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宽容民间社会才能恢复全社会讲理的风气

最近茅于轼先生在《同舟共济》杂志第5期发表文章《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文章开始，茅先生就提出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矛盾也特别多。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

茅老分析说，这个社会正在越来越不讲理，或者要讲理却没有地方。一些人愤闷焦虑，就将情绪发泄在他人身上，造成社会冲突，甚至心理极端者会走上街头、走进校园，制造流血事件。

我想起去年的一次印度之行，各个城市都有大量的贫民窟，城市卫生更是不如人意，甚至像瓦拉纳西这样的千年古城，大街上连公共厕所都难找到，但人与人之间却和谐友善，牛车马车汽车自行车，相安无事地并行于大道，有时或有碰撞，司机下车也就是看看车是不是还能开动，各自走人，大街上没看到过一起打架谩骂的事情。每晚在恒河边举行的大型宗教祭祀活动，都有上万人参加，但现场却看不见一个警察维持秩序。

要说文明古国，中国与印度的传统文化都一样悠久灿烂，要说人的素质，中国的文盲率远低于印度，要说城市贫困人口，印度各大城市里的贫民窟里的贫民均家徒四壁，印度行政效率也不高，政府难有作为，官员腐败亦严重，为什么印度民间社会如此安静祥和呢？

除了制度因素，重要的一条是印度有着强大的宗教文化传统，印度教尽管也有愚昧落后的一些元素，但它通过信仰将人的道德提升到一个高度，并对人的社会行为设定了道德底线，譬如不偷盗、不欺骗、不淫乱、非暴力等等，宗教信仰使道德行为神圣化。更为重要的是，所有的宗教教义中，都倡导道德精神，而轻视物质利益。物质只是用来维持一个人生存的基本需要，整个社会并不着力于穷奢极侈的物质利益追求。政府行为并没有深入到民间社会，民间社会一由宗教，二由法制来维系，总体说来，印度是宗教国家，民间社会是由“神”来监督、管治的。我们有多少村支书、街道管委会、工青妇组织，他们就有多少寺庙。我们是人治，他们是神治。

我们的社会宗教力量虚弱，而行政力量强大，民间社会靠行政管治来维系，只要行政力量管治不到的地方，就会出问题，而行政力量一家独大，他们本身就有着自身的利益追求，必然会侵害民间利益，而民间社会既无信仰支撑，又无民间组织可以与之抗衡，这样就形成了民间怨屈之声四起，民间冲突此起彼伏，乱象丛生。中国民间社会的败坏，已是严峻的社会问题，各种极端恶性事件频繁发生，就是民间败坏造成的民间自残。

地方政府的行政应该有法制底线与伦理底线，无论是对待民间社团，还是对待访民上访，一些地方政府都突破法律与道德底线，强行打压，使民间社会处于被动压抑的境地，而地方政府的焦虑只有一条，就是经济发展，而文化的发展、民间社会信仰的发展、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都停滞不前，相比之下，印度的民主制度建设尽管也有各种阻力，也受传统社会势力影响，但他们游泳中学习游泳，在民主过程中学习民主，底层社会因此既受到民主的教育，又获益于选票带来的各种福利。我们这个社会不仅要讲理，有地方讲理，还应该回到常识，共和国里，民主应该是常识，法治应该是常识，权力有效监督是常识，财政公开与官员财产公开是常识，有怨有处申，也应该是常识。

所以，中国未来30年要发展的，不仅是经济，更重要的应该是真正的民主政治与有信仰的道德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