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麟：筑起我们反精神殖民的新长城

175年前，我们的国家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地。大英帝国用一场鸦片战争强行撬开了中国的大门。由此，中国人民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反对外国征服的斗争。到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时，在上海这片中国的土地上还驻扎着11支外国军队。正因为如此，一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国对自己国情的判断，是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

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金融等各个领域，我们的国家已经真正挣脱了殖民主义者的锁链，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我们是世界上九个核国家之一，再也没有任何外国能够在军事上征服中国。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在金融领域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但至少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可以说，我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掌握着我们金融主权的大国。

但是，今天我要谈的是另外一个领域：精神领域。

我先要推荐两本书：《被颠覆的文明：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和《谁在导演世界》。作者是边芹。我下面要谈的问题，在这两本书中都有着非常精辟和深入的分析、解读。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阅。在精神殖民领域，我还没有读到比这两本书更好的作品。

我在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在精神领域，我们是否也已经彻底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状态？我今天想大喝一声的是：国人啊，你们要警惕，对我们的精神征服还在继续。

在生活中我们可能对这样的现象早已熟视无睹：

有一次我进入一家你们一定知道的大型商场。我惊讶地发现，一眼望去，我竟看不到一家用中文标明店名的商店。我们想买房子，到市场上一打听，不是“牛津花园”、就是“剑桥小镇”，再不然就是“拉菲水岸”什么的……打开电视，跳进眼帘的是头发染成金色的节目主持人。朋友间谈起来，成功的标志往往就是某某某移民国外、某某某嫁给了外国人。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件不顺心的事时，我们经常会脱口而出：要是在国外的话……言下之意，外国真是天堂啊！

我曾经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法国某个社会现象颇有微辞。结果有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你能不能别再整天批评西方了？你把西方说得那么不堪，那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啊？”我当时没听明白。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他回答：“是事实也最好不要说了。你说来说去，把西方说得那么坏，那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啊？”我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西方竟然成了我们的希望。后来我才发现，这种想法在我们的同胞中间还是相当普遍的。很多人将今天我们国家所存在的很多令人遗憾的事，都寄托在“西方可以成为我们的未来”，寄托在将来某一天我们全盘“西化”之后，一切难题便会迎刃而解。所以，他们听不得或者拒绝一切有关西方的负面的消息。

这就是我今天要剖析的典型的被精神殖民的“病症”。

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并非偶然。首先是我们自己出现了偏差。

1985年我第一次出国，来到法兰西共和国。当时我在国内的工资是56元人民币，人民币当时与法国法郎的兑换率是1.2:1，一法郎可以兑换一元二角人民币。我到法国后非常吃惊地看到，当时法国的最低平均工资是4400多法郎。也就是说，一个在法国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他的最低工资也可以拿到5000多人民币。而我作为一个中国社会收入并不低的阶层，我的工资仅仅为56元，也就是47法郎！当时因为我在巴黎到处看到日本电器产品的广告，于是就起了一个念头，想找一件“中国制造”。我把巴黎几大商场翻了一个遍，最后才在春天百货商店里找到一件“中国制造”：是上海生产的一个小玩具钢琴，价格正好是47法郎。当时这一事实对我的冲击和震撼，大家可以想象得出来。

于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多以“向西方学习”为己任，包括我自己。我们当时真是昏了头了，我们忘记了我们过去被征服的历史，我们开始认为，我们被征服不是他人的错，而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们对自己说，落后就要挨打。好象先进就必然地拥有了征服和奴役他人的权利似的……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并不知道，西方有一个传统来自于《圣经》：照我说的去做，不要照我做的去做。也就是说，他们言行并不一致。他们并不想告诉我们他们强大的真实方法。相反，他们告诉了我们一整套似是而非的“理论”……但是，我们当时是那么着急地想复兴我们的国家，于是忘记了我们祖先“听其言、观其行”的教诲，囫囵吞枣地将西方告诉我们的现代化理论全盘照收。直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很多“专家”，实际上是背诵西方文献水平最高的人。他们并不了解现实中的西方，而把西方告诉我们的书本上、理念上的、传说中的西方，当成了西方的现实。他们背诵西方文献的“水平”是如此之高、对背诵本身是如此地热忱，甚至于当中国的现实与西方理论不符时，他们也不认为是西方理论有偏差、有局限，相反认为是中国的现实不对！结果他们受到西方的热烈追捧，因为他们在为西方代言，在为西方洗我们的脑子，在为西方征服我们而充当先锋。

于是，我们不知不觉中就在脑海里构筑起上面提到的那种“西方就是我们的希望”的蓝图。这就是在精神上被殖民的前兆。

精神被殖民有三个特征。第一是自认征服者为我们的精神主人；第二是自觉接受征服者对我们的权力；第三是根据征服者的意愿改变自己的一切。

自认征服者是我们的精神主人，相对而言我们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不知从何时起，评价我们电影水平的，不再是我们的票房，不再是我们的金鸡奖、百花奖，而是奥斯卡奖，是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一部票房成功的中国电影，要是没有获得奥斯卡提名，在我们一些影评人口中，便是“进不了奥斯卡殿堂的低劣之作”；而当一部戛纳电影节获奖的作品在中国票房惨淡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影评人又认为，“中国人的素质怎么这么差，竟不懂欣赏高水平的文艺片？”同样的现象也存在于文学领域。曾记否？一个“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一个描述“驴子和猪的叫嚣淹没了人的声音”的国度、一个认为我们的国家“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只有“鲁莽、无助和荒谬”的作家，因为被授予了一个外国的文学奖，也就风靡一时……然而大家知不知道，外国读者读了这位作家所描写的中国“猪圈般的生活”，只会对我们更为蔑视：你们居然崇拜把你们描述成“猪”的人，只因为我们给了他一个只值几个美元的奖……

在太多的领域都是如此。我曾遇到这样一件事：在一次谈到普利策奖时，有听众不知，便问是什么奖；我的一位中国同行居然这样回答：普利策是咱们新闻界的最高奖！“咱们新闻界”？还是“最高奖”？这种自觉将自己和西方划归在一起的言论无非是为了凸显西方和自身的优越性。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比如在生活中尽可能不用中文、远离中文。我曾经想购买一只中国产的陀飞轮手表。大家知道，陀飞轮手表是目前世界上做工最为精细的手表，只有中国和瑞士能够制造。但中国的陀飞轮手表，一个是海鸥牌，另一个呢？大家知道叫什么牌子？我留一个谜给大家。总之，一谈到中国手表，我们听到的是罗西尼、依波、君斯达、宝时捷、雷诺……又比如在生活中的一切都以外国为最高、最优、最佳、最先进……动不动就是“这是进口的”，尽管我们的华为早已跻身世界名牌的行列，尽管我们的高铁已经是世界第一……然而这些并不能激起国人的自豪感，依旧会不自信地问自己：国产的东西有那么好吗？

精神被殖民的第二个特征是：自觉接受征服者对自己的权力。

我在法国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我也参观、访问过很多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我去过的国家，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其国民在任何领域都拥有优先权。大概只有在中国，“外宾”才享有一切优先于中国国民的权利。我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我因为在法国直接用法语撰写、出版了一本书：《Les Chinois sont des hommes comme les autres》，法国媒体还做了报道。于是国内有一家涉外出版社就找到我，与我商谈，邀请我做他们的签约作者，条件非常优厚：我继续我的外语写作，出版社给予我一定的津贴。等我的书在国外出版后再购买我的版权在中国出版。一切谈得非常好。等到要签约时突然问我，郑若麟先生您是什么国籍？我说，当然是中国国籍。对方立即回答：啊呀对不起，我们这个合同只对外籍人士有效。你是中国国籍，对不起，我们不能签这个约。这样的事我还多次遇到，大抵也是因为我的“中国国籍”而遭到了“排斥”。

这种自觉自愿地接受外国人对我们的权力，世之罕见。我们是一个乒乓球大国。但在制定乒乓球比赛规则上，却显然没有相应的分量。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外贸近几年来一直处于前三位，有几年甚至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但是在制定国际贸易规则上面，我们也没有多大发言权。我们总是满足于他人制定规则，然后我们在规则范围之内去努力适应、挣扎，去夺取金牌。不像美国，一旦在现行规则下无法再夺得金牌时，那就改变规则。改变规则去夺金牌，是一个霸权国家的逻辑。而我们则是在他人制定的规则下，接受他人对我们的权力，改变我们自己去夺金牌。两者之间的优劣是一目了然的。当然，我们打“太极拳”的本领确实超群，以至在他人制定的规则禁锢之下，也照样能拿金牌。但是，我们不能永远让他人来制定规则我们来适应。夺取金牌数量永远不及制定金牌规则来得重要。

在生活中我们大约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谈话：某某某的女儿嫁给了老外！羡慕之情往往溢于言表。本来，跨国、跨种族的爱情故事应该是感人至深的。也是不应该有什么争议的，如果真有爱情的话。然而问题在于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对涉外婚姻投来的那种羡慕之极的目光，却是极其不正常的。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排名，部分国人外嫁选择优先的是“白人”，其次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黑人”，然后是阿拉伯人等等，将我们自己的种族黄种人则排在了最后。在任何一个社会，跨国婚姻都存在，但在大国中以此作为骄傲的资本却是很少见。

精神被殖民的第三个特征是：根据征服者的意愿改变自己的一切。

本来，“师夷长技以制夷”，或者“师夷长技以自强”，都是为了学习世界先进文明之长处，来保证我们能够与时俱进。本来这是无可非厚的。然而从“师夷长技”到“崇洋媚外”仅仅一步之遥而已。今天的我们几乎竭尽全力地要根据征服者的意愿来改变我们自己的一切，这就成了典型的崇洋媚外而不再是师夷长技了。

改变我们的一切甚至包括放弃我们已有数千年传统的一些绝技，是另外一个典型例子。比如中医。当以经验积累为特征的中医遇到西医“科学”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时，我们宁肯放弃对数千年经验积累的信任，改变我们的以治本、预防为主的理念，进而承认中医不“科学”。这又是一种典型的被精神殖民的现象。事实上科学未能解释的东西太多了。信奉一神教的西方就绝不会以科学的名义来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世俗化是一种政治行为，而非科学使然。因为宗教信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西方主要国家的文明特征。他们永远不会放弃。我们又为什么要放弃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中医，我们的文化传承呢？

我们近年来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与国际接轨”，改变我们的制度以向“国际标准”、“国际惯例”靠拢，也是“真理与谬误只有一步之遥”的典型例子。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介绍法国国民议会是如何在1973年1月3日、在“与国际接轨”的精神指导下，通过了一条法律《银行法》，从而走向今天深陷公共债务经济的深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读一下。与国际接轨，要看接的是什么样的轨。而事实上错误的轨道太多了。其中有很多甚至是西方故意给我们预设的。

最极端的例子当然就是：全盘西化。全盘西化是一种典型的“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的举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不可能与其历史传承做一个绝对的、全面的、彻底的切割的。全盘西化就是一种接受外来精神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