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纪实摄影的介入

有一条冠冕堂皇的戒律：“新闻必须客观，摄影记者不应该介入拍摄对象。”但是世界早已变了，新闻摄影也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摄影师的主观介入成为人性的彰显，毕竟我们首先要负责的是这个世界，其次才是传媒受众。

其实只要是社会性运动，现在都必不可少的是无数摄影师包围，而且越来越多的是拥有双重身份的摄影师：他们同时是运动参与者和记录者，这样的身份前面谈论主观和客观已经没有意义。就说六十年代的反战运动吧，现在我们能想起的最经典的一个画面，莫过于一个嬉皮少女把一朵花插到士兵枪管中那瞬间，这是法国摄影大师马克吕布所摄，那里面明明白白可以看出，摄影师是站在少女和鲜花这一边的，对这最美瞬间的选择，就是主观性。

而同时，1968年布拉格之春运动，摄影大师寇德卡游走于示威民众中间，数日数夜不眠不休拍摄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摄影集，他的镜头由冷静到激昂在到反思批判，完整地呈现了整场运动在图像之外的波澜起伏。马克吕布和寇德卡都不是摄影记者，但他们的选择，拓阔了纪实摄影的内涵，为摄影师身上也存在的那个普通人找到了存在的意义，而后者又反而赋予前者深厚的存在感：你不只是时代的记录者，你还是时代中的一员，而且必须是最敏感和最能承担时代重负的一员。

数十年过去，世界各地不少不愿畴于传统新闻摄影的清规戒律的摄影师，都秉承前行者的冒险精神，尝试以不同方式改写纪实摄影的疆域。台北二二八纪念馆的首届摄影展，唯一参展的香港摄影师是谢至德，在我看来，他历年创作的转变正好也说明了在香港一个有社会良心的艺术家对社会介入问题的思考转变。摄影展展出的是他拍摄皇后码头清拆事件的“皇天后土”系列，多为大画幅摄影，呈现皇后码头大背景中一个个微小但重要的过客、守护者的形象，除了纪念和见证，同时也是用影像论述了皇后码头作为公共空间其留存的意义：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城市难得的人与建筑的圆融共生、公共与私隐的模糊界限，黑白底片的长时间曝光中，空气微微抖颤，黑夜涌起一股暖意。

而在拍摄这组作品之前，谢至德拍摄最久的一个项目是“中国大工厂”系列，再之前他主要是作为一个著名的摄影记者为公众所知。从新闻摄影、到有社会结构分析意义的“中国大工厂”系列，到“皇天后土”，谢至德作为一个摄影师的身段日渐放下，由完全旁观的鸟瞰俯视，到与工厂各阶层人士的平行对话，到混迹于80后社运青年间与皇后码头同呼吸……他的影像也越来越自如，以前那些广角镜夸张尖锐构图早已不见，镜头里镶嵌着的就是老码头的横平竖直，朴素的舞台上演出的就是生活本身，即使那是一个抽离日常重新建构的日常生活，对于旁观者这是异托邦，对于谢和占领者那是追溯人类共生本源的新公社。

谢至德的实验不止于此，我更欣赏他去年拍摄的“我留下在此”菜园村村民群像――重要的不是群像的拍摄，那里面有凝视有理解有对话，但并未超越社区群落记录影像的范畴。重要的是谢至德选择的呈现方式，以及这呈现在日后的流变。他在菜园村被全面清拆前夕赶到现场，把放大的群像张贴在已被迫迁一空的家宅外面，试图重现从前温馨共在的光景，当然这是注定的反讽：寥落的空屋吞噬着一层薄纸打印的昔日。但接下来这个作品遭遇了清拆者的“二次创作”――这虽然在谢至德的意料之中，但出来的赤裸裸效果却在我们所有见证者的意料之外。菜园村原居民的群像牢牢地依附在一地的残垣败瓦上，犹如不散的魂魄，在破碎之中坚守，彷佛破碎本身就是他们的武器、他们的疆土。

摄影作品与被拍摄对象之共命运莫过于此矣――这些被发展铁拳砸碎的影像既是菜园村受害者的贴切象征，亦是受害者本身。现实就像钉子户试图用悬挂国旗来抵挡铲车一样徒劳，但又像废墟上的纪念碑一样，这些倔强的影像因其强烈的悲剧命运已经在我们的记忆中永留。

谢至德的转变和深化，其实就是政治意识在香港人心中的转变和深化，政治就是日常生活必须，表达和参与就如同呼吸吃饭一样，不露痕迹但是根深蒂固，香港人在不断争取不断失败之余，锻炼出一个强壮的胃口。纪实摄影师无疑是要比一般市民还要积极主动的一群，他们以他们的实验也丰富了抗争方式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