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静：浅论政治传播中的符号化过程

由于其独特的跨学科性质，传播学的研究范围从一开始就不仅限于传播过程本身，而是经常扩展到传播在经济活动、政治活动以及其他人类社会活动中的作用。政治传播就是以传播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传播与政治的相互影响、相互关系为研究重点的。

在某种程度上，政治本身就含有传播的意义。在现实政治中，即令是一个拥有占压倒优势的权力的人，也需要将自己的理念、计划、纲领、政策等传播出去、宣示于人，使自己的支持者知道奋斗的方向和步骤；争取更多的同情者；剥夺对手的合法性。所以政治权力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为一种说服力，一种对传播过程的完美控制，一种对传播技巧的精致讲求。

由不同的社会历史、政治体制造成的政治过程的差异，也体现在政治传播的差异上，如不同的政治过程当中所体现的不同的传播方式，不同的传播方式对政治过程的不同影响等等。但从另一个角度讲，由于在原则上政治传播的研究重点不是媒介本身，而是政治过程之中的人的行为，特别是经由传播而形成的人的集体行为；而人们在认知现实、接受信息时又有相当的共性，因此，我们可以试图通过对某一具体的政治传播过程的研究，发现、总结出若干带有普遍性的规律。

对现实的符号化在政治传播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事实上，人是唯一会使用符号的动物,[1] 而语言就是人所创造的最重要的一种符号体系。人们借助于语言来描述现实，也需借助于语言来理解现实或说服他人接受自己对现实的解释。因此,通过语言对现实进行描绘和解释往往是传播过程的开始。

然而语言的解释很难是完全客观准确的，解释本身就是一个带有主观色彩的行动，是对现实的一种重读和诠释。同样的事实可以被赋予不同含义而显示不同的政治现实。如果说对现实的描述和解释就是传播过程的起点，那么传播的有效与否就在于，采用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解释，而使何种对政治现实的定义被大家所接受，并最后形成传播者所追求的集体的信念和行动。

我们认为，一个有效的解释――传播活动应符合两条最基本的原则。第一，将形式多样的现实符号化、概念化，使之成为可以理解、可以认知、可以解释的现象。换句话讲，就是借助于符号、概念将我们的思维理性化、逻辑化、“科学化”。从一般认识论的角度看，人们很难做到对现实的完全客观、真正全面的描述。即使能够做到，这种描述也不能使他们对事物的认识上升到理性高度，不能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因此，人们需要运用若干带有普遍意义的概念来对现实加以条理化、符号化，然后通过这些符号来理解现实。而当我们希望将自己对现实的认识传播出去时，我们同样需要这些概念符号的帮助。事实上，大多数人由于教育程度、知识结构、工作性质、时间等等因素的限制，不能或无暇对所有现实进行独立的、细致的考察、思考，无法将自己的体会上升到普遍的、理论的高度，很多时候甚至并不知道存在着相互冲突的解释和评价。他们更加需要这些抽象化的、普遍化的概念符号来形成自己对某件事的判断。第二，建构一个简单而易于理解的、善恶分明即二元的价值体系，将这些概念符号充填进去。这样，所有的符号就得到了明确的分类：好的/不好的，道德的/不道德的，进步的/落后的，应当做的/不应当做的……。例如“秦香莲”就是这样一个概念符号：一个婚姻不幸的妇女，只须自称秦香莲便可望得到公众的理解、同情及对负心人的谴责，而不必陈述自己不幸的具体细节。

一是将事物符号化，二是进一步将符号化的事物纳入一个明确的价值判断体系之中。如果满足了这两条原则，传播过程就可以是简单而有效的。传播者没有必要向受众陈述事实，而只需向其发出若干概念符号；没有必要刺激他们独立的深层思考，而只需等待他们的条件反射。传播因此变得有效、确定、可以预期。在多数情况下既减轻了传播者的压力，也适应了受众的要求：他们经常需要得到明确的结论，或者可以通过符号体系形成条件反射，迅速导出自己的结论。英国著名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在谈到“成见”（prejudge）时曾说过：“因为它们是成见，所以我们珍视它们。……它事先就把我们的思想纳入一种智慧和道德的稳定行程之中而不让人在决定的关头犹豫不决、困惑、疑虑以及茫然失措。”[2]这种成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条件反射。

因此在政治传播中，同样的事实，由于贴上了不同的符号，便可以被赋予不同的含义。在这里，语言的力量在于它定义了现实，构成了人们行动的现实基础，尽管实际上这种定义可能根本无法被证实。那些经常提供这些定义的人常常是体制内的权力精英。他们的地位使他们能够控制对政治现实的定义，批准不同的标签，从而控制公众的立场和观点。正如格林（David Green）所说：“谁塑造了对标签的公共理解，谁就塑造了政治文本的性质。政治语言的历史就是一部为塑造对关键词汇的公认意义而战的历史。”[3]“语话权”（power of discourse）在政治中是一项不可忽视的权力。掌握了它的人可以解释政治形势；可以把自己的计划与行动纳入“正确”的符号体系，而把自己对立面的意见贴上“错误”的符号标签；可以通过对政治数据的安排、比喻式的描述、概念式定性等技巧把各个政治事件联系起来，或者赋予某些事物和事件以政治含义。在许多时候，对政治权力的掌握，首先意味着对用符号定义现实的权力的掌握。法国学者高盖尔与格罗塞曾在《法国政治》一书中描写、分析了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笼罩在政界乃至民众之中的对“左派”、“左倾”这个符号的偏爱及这个符号的魔力：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对国家的敌视及对“进步”概念（这也是一个符号）的推崇，所以当时法国主流的政治文化是左倾文化。谁能自我标榜为左派，为自己的纲领贴上“左翼”的标签，谁就有更大的机会受到选民的支持。于是政客及各政党便纷纷以“左派”自居：“法国19世纪政治进程的特征便是‘右翼’政权的不断失败（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第二帝国）与‘左翼’政权的节节胜利。……正如西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所言：‘在理论上讲，右派的一票与左派的一票等值，但在实践中绝非如此。即使左派处于少数地位，但由于左翼标签的特有魔力，也仍然能使自己的意见得以通过。’”[4]在这种氛围之中，一切政治辩论都成为了“左”与“右”的辩论，“左派”意见就自然能占上风，虽然很多问题其实根本不涉及意识形态。许多右翼政党也只得在自己的党名前加上“左派”、“激进”等形容词，虽然他们的纲领与左倾思想根本无关。政治现实符号化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对此我们可以将大跃进运动的理论准备作为一个典型个案加以考察。事实上，这一传播事件正是从将政治现实符号化、以及对定义政治现实的权力的斗争开始的。大跃进运动首先来自高层的“冒进”与“反冒进”之争。这种争论当然不是简单的符号之争，而是反映出党内领导人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不同判定，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国家发展策略的不同选择。斗争的最终结果是“跃进”派全面胜利，“反‘冒进’”派迅速瓦解并回归主流，“大跃进”成为中央集体的选择。

一、“冒进”、“反冒进”与“反‘反冒进’”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三年（1953-1955），我国的社会发展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与此同时，党内逐渐滋长了一种急躁冒进的情绪，将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看得过于简单。[5]毛泽东本人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影响。在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有人问，将来的趋势如何？趋势就是：大约在十年左右，即三个五年计划左右，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还要加一点，大约五十年到七十年左右即十个到十五个五年计划左右，可以争取赶上或超过美国。……五十年以后会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6]

他首先严厉批评了邓子恢等人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上的所谓“小脚女人”式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随后，这种批评又扩展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经济建设等方面。于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一马当先，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所有制改造也急剧加速，3年完成了原来15年的计划。最后，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又扩展到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

一时间，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几乎成为党的文件、领导人讲话以及报刊舆论的核心内容。《人民日报》率先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1956年元旦发表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其中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号召。毛泽东还亲自编辑了三册、90多万字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以最快的速度于1956年1月出版。党中央还决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部门中展开这个斗争”。[7]

毛泽东对于国务院在1955年夏天编制的十五年（1953-1957）远景和二五计划的轮廓非常不满意，批评领导机关的思想严重落后实际。1955年11月，他离开北京，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了发展农业生产的17条意见。[8]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以农业十七条为基础，于1956年1月发布了《1956-1967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纲要》要求加速集体化，使85%的农户在1956年内加入初级社（1955年是60%），并要求使成熟的低级社发展成高级社，以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农业生产上，《纲要》要求粮、棉产量每年分别以8%、10%以上的速度递增，从而保证到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5亿吨（一万亿斤），超过国务院计划80%；棉花500万吨（一亿担），超过国务院计划一倍多。实际上，中国粮食产量到1993年才达到4亿5千6百万吨，棉花到1983年才达到463万吨。可见即使是所谓保守的国务院计划，当时也是相当超前的。[9]

对这种“冒进”思想，党内一些主管经济的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保持了相对冷静，提出一系列的思想和举措，极力解决“冒进”所带来的国民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问题。

在1956年1月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的讲话和毛泽东的讲话明显不同。他提出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计划必须是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10]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11]

5月11日，针对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8次全体会议上再次指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12]

在6月15日-30日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李先念在《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中写进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内容。报告明确指出：“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为配合党中央、国务院的反冒进，刘少奇还交代参加会议的中宣部长陆定一，组织写一篇《人民日报》社论，讲一讲这个问题。经过刘少奇等人的修改，《人民日报》6月20日发表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李先念的报告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引起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反冒进问题的注意和重视，从而为向党的八大提出一个合乎实际的二五计划的制订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得到了大会的通过和批准。大会坚持了党中央确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发展的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13]

对于反“冒进”的口号，毛泽东是不赞成的。从1957年1月开始，他的态度越来越明确，对反冒进的批评也逐渐上升到政治高度。在当年1月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对反冒进进行了明确的批评。他指出：“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说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