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静：“心理战”与传播学

传播学是二战后在美国率先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尽管传播技术的进步，商业广告业的发展，民选政治的需求以及学科发展的趋势一直被认为是传播学发展的基本动因，但是自二战以来特别是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心理战”计划却对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早期发展起了重大的影响。从1946年至少到1960年，美国心理战计划成为美国传播学研究的重点，有时甚至是核心。美国军方、情报和宣传部门斥巨资用于心理战计划，雇佣大批专家学者，使学术研究直接服务于国家政策。他们通过民间基金会或直接资助了战后十年几乎所有重大的传播学研究，建立了庞大的人际关系网，选择了一批学术领袖，确定了传播学研究的主导方向。可以说，没有美国的心理战计划，就不会有后来成为显学的传播学。了解美国心理战与传播学早期发展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某些特色。

一、“心理战”的实施――从热战到冷战

心理战的历史由来已久。我们可以把古代人在征战中使用的面具，咒语和画符等看成是最早的心理战术。中国古代也有孙子的“不战而胜”思想和刘邦“四面楚歌”的故事。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心理战，即现代科学技术与传媒手段的结合运用。在一战中，美国首次组成由战争部、海军部和国务院参加的公告信息委员会，负责内外宣传，并在战争部情报处以及欧洲远征军司令部分设了两个部门负责战争宣传。

二次大战中，心理战一词正式使用。一开始是指纳粹的宣传，第五纵队的活动以及欧战前的各种恐怖活动[1]。后来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把心理战扩展为运用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解决战时问题，包括阵地宣传，对友军的意识形态训练，鼓舞士气和加强纪律[2]。对心理战最完整的解释来自1948年美军的一份绝密报告。其中宣称：

“心理战要运用一切手段来影响敌心。心理武器在于它们所产生的效果而不在于它们的特点。因此，公开的（白色），秘密的（黑色）以及灰色宣传，颠覆，阴谋破坏，特别行动，游击战，间谍战，政治，文化，经济和种族压力等都是有效武器。其所以有效不在于宣传心理和心理战机构本身，而在于能在敌人中产生内部纷争，不信赖，恐惧和绝望。”[3]

所谓白色宣传是指公开的宣传机构如“美国之音”以“真理和事实”进行“简单、明确和不断地施加压力。”黑色宣传则是不断地制造“麻烦、混乱和恐怖”，包括暴力特别行动以及伪造敌人文件以混淆视听。虽然美国官方否认其使用黑色宣传，但实际上它长期是美国内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灰色宣传介于两者之间，制造宣称独立于政府的错误消息。

对于美国的心理战，有学者指出其三大特点：一是持续地广泛使用暴力，如暗杀，阴谋破坏以及在国外扶植残暴的代理人；二是广泛使用各种传媒宣传，包括白色和黑色宣传；三是心理战的目标不仅指向敌人，也指向美国及盟国人民。

在二次大战中，美国心理战计划无论是在资金投入、人员参与还是研究的深度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一战时期。有六大主要的心理战中心，其中又以战争情报署（OWI）和战略服务处（OSS）最为著名。有几十名著名的科学家包括宣伟伯入伍参军，在这些机构中工作，同时美国参谋总部又成立各种委员会以协调各战区和各军区中的心理战行动，据估计当时附属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欧洲心理战计划就有460人。这些心理战机构还与许多著名大学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研究机构定有合同，这决定了战后很长时期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战时研究使大批年轻人和知名学者并肩工作，培养了学术力量，并形成了一张很重要的职业关系网，这张网构成了战后传播学的研究群体。可以说心理战计划使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有了用武之地，同时也为这些学科的未来发展打下烙印。

在一战结束以后，战时宣传部门很快撤销，也没有政府组织的研究活动。但是在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心理战机构不仅没有取消，反而被制度化并进一步增强了权力。在战争中，心理战可以公开为战争服务，但是在战后，美国从未公开宣战（包括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因此心理战计划需要更委婉的解释和面貌。

1946年美国陆战队魏曼将军提交了一份有关美军在海内外所受的意识形态威胁的长篇报告，该报告导致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意识形态宣传活动。包括增强柏林电台对东欧的广播以及美国之音对世界的广播，对欧洲及远东驻军的教育计划，每年拍摄50－75部纪录片，控制在占领区所有美国商业影片的播映，在美占区对所有报刊书籍的出版登记制和邮品检查制，在60个城市设立文化中心，用5种语言出版针对外国受众的杂志，印刷成百上千外的教育手册，在德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出版军方和政府日报，同时还在德国和日本设立机构，开展大规模民意调查。

除了这些公开行动，1945年杜鲁门政府用新的机构CIA（中央情报局）取代OSS和OWI等战时机构，负责心理战计划。从1946－1950，美国政府投入几百万美元组织了负责秘密战争的部门，直到水门事件后这些行动才公诸于众。

1946年夏，美国会通过“国家安全法案”，成立了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1947年12月，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通过了半公开的“NSC4”文件，为一系列公开宣传活动提供资助，包括“美国之音”，学者交流计划，海外美国文化中心以及类似的公开宣传机构的设立。但是与此同时，又通过了一个“高度机密”的“NSC4-A”计划，提出上述公开的宣传计划必须由一系列秘密的心理战计划来补充，并秘密授权CIA来负责，其管理渠道不同于“NSC4”计划，以避开国会与公众就是否要在海外进行心理战的争论。半年之后，“NSC10/2”计划又取代了“NSC4-A”计划，授予CIA负责秘密战争更大的权限，并成立政策协调处（OPC）。该处虽隶属于CIA，但却由国务院直接拨款，在人事和财务上有更大的自主权。到1952年，该处已雇用了大约六千人，并在美国国内和海外设立了47个站点，其每年的开支估计在8200万美元以上，并主要用于黑色宣传。按照OPC的行动章程，其任务包括：宣传，经济战，防范性的直接行动包括阴谋、反阴谋，破坏和疏散行动，对敌对国家的颠覆包括帮助地下组织；难民解放组织行动；以及支持在“对自由世界构成威胁”的国家中的反共行动等等。OPC同时还成立了一个特别活动组负责对“妨碍美国利益的人”包括背叛美国的双重间谍施行绑架和暗杀等行动。

由此可见，心理战计划在冷战时期不仅鲜为人知地持续进行着，而且其组织机构，行动方式和目标范围都进一步发展。与此相关的传播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得到特别支持。

二、与心理战密切相关的传播学研究

1927年政治学家拉斯韦尔（H.Lasswell）发表了博士论文《世界大战时期的宣传技术》，提出了诸如政治说服战略，受众心理，符号操纵等概念。曾参加美国欧洲军战时宣传工作的专栏作家李普曼（Lippmann）在其《舆论》（PublicOpinion）及《幻象公众》（ThePhantomPublic）两书中又突出强调了大众传媒的巨大政治力量。

最先把传播（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从原先宽泛的意义窄化为说服式定义的是拉斯韦尔和李普曼。从词源上说，communic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com”（一起）和“munia”（责任），也就是“共同负担”的意思[4]。但是按照李普曼和拉斯韦尔的理解，传播的实质就是“作为武器把某人的意志强加给另一些人，或者说大众”[5]。拉斯韦尔把社会传播简化为著名的五W模式，即“谁对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途径？有什么效果”，使控制试验，内容分析，渠道分析，对象分析和效果分析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6]，从而促进了传播学的实证研究。当美国的商业广告业为新的传播理论所吸引的时候，德国的大众传播和公共舆论专家则开始运用本身的知识和技术为纳粹的宣传服务。而当大战迫近的时候，洛克菲勒基金会组织了秘密研讨会，商讨传播学研究如何为美国的反战争服务。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学者们在认识到媒介可能产生的巨大力量的同时，也更多地看到媒介所面对的是“实际无选举权的受众”，“人们常常穷于判断自身利益”，因此强调研究应当服务于普通人和公共利益，消除民主制的弊病。当战争迫近的时候，”社会精英掌管媒介对社会施行有效管理“的思想占了上风。这一思想虽然被批评为用“操纵的独裁反对暴力的独裁”，但仍然占据了主导地位。心理战的推行者们更是把大众传媒单纯看成是说服或控制目标的工具。传播就是用适当的方式把任何信息传输出去以实现意识形态、政治和军事目标。传播学研究被美国军事、情报和宣传部门引向说服术，意见测定，战俘审讯，政治和军事鼓动，意识形态宣传及其他相关问题。有效说服和宣传不仅是能提高战争效果，减少伤亡的有利武器，而且是在美国军队没有直接控制的地方扩大美国影响的一大工具。“自由欧洲电台”就曾被称为“美国外交政策最廉价、最安全和最有效的工具”。

关于传播研究在战争中的应用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心理学家霍夫兰的研究。他在二战中受美国军方的委派，研究纪录片《我们为谁而战》对士兵的影响，重点针对传播技巧和传播效果问题开展研究[7]。朝鲜战争一爆发，宣伟伯等人就受美国空军的邀请前往朝鲜战场从事实地研究。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并且一直延续到战后。实际上，从二战到整个50年代，美国国家安全需要都占压倒地位。据1952年美国国家基金（NationalFund）的统计，用于社会科学主要是传播学研究超过96％的国家基金来自美国军方。通过对一些相关学术期刊的调查分析，从1945年到1955年，美国军方，CIA和新闻总署（USIA）资助了几十个大、中型传播学研究计划。至少有六家最重要的研究中心靠国家安全机构的资助为生。如哥伦比亚大学拉扎斯菲尔德的应用社会学研究所（BureaofAppliedSocialResearch-BASR），密执安大学的社会学研究所（InstituteforSocialResearch-ISR），普林斯顿大学坎特里的国家社会学研究所（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SocialResearch-IISR），全国舆论研究中心（NationalResearchCenter-NORC），兰得公司，麻省理工学院普尔的国家研究中心等，其所获政府资金占其经费开支的75％以上。从1945－1960年美国军方、情报和宣传部门提供了所有大型传播研究的主要资金。[8]在50年代早期，美国政府每年要花费700万到1300万用于大学和思想库的传播学相关研究。[9]

事实上，政府和学术界的关系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甲方乙方的关系。政府基金的流入更多是通过非正式的人际关系来进行。1947年美军国防部专门设立了一个人力资源委员会负责协调对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包括传播学研究的资金投入、该委员会由军方人士和学术界知名人士组成。这些学界知名人士不仅负责一些重要的研究机构，而且很多在基金会中任职。因此该委员会是政府、学界和社会关系网的一个节点。委员会并不直接拨款，而是负责关照军方财政中社会科学所占的比例，推荐项目，通过重大的研究建议。因此这些学界领袖既是政府投资的咨询委员会，又是投资的直接受益者，而他们参加政府心理战研究委员会本身就表明了态度。正是这种人际关系网和大笔的资金投入一起，决定了传播学研究的主流方向。其中民间基金会起了中介和某种程度上遮人耳目的作用。如普林斯顿国际社会学研究所从洛克菲勒基金会所获的100万美元的资助实际来自CIA。洛克菲勒本人就是一个心理战计划的积极推动者。

接受政府资助的许多学者把他们的工作视为心理战的一部分。1951年召开的美国公众舆论研究学会的年会上，就有三个分会的讨论重点是关于心理战的，集中了绝大多数重要的传播学者。会上一致认为，国际传播研究是对美国心理战的一大突出贡献。到1952年，由“美国之音”主编娄文索（Lowenthal）主编的《公众舆论季刊》首次编发国际传播特刊。标志着心理战研究融入传播学的新高峰。

例如，其中格洛克（C.Glock）在“传播和意见形成的比较研究”一文中详细提出了关于国家传播体系极其与传播受众、意见领袖的关系，并提出了这一研究的基本方法。但是作者并没有提及该文来自应用社会学研究所（BASR）和社会学研究所（BSSR）接受的国务院的研究课题。该课题目的在于加强在意大利和近东地区（美国心理战主要目标）公众舆论的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