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西化”与“中化”的百年论争――回顾与思考

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现代化阶段，形成了三种模式。三种模式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但其背后却有一条共同的内在逻辑，这就是从“西化”到“中化”，“中化”与“西化”间的相互冲突和相互交融――

自从洋务运动启动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航程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从未完全中断过，也从未一帆风顺，而是断断续续，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了。期间经过了三个阶段，即从19世纪中叶到1911年清政府领导的现代化，从1912年到1948年国民党领导的现代化，1949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这三个不同的现代化阶段其实也是三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因为它们分别与三种不同的政治框架相结合。用国内通行的术语来说，这三种模式就是：清王朝的封建主义现代化、国民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然而，令人感兴趣同时又发人深省的是，尽管这三种不同模式的现代化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但是在它们的背后却有一条共同的内在逻辑，正是这条共同的逻辑把三个不同阶段的现代化进程贯穿了起来。这条逻辑就是从“西化”到“中化”，“中化”与“西化”之间不断的相互冲突和相互交融。近代以来，“西化”对“中化”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拂之难去的悖论。“西化”即“西方化”，其基本意思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全面向西方国家学习和接近的过程，不仅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要引入西方国家的制度和方法，而且在文化上和政治上也要向西方国家学习。“中化”即“中国化”，其实质性意义是，中国在经济科技上比西方国家确实落后了，但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却是最先进的，向西方国家学习经济和科技，最终是为了强国之“本”，即巩固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

一、从洋务运动一开始，朝野之间关于“西化”、“中化”的论争就不绝于耳。“西化”论一度在知识分子中占据支配地位

我们先来看看清政府的现代化。清政府在被迫进行现代化之初，实行了“洋务运动”，译成英文就是“西方化”(WESTERNIZATION)运动。此后，“西化”便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声音伴随着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过程，并且形成了支持“西方化”运动的各种学说观点。但是，从洋务运动一开始，朝野之间对“西化”的反对之声就不绝于耳，也同样响彻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之中。在反对“西化”的过程中，也慢慢形成了从整体上反“西方化”的系统理论，即各种各样的“中化”理论。1898年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试图为当时的“西化”vs“中化”之争做出调解和裁决。张之洞的这一态度很快就为清朝当局所接受，并且成为官方的政治判断和现代化的基本政策。“洋务运动”也随之转变为“中体西用”运动。

中西之争在民国时期，特别是在“五四”以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表现得更加充分。自从清末实行洋务运动以后，现代化的合法性问题便开始逐渐让位于合理性问题。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思想界讨论的重心事实上已转移到现代化的模式上，也就是转移到中国应当实现何种现代化这一问题上。关于中国应当实现何种现代化的争辩从“五四”前就开始了，并且一直延续到40年代，而在30年代达到高潮。当时展开的几场大讨论，如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论战，关于“中国现代化出路”的讨论，关于“中国本位文化”的讨论，关于“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讨论，说到底是关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许多形形色色的理论，如“全盘西化论”、“世界化理论”、“充分西化论”、“中国本位论”、“中体西用论”、“西体中用论”、“中西互补论”、“中国国情论”、“中国特色论”等等。今天，当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场大讨论时我们看到，所有这些理论虽然名称各异，但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不外是中国将要实现的现代化应当是西方式的还是中国式的，也就是“西化”和“中化”的问题。

我们把主张西方式现代化的理论简称为“西化论”，它包括“全盘西化论”、“充分西化论”、“世界化论”等。这种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把现代化界定为“西方化”，认为西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模式。这一理论的倡导者们甚至不愿采用“现代化”、“工业化”等概念，而坚持用“西化”来概括整个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现代阶段。到30年代，当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放弃使用“西化”概念而采用“现代化”或“工业化”等概念时，“西化论”的主要代表陈序经颇不以为然，他说：

此外，严既澄先生又以为“西化”这个名词颇不适当，最好改为“现代化”。胡适之先生在其著作里，也用“世界化”三字。我个人在以往的著作里，也用过这两个名词，但我以为，在实质上，在根本上，所谓趋为世界化之文化，与所谓代表现代的文化，无非就是西洋的文化。所以“西化”这个名词，不但包括了前两者，而且较为具体，更易理解。胡先生虽用了“世界化”的字样，他却仍用“充分西化”的词句。至于严先生虽觉得“西化”两字颇不适当，但他也依然采用“全盘西化”的词句。所以我相信“西化”这个名词的采用，是不会发生问题的。

把“现代化”界定为“西方化”是有历史依据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感是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产生的。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凭着先进的武器和产品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威力，发现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差距。他们感到，若不迎头赶上，中华民族必将覆亡。从那时起，先进的知识分子便决心把西方作为榜样，向西方学习。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先进的物质文明乃至精神文明都是西方现代化的产物，因此他们把中国的发展目标定为“西化”或“欧化”。“西方化”的意思就是全面引进西方的工业文明和精神文明，包括现代的科学技术、民主政治、教育、文化、艺术等等。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化”几乎完全等同于“现代化”，人们经常不加区分地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像陈独秀、胡适这些现代化运动的早期倡导者都使用“西化”和“欧化”的概念。事实上，把“西化”与“现代化”加以区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事。北京大学的罗荣渠先生证实了这一点：“‘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词汇在报刊上使用，是在30年代。就现在所知，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创刊周年纪念，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大概是这个新概念被推广使用的正式开端”。

西化论者屡屡强调，“西化”就是世界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这种潮流是无法抗拒的，谁抗拒就是自取灭亡。“西洋文化是世界文化的趋势。质言之，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则已，要是要了，则除了去适应这种趋势外，只有束手待毙”。在他们看来，西洋文明已超越了国界而成为全球性的普遍文明，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全盘西化并不是效法哪个国家，而是吸取人类的共同财富。“所谓西洋文化，从历史看，并非西洋人所注册的专利，从地域看，它已风靡全球。……(西洋文化)可名正言顺地唤作现代世界文化。我们之吸取所谓西洋文化，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要使中国成为世界队伍中之一员猛将”。

反对西方式现代化的人提出的理由是，西方的物质文明固然发达，但精神文明却不如中国。对此，西化论者提出了强有力的反驳。他们指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物质文明体现着精神文明，西方不仅物质文明的程度比中国高，精神文明也比中国高。西化论的主要代表之一林语堂专门做了一篇题为“机器与精神”的文章，针对“称西方文明为物质文明、机器文明，而自称吾国文明为道德文明、精神文明”的理论，他说，有物质文明未必就没有精神文明，反之，没有物质文明未必就有精神文明。西方不仅有物质文明，而且也有精神文明。西方的科学、政治、教育、学术等精神文明都比中国先进。他形象地比喻说：“坐在自来水马桶上大便的人精神上未必即刻腐化，坐在中国的苏杨马桶上大便的人，精神上也未必保得住健全”。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须记得机器文明，原来也是人类精神之一种表现。有了科学，然后有机器，有了西人精益求精的商业精神，才有今日人人欢迎的舶来品。

西方式现代化理论虽然一度在知识分子中占据支配地位，但在20世纪30年代，它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其支配地位也逐渐让位于另一种对立的理论，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或“中化论”。

二、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化论”遭到了严重挑战，“中化论”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影响日益增大

上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中国本位论”、“中国国情论”、“中体西用论”、“中国特色论”、“中西互补论”等虽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并代表不同的政治势力，但都可归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范畴，我们把它们简称为“中化论”。它们的共同主张是反对中国实行西方式现代化，认为可以而且必须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结合起来，在保存中国传统的同时吸取西方的优秀文明。换言之，就是要按中国的传统或国情来实现现代化，使现代化带有中国特征。例如“论中国化”的作者张申府所说：

我们总相信，改革中国是为了中国，至少也是直接为中国，其次才影响到全世界。同时改革中国总要就中国找办法，虽然一般大法不妨借资他人，借镜他国。因此，许多外来的东西，我们以为，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会中国化。……但令自己作得了主宰，但令把用在中国的东西都斟酌着中国化，使它切合中国的国情，这样子，不拘什么外来的东西，都可利用之，既用不着什么疑惧，更不必作什么排斥。如此大哉中国!中国本来是如此的，希望现在正在自觉地建立着的新中国一定更是如此。

中化论者首先重新界定了“现代化”的概念。与西化论者不同，他们不再把现代化界定为西方化，而把它界定为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社会进步过程。“所谓现代化不是别的，就是工业化，机械化的意思，就是民族工业化的意思”。“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工业化”。在中化论者看来，现代化的主要意义是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和国家的富强：“所谓现代化，最主要的意义，当然是着重于经济之改造与生产力之提高。换言之，即使中国经过一次彻底的产业革命。因为无论中国之前途为资本主义或为社会主义，但中国经济之应改造与生产力之应提高，则为毫无可疑”。

将“西化”与现代化区别开来，把现代化界定为工业化，这对于中化论者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为将西方的工业文明与西方的政治和文化分离开来提供了可能，也为中国在不根本变动政治文化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可能。换言之，在中国实现现代化未必非要西方化。

他们尤其强调中西文化的互补性。著名教授张东荪认为，在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但不相冲突，并且是相辅相佐的”。著名科学家卢于道也重复了这一论点：“所谓文化，原为适应民族生存之资源，为历史之积聚物，吾人殊不必斤斤于何者为中，何者为西，何者为新，何者为旧之辩。凡有裨益于我国家民族之强大繁盛者，皆可采用之。西洋各国并不以采用中国之指南针为中国化，吾国采用西洋之火车轮船并非西化。吾人更不必因求全盘西洋化而放弃中国原有之指南针等等固有之发明”。

中化论者在强调中西文化融合的同时又指出两者有抵触的一面。强调中西文化相矛盾的一面的潜在意义在于，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生搬硬套西方的文明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甚至给中国带来灾难。他们常常指出，许多西方先进的东西到中国后就变成畸形的东西，而失去了其原先的先进性。之所以这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因此，当西化论者把中国现代化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西化”不够时，中化论者则把它归结为“中化”不够。他们痛心疾首地指出：

民族特征，即普通所谓“国情”。中国六十多年，维新变法革命之所以失败，由于不明国情，欧化者“削足适履”，以致“橘过淮南为枳”，欧美议会政治，搬到中国就成为猪仔政治。……外国科学教育，搬到中国就成为洋八股，美棉移植中国，产量就要减少，意大利蜂移种中国，酿蜜也比较不多。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国情”或“中国本位”呢?在这一问题上中化论者之间争议颇多。有人认为“中国本位”即是“此时此地的需要”，它包括“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有人则把“中国国情”理解为民族特征，它包括自然环境、民族素质遗传和历史文化。

一方面，中化论者认为中国传统中有优秀的成分和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另一方面他们又指出西方文明也并非全然是好的，它也有良莠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