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立法解决不了娱乐圈潜规则

南都周刊：潜规则这个词，在娱乐圈大规模应用，应该是从2006年的张钰事件开始。你会不会认为这个概念被庸俗化了？

吴思：这个事情我知道。不过，我觉得无所谓庸俗不庸俗。什么叫庸俗化？

南都周刊：你本来拿这个概念用于对中国历史中的政治与社会分析，但现在“潜规则”用得最广的却是娱乐圈，被等同于艺人性交易。这是不是一种从上半身到下半身的演化？

吴思：一般来说，谈到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涉及官员，官方都喜欢说特别好听的话，但实际上又不那么做，这样的的话，潜规则也是一个难听的词。所以无所谓上下半身，只要是肮脏的，就也不高尚。我觉得，这个词只要说准确了就行，没有庸俗化的问题，它是个准确性问题。

南都周刊：韩国明星张紫妍以生命的代价来反对潜规则。目前韩国还有人正在推动“张紫妍法案”，主旨就是通过制度化、法律化，来反对娱乐潜规则。你觉得，这种法案会有效果吗？

吴思：一般来说，潜规则都在违法。否则为什么要“潜”呢？现在你再出台一个新法，使得躲避隐藏的成本提高了，然后它（躲避者）再发展出一套新的方式，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那样发展下去。你在立法的时候，成本提高了，它在躲避这个法的时候，成本也提高了。我觉得这路走下去，在中国历史的经验来看，成效有限。

南都周刊：那在你看来，怎样做效果才好？

吴思：最有效的方式，是让潜规则受害。潜规则双方偏离了正式规则之后，一方受益了，一方受害了。比如塞红包，塞红包者受益了，同时也受害了。（还有）谁受害了？旁边争生意的人，他（塞红包者）的竞争对手受害了。

同理，在导演和演员的关系中，导演受益了，女演员受害了，当然现在貌似是双赢。但同时，其他有潜力的演员受害了。这样的受害者有什么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成本很低，（不是像立法成本那么高），让她找到这个方式，这种设计结构就很好。

南都周刊：具体应该怎么做？

吴思：至少传媒的活跃，监督的成本下降，有助于消除这个潜规则。这个角度上，就用不着什么专门的法律。只要更大地放大言论空间，就能够把潜规则遏制在比较低的水平上。

南都周刊：有人说，八卦新闻的流行，让潜规则不潜了，这也有益于一个社会的民主进程。比如现在可以监督娱乐明星的潜规则，以后是不是可以监督其他公众人物。你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吴思：这个逻辑有点不顺畅。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监督演员了，意味着演员和传媒的各自的权力空间发生了变化。原来是不能说演员，现在只要你不说谎就可以说，因为他是公众人物。你要说错了，他可以起诉你，形成了一种法律调节。

狗仔队、八卦新闻，让传媒与演员之间的权力分界做了调整。向有利于传媒的方向发展了，传媒扩权了，明星为所欲为的空间被压缩了。或者你继续按照潜规则干下去，那就要把你报出去，你也没办法，人家说的是真的。

但解决好了传媒与演员的关系，并不等于解决了传媒和官员的关系。这是不同的逻辑，这是在解决不同的问题。

南都周刊：那么娱乐报道的思路有没有可能向更广阔的领域进军？

吴思：调节权力的权力，就是调节传媒与明星关系的权力，划出传媒的权力边界，目前这个权力是在官方手里。官方说，你可以弄那个去了，这都没有影响到传媒与官方的边界，这个是你与掌权者的博弈关系。更重要的是，它一道线划过来，这个你不能碰。这条线你能过吗？这跟前面说的明星与传媒不是一回事。

南都周刊：当各个领域的潜规则不断被揭开，“潜规则”的势力范围是不是会变小？比如有段时间商家卖房子，总是打几折，现在更流行直接降价。

吴思：你的例子可以这么说，但有的例子就不这样。比如说，一个领域里有个潜规则，双方都闹不清楚这事公开了会怎么样。后来发现，本来以为发生大事，公开了也没什么，上级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而踏实了，潜规则更敢干了。所以要得一个综合性的结论，我得不出来。

南都周刊：我之前的印象里，你曾经说过未来潜规则的空间会越来越小。

吴思：潜规则的空间变小，有几个条件，咱们就说官场里的事情。一个是传媒的监督越来普遍了，权力扩大了，能更多地监督官员。你老监督它，抖搂出来，它隐瞒的程度就下降了。二是仅仅抖搂出来还不行，还要有人处理他。他要受到惩罚，如果不但没受到惩罚，还受到表扬了，那这种事还会减少吗？那不仅不会减少，也许会更多。更要紧的是，让受害者伸张正义。那就需要民主，需要公正的司法。这两个条件合起来，潜规则的空间会压缩。其他的条件再怎么折腾，只能起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