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中国与全球资本：文化视野中的考量

[摘要]：传播与文化领域是检验当今全球权力关系的一个重要“视窗”。本文以此为切入点，考察中国与全球资本融合的轨迹及其政治经济与文化矛盾。首先， 本文引入“非正式的美帝国”这一概念，强调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建构与规制并非依赖一个正式的美国帝国，而是通过把其它国家构建成“非正式的美帝国”内的重要成员国并动摇其统一而独立的中产阶级的形成来得以实现。在此基础上，本文简要检视了中国传播文化业及其话语体系在国家控制与美国软实力的夹缝中发展和变革的轨迹，并以电影业和期刊业为例，分析处于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跨国文化生产和消费模式与跨国阶级阶层关系和消费主义文化认同意识的构建过程。尔后，本文分析了在中国精英政治和下层民众社会抗争两个层面中阶级、政治意识形态、民主主义、和文化认同政治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错综纠葛以及中国传播与文化业在满足一个在结构上“断裂”和在权力上“失衡”的社会中各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在文化传播上的需求方面面临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市场改革的深化和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进一步融合，由此带来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矛盾以及下层民众对经济和社会正义的追求反而强化了重新认识中国这一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回避、挥之不去的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遗产的必要性和现实性。

2003年10月8日，默多克（Rupert Murdock），这位曾经断言卫星电视的发展将终结世界上一切权威统治的跨国传媒巨头，在北京的中央党校发表演讲，劝说中国最高层领导开放媒介市场。他不仅向中国领导人保证，市场自由化与维护政治控治可以共存共容，并且信誓旦旦宣称，“中国有潜力追随美英的发展之路，而且能够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超越美英取得成功”。1 是默多克为了讨好中国而言过其实吗？中国在全球势力激烈交锋的文化传播领域完全依靠自身的实力取胜，其可信度到底有多少？如果中国能够完全依靠自己的实力取胜，那么以默多克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将起何种作用呢？而事实上，由于默多克在中国的影响，“默多克”一词已进入2003年中国传媒业的二十个关键词的前列。2

在广义上，传播与文化领域涵盖了包括传播网络和从媒介文本到语言的所有象征意义内容。它为检验当今全球权力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窗”。其原因不仅在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劝服等“软实力”在美国统领世界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于现在的文化和传播产业本身就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3

尽管美国右翼政治势力惧怕“中国崛起”，把中国看成美国下一个竞争对手而采取自我保护的态度，但是，在当前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未定的因素很多。在众说纷纭中，本文将中国看作一股正被纳入Panitch和Gindin所描述的“非正式的美帝国”(informal American empire)中的区域性力量，并尝试从传播文化业的角度来描述与分析这一假设。4 “非正式的美帝国”的概念与我在《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一文中所评析并引用过的哈特（Michael Hardt）和内戈雷(Antonio Negri)关于“帝国”的理论有相似之处，但同时又克服了我在文中指出的该理论的一些弱点，包括其对民族国家力量的弱化程度的过高估计，对美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主导地位的低估和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以及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主义行为的继续存在的可能性缺乏足够的重视。5因此，“非正式的美帝国”概念来描述后9/11世界也许更适合。与此同时，Panitch和Gindin对阶级关系的关注与Ｈardt和 Negri的 “帝国”与“民众”（multitude）二元对立关系的设置形成理论上的张力，从而为我们提供了有意义的分析空间。当然，正如美国自身的发展尚存在不确定因素一样，谁也无法保证中国目前的与国际资本的整合之路是一条可持续的道路，更无法保证中国在“非正式的美帝国”这一世界秩序模式中稳定的地位。

国家管制与美国软实力夹缝中的中国传播与文化

正如Panitch和Gindin所指出的，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建构与规制，并非依赖一个正式的美国帝国，而是通过把其它国家构建成非正式的美帝国内的重要成员国来得以实现。6 中国作为这一国际新秩序的一员，其国家的重建开始于邓小平在二十世纪70年代末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但事实上，其外部的重建早在1972年便初见端倪。在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依赖其反帝外交策略以及支持不结盟运动在联合国赢得席位，成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合法代表。同年，中国政府欢迎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与美国联手对抗苏联。

同时，尼克松访华成为中国媒体被美国“软实力”征服的关节点。当时，三家美国电视新闻网向美国观众直播了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其技术和专业上的精湛表现让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惊叹，并起到了示范的作用。因此，如果说是苏联和东欧帮助中国建立起电视系统的话，那么，正是美国的商业电视网引领中国新兴的电视业成为促进中国融入全球消费资本主义体系的最强有力的大众媒介。7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以1979年外国广告开始见诸中国电视屏幕为开端，中国文化传播体系便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二十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府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电讯网络，加快了跨国资本进入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市场的步伐。在70年代后期之前，作为革命后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曾抵制西方文化，试图建设非商业化的民族文化。但是今天，她却推进文化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并希望借鉴国外竞争对手的经验重振自己的文化传播工业。自80年代以来，改革中的中国致力于“信息化”并将此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以及实现与跨国资本主义整合的关键步骤。8 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媒体话语中“与国际接轨”的口号的隐性的内涵实际上意味着与以美国的跨国公司为最高表现形式的商业媒介文化的融合。二十一世纪初开始，中国加快了更为敏感的文化产业向市场化方向发展的步伐，范围涉及电视节目制作到电子游戏，并将此作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有必要指出的是，国际上以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在中国传媒业的演绎有其特殊的表现。中国重组国内的文化传播业出于两个目的：意识形态合法化和资本积累。自由化首先在国有领域出现，颇具代表性的现象便是传统党国体制下的市场化媒介的繁荣，而国内私有资本则被限制在文化传播业的边缘地带与下游产业。因此，中国直到现在也没有私营的基础电讯服务提供商和私营报纸、电台、电视台。同样，从电视节目进口到外资直接投资媒介和文化产业，中国政府一直小心翼翼地应付和处理外资的渗透问题。最初，中国政府主要根据其具体需对外资进行个案处理，而后，WTO协议成了行事的重言依据。中国加入WTO，电影业做出了重要的让步，这个问题本文后面会论及。除此之外，其他多个领域也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如电讯服务业、广告业以及视听产品、图书和报刊的发行与零售等。对此中国方面采取由政府主导的国有媒介再次集中化和集团化的方式予以回应。9

时至今日，经过四分之一世纪以市场为导向的快速发展，文化传播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获利最丰的领域之一。中国政府自己就是中国最大的传播文化业经营者，随时准备与默多克等跨国媒体巨头合作，为保障国内外资本的积累创造必要的内在法制和规制条件，同时努力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扮演着一个“负责任”的国家的角色。

以上也正是美国“软实力”80年代和90年代在中国文化领域的滋长的环境。1989年以后，中国确立了市场威权统治以及商业化流行文化的繁荣的政治基础。10 到1997年，作为美国“软实力”在中国的影响的一种标志――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好莱坞巨片《泰坦尼克号》的喜爱。从某种角度，美国文化产业代表着“先进文化”，好莱坞影片在全球的知名度展示了一个国家的“先进文化”对其他“落后文化”的胜利。11

或许，这一“内在殖民化”过程中最具讽刺意味的事例是，当默多克的全球卫星电视王国的中国公司以“星空卫视” 的响亮中文在广东家喻户晓的时候，身为国家电视网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却使用英文――“CCTV”作为其台标和缩略名称。澳门大学传媒学者吴枚曾经指出，“中国国内媒体和公共领域充斥着英文标识，这本身就是文化屈从的一个明显标志。” 12 笑星赵本山以此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向全国观众逗乐，堪称中国国家电视台拥抱后现代自我解嘲意识的一大景观。

然而，仅仅把文化统治理解为美国的文化力量是不全面的。正如美国文化霸权的最尖锐的批评家何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所指出的，多样化的全球媒介产权形式和媒介产品流动模式决定了当今文化统治的形式，尽管该形式仍旧印刻着美国的痕迹，但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跨国公司的文化统治”。13 事实上，日本、韩国、香港和台湾这些已经被整合到非正式美帝世界秩序的国家和地区在跨国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形式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电子游戏等崭新的文化市场里，日本和韩国产品替代美国产品占据了主角的地位。

因此，与其为文化的多元化以及“美国化”遭遇本地化和本土化而沾沾自喜，14 不如从资本主义文化体系对本国文化空间的渗透这一层面来思考文化统治问题更具有实际意义。正如Dan Schiller曾和我讨论过的，跨国文化工业只会依赖文化差异而不会消除文化差异――只要这些差异能带来收益。15 《帝国》的作者哈特和内戈雷也认为，全盘文化同化并非帝国所热衷的优先策略。相反，针对重现的种族和文化国家之间的差异，帝国的“解决方案”不是否定或减弱这些差异，而是识别出已经存在或潜在的差异，赞许这些差异，继而通过一套有效的调控机制控制差异。16 而Leslie Sklair 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资本主义文化体系的领导者们只对收益的增加感兴趣，而对摧毁或者维持当地文化无动于衷。只有当本地或国内企业影响到其获利的时候，资本家才会毁掉他们。殖民势力在过去一直是这样对待那些阻碍其扩张计划的当地企业的。但是，经济全球化已经改变了这一切。它使全球化的企业更愿意将当地的合作者纳入其跨国商业网络当中，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和合作伙伴。这是一种能够与当地精英共享的优势。17

实现资本主义文化统治最为隐晦的一种方式就是促使当地媒介体系将跨国资本主义话语内化。此种文化霸权的实现，不一定需要美国资本或源自美国的媒介内容的直接介入，当然也无需其他已被整合到跨国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之中的国家的资本或媒介内容的介入。尽管中国媒介仍处于中国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是，从国内新闻媒体的话语倾向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踪影。

中国媒介对于近年发生的两次事件的报道就是明证。首先是对中国加入WTO的报道。在对1999年中美鉴定WTO协议的报道中，媒介使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观念得以张扬，跨国企业享有话语权，新闻报道同时给予美国主导的跨国资本主义以足够的重视。中国媒介不仅依赖美国使馆和美国媒介为其提供WTO协议的内容和对协议的诠释，甚至成为跨国公司及其代言人的宣传工具。与此同时，在我分析的近500篇相关新闻报道和评论中，没有一篇文章有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声音，就连礼节性的引语也没有。18 用汪晖的话来说，中国媒介对WTO协议进行了一次漫长而一厢情愿的宣传活动，与美国媒介对这一相同主题的报道相互呼应。19

中国媒介对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报道更具说服力。对于此次事件，中国政府表明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立场。表面上，中国媒介附和着政府的立场，以至于国内的一些美国的辩护者在网络上攻击中央电视台是巴哥达电视台。然而，对各类报道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媒体对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自相矛盾，对美国势力和媒介的商业逻辑及其新闻框架在更隐秘的层次上的屈从在一定程度上淹没和抵消了政府的反战立场。首先，中国政府禁止媒介刊登任何反战文章，在大街上也看不到任何反战迹象。其次，媒介的报道并没有针对最主要、最关键的问题，如战争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以及布什政府发动战争的理由，而是亦步亦趋地报道美国军队的战争技巧与策略，并对美式武器装备进行了长篇大论的分析。为了进行这样的报道，中国媒介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媒介以获取由五角大楼提供的战争画面。结果是，一场残忍的、双方军事力量如此不均的入侵摇身一变成为一部展示美国军事力量和帝国主义扩张的电视真人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