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华新：Web2.0时代的对峙和对话

【祝华新：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网络舆情》执行主编、人民在线总编辑、主任记者】

走进网络社区，触摸真实中国

能不能这么说，在今天的报纸、电视和互联网中，客观上存在两种社会图景和两种声音？一种是恪守宣传口径的传统媒体和网站新闻中，风恬浪静的图景，中规中矩的声音；一种是心直口快的网络社区中，经常真实得让人不爽的图景，民怨累积、戾气潜行的声音。

年初央视新址配楼大火，媒体做了低调报道，国家财产的重大损失令人悲痛。但“80后”作家韩寒的博文写道：除了对消防烈士表示惋惜，他和周围的人竟然有点“幸灾乐祸”。为什么？因为央视的行业垄断地位，因为电视新闻未能如观众期待的那样反映社会现实，因为粉饰太平。

接着是央视“焦点访谈”节目采访大学生高也，谴责谷歌网站的色情链接让他的同学“心神不宁”。好事的网民很快查出高也的身份本是“焦点访谈”实习生，纷纷在贴文中批评央视不是“用事实说话”而是“制造事实自说自话”。高也因不堪网友辱骂，换了手机号，关闭了自己和女友的博客。

“绿坝”风波也呈现出媒体报道与网民反馈的尴尬反差。新华社通稿说：92%的用户认为有必要通过政府采购上网过滤软件供社会免费使用以净化网络环境，70%以上的用户对软件表示满意。而各大网站在线调查表明，质疑和反对安装“绿坝-花季护航”的网民均超过80%。

还有湖北石首事件，在长达约80个小时内，体现政府立场的新闻发布只有3篇，未能说服“不明真相的群众”。特别是在街头已经出现“设置路障，阻碍交通”的危急关口，荆楚网竟然发布了匪夷所思的新闻稿《石首市多部门联合举办公交车火灾事故处置演习》，结果51条跟帖一边倒质疑政府在愚弄公众。与此同时，百度贴吧“石首吧”中出现了近500个与此案有关的主帖；微博客饭否网上，仅一名网友“实时直播”的石首消息约140条；播客网站出现了网友用手机拍摄的酒店起火和街头警民冲突的多个视频。

这是政府新闻宣传和舆论导向的尴尬。过去，政府通过约束传统媒体，并通过控制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来约束网站新闻，就能落实“宣传口径”，消除杂音。这是借助于“我发你看”、信息单向传播的web1.0形态来保障实施的。然而，新闻跟帖、论坛/BBS、博客、播客、QQ群，特别是微博客日趋活跃，宣告了网民自主发声、信息反向传播的web2.0形态的崛起。政府面对作为个体的网民和公众，只是“我说你听”不够了，还要学会“你问我答”。特别是应对公共事务负面新闻时，政府不再是管住了媒体编辑部就能成功地压制不利的声音，扭转局面，必须学会与网民直接沟通，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政府的公共关系工作，也从过去的媒体管理变成公众关系。

网民成为中国最大的“压力集团”

中央政府越来越重视网民的批评。得知网上议论官方的城镇登记失业率4.6%与学术界的城镇调查失业率9.4%存在数据差异，温家宝总理要求赶紧澄清，并嘱咐各部委：“只要网上出了个什么东西是需要解释的，你们不用请示我，你们赶紧上网去解释，别把问题拖成一个不得了的大问题。”针对民怨较为集中的网络热点事件，各地政府出于稳定民心、稳定大局的考虑，经常主动或被动地做出让步。可以说，网民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压力集团”。

今年2月云南“躲猫猫”事件中，在媒体出身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武皓促成下，8名网友被推选为代表，进入看守所实地调查。虽然对网友介入司法的方式存在争议，但这个“网友调查团”有力地推动了为屈死者洗冤，以及随后的全国整治“牢头狱霸”。

河南灵宝籍青年王帅在天涯社区发帖，批评家乡违法征地，被羁押8天。人民网邀请“取保候审”中的王帅访谈，网友质疑滚滚而来：网民发帖该不该跨省抓捕？法律上有没有“诽谤政府罪”？基层政府能不能有网络监控权？灵宝方面十分紧张，人民网“舆情会商室”在2小时内新增马甲50个，IP地址大多出自灵宝。网友“8个佘祥林的家属”发帖说：“特别要提醒这些地方官吏牢牢记住：中国老百姓只要鼠标轻点，就跟总书记胡哥在一起了。”在人民网第3场访谈中，河南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秦玉海承认王帅案是错案，给予国家赔偿。在第4场网络访谈中，灵宝市政府发言人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欢迎舆论监督。

王帅案的平反，还推动了内蒙鄂尔多斯吴保全诽谤案“启动审判监督程序”，7月3日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因为网民的压力，习水县检察院提升了官员嫖宿幼女案管辖级别；杭州警方为轻率认定飙车案时速“欺实马”而向公众道歉；南京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刚因一盒“天价烟”而丢官；郑州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又因为一句“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而被停职。

网民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阶层壁垒森严，但在网上因为同样感受到发展资源的匮乏，同样感受到强势群体的压迫而一齐发声。明智的上级政府可以借助网民的声音释放民怨，排查和化解过于尖锐的社会矛盾，整顿吏治。在传统行政体制只对上负责的情况下，通过互联网引入某种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遏制地方利益关系纠结和官员腐败，既可以赢得民心，又能伸张上级政府的权威。

中国网络舆论异常发达，与传统媒体舆论监督功能的弱化，特别是常规利益诉求表达和利益协调博弈机制欠缺有关。比如信访在一些地方变成了千方百计“截访”，司法公正底线屡被击穿，官民、贫富的鸿沟因为代际相传而变得难以逾越。网络舆论所反映的问题，也不可能都靠上达圣听来扭转乾坤，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靠改良网下的纪检、信访、司法制度及媒体监督来解决。

网民的“刻板印象”，政府的“主场劣势”

近年来，在web2.0中，在涉及政府与民众关系问题上，网民形成了传播学中的所谓“刻板印象”，如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感，对司法公正的失望，对社会公正的缺乏信心，这类认知和情绪似乎不断得到某些突发事件的一再验证，在网民上相互激励、轮番放大。

6月12日下午，在重庆闹市区解放碑广场，市容执法人员劝离一名卖灯草的八旬老人时，竟然导致数百市民呼喊“和谐重庆”的口号在街头聚集。一件极小的事情，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是出于市民对城管暴力执法的“刻板印象”。当地政府后来召开新闻发布会说，老人起身挑灯草时“摔下一串在地上”，城管并没有动粗，是现场群众“不明真相”。凯迪网络“猫眼看人”网友深思：“这社会，哀伤太多，戾气太重！”

不要简单地指责网民和公众“不明真相”，也可能是因为政府在公共政策、社会治理、官员操守等方面存在严重的阙失。一些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的野蛮执法，林嘉祥（深圳猥亵女童案）、邓贵大（邓玉娇案）那样的无良官员，一次次刺激和强化网民的“刻板印象”。从重庆灯草老人，联想到网上曝光的北京《城管执法操作实务》，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注意要使相对人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还应以超短快捷的连环式动作一次性做完，不留尾巴。”把老百姓当成了潜在的犯罪嫌疑人！针对杭州飙车案一度可能为肇事者胡斌开脱，邓玉娇案一度可能致她于死地，西安网友在联合早报网警告说：“无论是胡斌的‘生’，还是邓玉娇的‘死’，都暗示着法律的可操纵性。然而，无论是杭州警方还是巴东警方，似乎都低估了民智和民愤。任何一次不公正的得逞必将造成民心的进一步丧失，而一次次民愤的积累最后必将酿成大祸。”

不要简单地指责“民声”偏激，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官声”过于傲慢跋扈，凭借公权力的绝对强势地位，甚至不屑于对老百姓讲一点沟通技巧，一次次“侮辱公众的智商”。据媒体报道，云南孟连县分管教育的副县长之女小思（化名）纠集7名女生，将初二女生小艳（化名）拖进厕所，打耳光、高跟鞋砸头、拳打脚踢，并从厕所里捡起脏卫生巾塞进小艳的嘴里。经过政府调查，由打人者之母分管的县教育局发出通报，却把施暴描述成“学生打架事件”，侮辱情节也变成了用两条未使用过的卫生巾“贴到”脸部。

本来，政府在公共事务的新闻宣传中具有“主场优势”。因为政府掌握的信息远比公众个人所了解的信息全面而专业，中国政府对新闻媒体（无论报纸、电视还是网站）具有重大影响力，而且最主要的一条，政府应该具有权威性。但由于前述两个原因，主场优势变成了“主场劣势”，公权力在web2.0平台上常处于被质疑、被嘲弄、被道德审判的位置上。特别是当政府一厢情愿地贯彻和灌输web1.0的宣传口径，却忽视甚至蔑视web2.0的疑虑和怨气，企图用删帖、封堵IP乃至“跨省抓捕”来压制不同的声音，有可能陷入“塔西佗陷阱”，即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得罪人民；当政府缺乏公信力时，政府的立场连同民间自发拥戴政府的声音都会受到排斥。就像韩寒在央视大火博文中的感慨：“本来是真事，被这些媒体一说，新华社通稿一发，反而像个假事了；本来是个加分的事，被他们一宣扬，居然正正得负变成了一个减分的事情。”

厦门出连岳 巴东出屠夫

7月7日，因“躲猫猫”案而为网民熟知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武皓，在凯迪网络“猫眼看人”论坛实名发帖，提出宣传部门要从“捂盖子”思维向“揭盖子”思维转变。他举例说，一壶已经烧开的水，如果还使劲捂着盖子，结果只能是连壶底都被烧穿；而盖子一揭，尽管有可能会烫着自己的手，但沸腾的民意也就会变为蒸汽慢慢消散。

近年来的网络舆情表明，政府“揭盖子”有利于培养理性、可对话的网民。厦门PX事件中，“政府与公民一起成长”。家居鼓浪屿，自称“有老婆，有无敌海景，还有自由”的连岳，在博客和媒体专栏中持续撰文质疑PX，柔声细语地告诉厦门人：不需要你有太勇敢的举动，只要你让身边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声音再小，只要说出来总是能被听到的。厦门市政府则广开短信、电话、电子邮件、来信、市民座谈会等渠道，与市民形成良性互动。最后，政府毅然决定将PX项目迁往漳州。这是政府与公众多赢的局面，是国家之福。

在邓玉娇案中，政府一味“捂盖子”。巴东县政府如临大敌，长江轮船停止停靠，外地人要检查身份证，宾馆宣布客满恕不接待，记者被不明身份的人围困和殴打。邓玉娇家乡野三关镇电视和网络信号因为“防雷击”而中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演了一出“屠夫大侠营救邓女侠”的活报剧。“屠夫”在网友资助下赶到巴东，促成邓家聘请北京律师，并在博客里向网友随时报告案件进展。与连岳截然不同，“屠夫”不是知识分子，没有固定职业，据说已经两年没有过一分钱收入，在巴东曾因鞋子“破了不成样”，用网友捐款买了双鞋子。有个帖子描述“屠夫”：“也许他有点喜欢吹牛说大话，喜欢出风头，人比较讲义气。他的交际也很广泛，也喜欢同那些知识分子交往。如果说他跟那些知识分子有多深的交情，那倒未必，因为毕竟他的文化素质并不很高，那些精英们几乎从心底里就没有真正地太看重他。他同无数个普通平凡的市民一样没有什么真正的政治倾向性，更别谈什么明确的政治理念了。也就在多喝了几口的时候，会高喊几句不着五六的话而已。”

从屠夫身上，是不是看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某些投身革命的游民影子呢？邓玉娇案中，网民已不满足于用鼠标发言。北京街头出现了“谁都可能成为邓玉娇”的“行为艺术”，更多的网友自费前往巴东“旅游”。屠夫等人“用杀猪方式参与社会个案的模式”，公民责任心可嘉，却不能归结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常态，其对社会的潜在破坏性，会不会把“壶底烧穿”，值得忧虑和警醒。

如果web1.0的新闻宣传得不到改良，而web2.0的怨气又得不到宣泄，那么互联网将扩大官民对立、撕裂族群，而不是促进官民沟通，促进社会不同群体利益的均衡表达和平等博弈，更不能打造国民政治共识，巩固国家认同。这是中国网民，特别是网络管理者，面临的严峻挑战。

本文删节版刊于2009年7月19日《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此处为作者授权完整版。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