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永志：请谁做电视评论员

有人说上电视，有人说下地狱；为了让更多的人听到真话、实话、有思想的话，总得有人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居高声不远，还需借秋风

是调侃，还是警策――中央电视台行政楼二楼一间会议室的东墙上，有人手书虞世南的《蝉》：“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电视台，还中央，仿佛位高权重。涨价通知之类的文告式新闻，无论念得是否气大声宏，传得自然远；关于播音员或煽情或八卦的传闻，也风传很广。可惜，评点时事、议论当下的叫得响、记得住的观点、说法，没有什么来自央视高台。

簇新簇新的“本台特约评论员文章”，100多字中有75个字是这样的：“今后要保持粮食生产的好势头，关键仍然在于要千方百计调动农民种粮、地方政府抓粮的积极性，采取的政策措施，目标要更加清晰、影响要更加直接、效果要更加显著”；再三聆听、反复瞻仰，以为是照抄多年来的一号文件。

这种文件体、语录体的评论，谁敢议论？！只能望诏谢恩、贯彻执行，若论传播，恐怕只是沉响费声，不如去看文件。

党媒也好官媒也罢，总还算个媒体，除了生产新闻，本该还制造舆论。可惜，自产自销的评论多是文件复印，以所谓特约观察员或嘉宾之名占据央视本已狭小的言论空间的也多是九十年前徐宝璜所说的“斗方名士”、“无聊政客”、“失学青年”。这些评论员们，著作没甚影响、官场政绩不彰、学界见识不高，有的是以著名播音员为偶像的朗诵爱好者，有的是把文件当法帖的书法爱好者，凭着在央视露脸而成名，还暗示朝中有人赏识，动辄拿“不高兴”卖钱，轻易以央视评论员光环承包课题、开会剪彩。

不管你认不认同吴小莉把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称作“凤凰三宝”，可他们――还有杨锦麟――是以自己的嘴使凤凰更加出名；这几个五六十岁的小老头，大多家学渊源、有些文名。

曹景行，父亲曹聚仁一生写的东西比李敖还多，曹聚仁这个谜一样的人既是记者，也是教授，还为国共两党穿过针引过线，我的书架上还有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曹景行自称是1989年移居香港后才读到父亲的书。曹景行的成名靠的不光是遗传，还有他下乡十年、毕业复旦、曾任《亚洲周刊》副总编辑和《明报》主笔的阅历。

磕磕巴巴、被包装得有点儿像列宁的阮次山，在台湾学的新闻学、在美国学的政治学，在台湾广播公司干过，在洛杉矶创办过《国际日报》，给很多报刊写了一二十年的专栏。1992年还专访过江泽民。

眼下高考结束不久，三十一年前的1978年的语文试题有篇文章《第二次考试》，作者何为就是何亮亮他爹。当过红卫兵和钢铁厂工人，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念书的时候，何亮亮听的是王佐良、周振甫、董乐山，更经常去萧乾和冯亦代家讨教；移民香港后萧乾推荐他进了《文汇报》，后来做到主笔，当编辑写社论，都来。《江泽民传》、《汪道涵传》的作者何若涵，就是何亮亮；不过，《普京传》他署的是真名。这些，都是到凤凰之前干的。

到凤凰之前，下乡放过牛、回城清过下水道的杨锦麟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搞研究，还出了专著；1998年到的香港，跳槽多多，用陈子帛的笔名为《信报》写专栏，分析两岸关系。2002年，他从凤凰的客人变成了读报的DJ。

虽然“凤凰四宝”个个强过央视的所谓评论员，但看来看去还是觉得这些年的电视评论生涯正一点点地消解着四老多年的新闻积累，尤其是他们即时性、插入式、松紧带一样的评论，仿佛新闻玻璃汤中的油星儿，亮则亮矣，意寡味淡。

最打眼入心的，还是《南方都市报》的评论，人家那才叫评论！抄段旧文，再夸一夸――

广东人敢说，会说，远有康梁、孙文，今有南方报系，特别是《南方都市报》的评论，天天早上都给我这个靠电视吃饭的读者大大的刺激。

那么多大事小情，什么值得关注？如何关注？南都的评论把事件变成问题，把问题变成议题，把议题变成焦点，把焦点变成美文。它从不平地起楼，总是因事而发，却让人如上层楼，直抵新闻内核、厘清新闻意义、感受新闻温度。

像孙志刚案一样，“彭水诗案”也是南都率先披露，第二天，社论质问：“一条短信在几十个人中间传播，到底会造成什么不良后果？公安局凭什么监控普通公民的短信，又怎么可以去翻阅无罪者的聊天记录？秦中飞到底有没有公民权利？彭水的公民到底有没有合法的权利？难道彭水弃中国大环境于不顾，仍然停留在专制的古代？”这一声声质问，让同行真真切切体悟“个案虽小，却是中国人言论窒息的范例和政治生活的标本：既可以看到渗入到基层的‘统治’习惯，也可以触摸到内化于人心的深刻恐惧。这正是《南方都市报》长期关注、力求切入的命题。”南都的报道和评论，直追到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追到认定秦中飞无罪，追到该案撤销，追到秦中飞获得国家赔偿，追到被免职的县委书记又被任命！这份阐释、这份挖掘、这份执着，敬之者谓之赋予意义，钳口者则径直斥之炒作。

南都的评论，关乎人权、关乎民生，关乎一切公共政策。媒体，新如网络旧如报刊电视，虽不能畅所欲言，却已是众声喧哗。尤其在网上，受者也是传者，阅听和发布全是“我自己”说了算。南都评论，是“I信息时代”的公共平台，散步者、肃立者，一起论政。股市暴跌、物价飙升，政府何为？不妨一议；扫黄打非、卡拉OK收费，且听我说。不经过或不让经过公众讨论的政策，很难说是慎思明辨的结果。

物价上涨，政府出手干预，南都评论一面承认政府当然无法袖手旁观，一面明言：干预价格只是治标之策，抑制物价上涨不能只盯着价格，政府只能从源头上影响价格。反低俗淫秽作品，南都评论并不反对，但它要问：国家判定“低俗”的标准是什么？社论的标题：“政府反低俗，首先要承认大众标准”。加强网络视频监管，它提醒：监管莫误竞争。这样的评论，是社论，是一个媒介、一个机构的声音！要勇气，更要智慧。

既然是“I信息时代”的公共平台，除了社论，南都评论还有对社论的批评、对批评的批评，还有像三季稻的街谈、有像俞可平和胡舒立大作的推荐，当然还有朱学勤那样的大家专栏，也有网友跟帖的黑色幽默、无奈酸辛。

信息的汇聚与流动，学中央电台的《中国之声》；评论的引领舆论，学南都时评。牢骚悲叹没用，噤若寒蝉等死。央视的评论员，如何才能像南都的评论员那样――常情常理非常道：独立判断、讲究理性、独特表达？

我曾恭恭敬敬向南都讨教，评论的操持者一一打开锦囊，仔仔细细解析了他们的理念与操作。

向南都学习

他们尤其看重理念――

他们认为，南都的时评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而设置生长的――中国与中国人，正处在百余年未绝的历史大转型的努力之中。这种大转型，自晚清开埠而始，基本的命题便是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与现代民族；其间的种种努力，所要解答的不过是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诉求、经济发展的民生主义诉求与政治文明的民主主义诉求。时下的中国正处在这一历史大转型的最后关键阶段，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无可避免地要成为这一历史的推动者，也无可逃遁地要成为这一历史的被触动者。因此，在这个转型中，这个国家的方向、所获得的进展、所遭遇的困顿、所影响的命运，是南都评论所要紧密关注、积极表达的话题。这看似宏大的定位，其实正是中国今日媒体的自觉。日常的新闻报道当然也应有这样的逻辑，但体现立场与观点的时评，无疑是更为直白的载体。说到底，这番理念，正是整张报纸的抱负。

他们这样操作――

1、如何判断文章高下：

他们的投稿邮箱设有这样一段自动回复：“我们关于专栏作品的三点要求：一是时效性――最好针对一周之内的时事新闻进行评说；二是独特的认知价值，请注意这个‘独特’字眼，我们希望的认知价值，可能需要专栏作者排除自己看到新闻首先涌现出来的第一个甚至第二个想法，穷尽到第三个、第四个，自然就能言人所未言；第三点，在强调认知价值的同时，我们还强调文本价值，也就是希望作者能精心布局，费心行文。”

在这三点要求之中，独到的见识是他们最核心的要求，“你说出来的是别人所不知道的，或者别人虽然知道，但你说得更全面、更专业、更深刻”；并且，报社非常强调文章的可读性，越容易阅读的文章越容易传播。简言之，他们力求逻辑之美和文字之美。

2、各版如何设置：

每天拥有三个评论版，即社论版（代表报社的立场和观点）、个论版（代表专栏作者的立场和观点）、众论版（代表网民和读者的立场和观点）。星期天还有评论周刊。南都时评虽然是一个提供观点的平台，所谓“议题不设先见以问解时代风向，观点不求党同而赏洞见精深”，但是，所有的三个版面的文章都要求大体上认同时评的基本理念――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其中，社论版的价值要求最严格，因为这是代表报社立场和观点的，个论和众论要求相对宽松，可以刊发本报并不认同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言论，因为“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3、如何寻找好写手：

他们认为，对于一名报社评论部成员来说，最重要的素质是能否识文和识人――知道什么样的文章是好文章，知道什么样的人能够写出好文章。同时，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相当的见识，以赢得作者的认可和尊重；要有新闻理想，要有胆识和勇气，敢于在尺度上突破。他们强调，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没什么比理想和勇气更重要了。

在这个所谓的“公民写作”时代，职业的时评写手充斥着整个时评界，这些职业时评写手大多对中国的历史转型并没有系统的认识，而多是以知识的碎片为工具，论证的角度、过程与结论，也因此往往难有独特价值。所以，和南都时评理念相吻合的作者，应该是那些对中国百年转型有着系统认识，并对转型的三大内容（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有着专业知识的人，比如具有系统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知识背景的研究人员与知识分子，以及具备丰富阅历感知的经验主义媒体人。这其中高度关注时事的人，便是南都时评需要的作者。

他们对作者作了细分：第一类是专家，如秋风，他们是各方面的专家，对自己研究的领域有独到的见解，是南都倚重的中坚力量；第二类是媒体从业人员，如长平，他们是国内媒体从业人员中的佼佼者，对新闻评论最熟悉、对热点新闻最敏感，拥有完整的知识架构与成体系的评说工具，是最贴近南都时评理念的作者；第三类是海外学人，如林达，他们是旅居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经历和学养让其可以掌握第一手的海外资料，对新闻事件有着不同于国内的全新视角；第四类是网络写手和专栏作家，如十年砍柴，他们的特点是视角新颖、文笔流畅，往往举重若轻，玩弄文字于股掌之上，给严肃的评论版注入了一股清新之气。

因为尝过南都时评的美味，所以我完全认同他们的理念、深深折服他们的操作。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对“时评”过敏，但中文无论叫评论还是时评，电视台和南都关注的都是Current Affairs；即便是社论，也不过就是编辑部观点，也可以跟台外的高人合作，不要动不动就用“一言倾社稷”来吓唬自己或逼着自己以高头讲章训导观众。

取乎上得乎中，作为大众媒体，要想追上甚至超越同为大众媒体的凤凰，必须向貌似都市小报实为精英大报的南都看齐。

别的不再饶舌，单说说究竟请什么样的人做电视评论员。

到底请谁？

无论专职还是兼职、电话连线还是专访，标准很简单――公共知识分子，会表达的理念人：深入思考公共问题、愿意面对电视观众、能以清晰有力的表达跟公众沟通，可以是陈独秀、胡适那样的大学教授，也可以是王小波那样的独立学者，还可以是鲁迅那样的公务员。

请他们通过电视做评论，不是出让讲台，而是提升电视。文人论政自有舞台，真知灼见古今未绝；未必总在高处喧哗，但他们往往在最有影响的地方发声。个人网站、思想博客、门户网站、新锐报刊，人们通过各种新旧媒体追寻着、放大着他们的声音。

与公共知识分子为伍，也是在提升电视人的境界。电视台自己的记者、编辑当然可能有成为一流至少入流的评论员的潜质，但他们更可能成为优秀的Presenter或Anchorman；纯然成长于电视的Commentator高手，全球罕见，即便如CBS《60分钟》（60 Minutes）的华莱士，他应该算出镜记者（Correspondent），他的同事安迪•鲁尼，接近Commentator，是专栏作家出身，BBC《安德鲁•马尔秀》（Andrew Marr Show）的安德鲁•马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