸位听了这段对话有何感想?听在我的耳里，就如听鸡同鸭讲。虽然两人年龄相仿，用的都是同种语言（英语）对话，但个中的文化差别却何止是千万里。

让我来试加分析――

1,中国人往往认为西藏问题是内政，常常拒绝讨论其问题的性质，而外人的干涉是无礼而

粗暴的；而美国人认为人权问题是国际问题，是世界普适价值观的一部分，人人都应关心。

2,此中国学生将对方祖先和政府做过无道的事纳入争论，试图平衡争论双方的道德高度。但美国人对此论点要么是不得要领，要么得到信息可能是西藏问题与当年美国白人对印第安的屠杀是同类问题――这是对中国西藏问题何其有害的结论！

3,此中国学生将个人和政府以及整个民族捆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美国人是个人主义者，强调每个人对其行为负责。政府的行为由政府自己负责。民众对政府的责任表现在对其产生的选举和对其行为的监督。

这段对话反映中西两种文化价值观的普遍差别。以上的中国学生的逻辑，我可以从中国亲朋好友的谈论中听到，也可以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发言中听到。而美国学生的逻辑，也时时在我们周围美国人之中，在美国政府官员的言行中，在美国新闻从业人员的报道中出现。

在西藏问题上如何与西方交流更有效呢？我在这里提出几个交流论点。由于本人没有去过西藏，也不认识任何西藏人，缺乏第一感受，我的论点可能是不全面和有偏见的。但是，我看中文媒体的有关文章，多是中国政府宣传的回声，而西方媒体的相关文章也是充满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