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天颖：微博照见的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正文
被认为在历史上分别经历过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宣传时期的中国，其传统的舆论环境接近于多伊彻所谓“瀑布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信息水簇以瀑布的方式，从较高的传播系统向较低的传播系统流动。在流动过程中水簇会经过一个个的水潭：最上面的水潭由经济和社会精英组成，接下来是政治和统治精英的水潭、大众传播媒介的水潭、舆论领袖的水潭，最后是人民大众的水潭。
随着网络微博客平台的开启，一大批公共知识分子所构成的思想团体开始了积极的微博运用，大众传播媒体的传统新闻范式受到冲击和修正，瀑布模式中的传播等级被碾平，信息水簇出现倒流，民意自下而上的蒸腾变得可能，这些转变在一系列微博事件中得到了证明。
“没有一个信息能够脱离社会结构，或者脱离信息传播者和信息接受者共处的具体环境。”蒸腾模式的舆论生成得以可能，照见的是当下中国社会结构和传播环境的转型与变迁。
一、社会系统的发展变迁：社会分层加剧、利益诉求多样，社会舆论呈现躁动表征，传媒公共性需求凸显
“发展性的社会变化所带来的急剧社会转型会打破原有的社会平衡，社会对人的约束效力就会在一段时间内减弱甚至丧失。此时，旧的规范已被打破而新的规范尚未建立；在什么是对的和错的，什么是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什么是合理或极端的，什么是合法的和不合法的等等社会基本价值问题上，均会产生混乱甚至对立。”
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提及的这段话契合了当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语境，在经历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一段经济高度发展期之后，中国的社会系统开始经历深刻变化：首先，传统的生活方式、制度和价值观被打破，而新的生活方式、制度和价值观尚未建立，价值观取向纷乱、杂芜，公众在选择上面临彷徨甚至迷失；其次，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利益的不断重组，这同时带有很大的不规范、不公正和偶然性：既得利益者没有安全感，失意者则有失落和不公正感，社会分层的加剧，以及各阶层群体之间的矛盾增多，使得社会面临“断裂”压力；此外，在迅速发展的经济下，公众开始从一元的温饱追求转向多元的利益诉求，这一过程中同时伴随着教育水平、组织手段和通讯能力的提升，公众采取集体行动来获取利益和表达情绪的能力也将大大提高。这些原因致使社会舆论呈现“躁动”表征，多元的话语表达变得现实而迫切，作为社会现实建构主体的传播媒介能否体现公共性、并且提供准确及时的公共信息和宽容畅达的公共话语空间，成为了一项重要议题。
二、媒介系统的发展变迁：技术变革加剧、信息结构多元，跨越传统传播中介、直接对话成为可能
如果说社会大系统的发展变迁对于社会舆论的生成模式以及建构与转型具有根本意义上的规定性，那么传播技术的革命性进步所导致的媒介生态的基础性改变也在制造并改变着舆论的可能性空间，开辟出社会论述新战线，成新的社会沟通形态。
随着新媒体技术变革的加剧，信息结构日趋多元，或可发展成以萨托利所言“相互争衡的‘传播媒介多元主义状态’”，其理想效果是大众传播系统因为权力分散性和多元制约而被中立化，公众舆论的独立性因而变得可能。
微博的出现和扩散，首先是对个体传播力量的肯定与整合，低门槛的进入性和由此带来的信息的使用、传布与生产，使得传统传播等级秩序中传受双方的角色发生转换，个人的信息权力由此增加、作为紧缺资源的话语权得以弥散。其次，微博客“使个人拥有了把个性化的体验向广大公众传播的力量，在其不断以各种方式向社会渗透的过程中，私人空间变成了公共性的，而部分公共空间又被私人化了”。微博主开始以个人表达促公共讨论，用私域之平台，促公域之向善，并且使得“从前作为受众的人们”成为了政治对话的潜在贡献者和政治舞台的潜在行动者。因此，“思想团体”微博客这一新的中介角色的功能凸显，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传统信息水潭中重要的中介角色――大众传播媒介的新闻生产范式，传统的主流传媒开始认真回应和对待传统新闻生产意义上的“另类”议题与事实，努力缩小新旧媒介之间所展现出来的社会知识以及社会现实的差距。这样，由舆论领袖主导、普通公众参与构建的多元政治和社会话语得以扩散，底层水潭与上层水潭之间的对话与沟通成为可能。
三、变迁与话语：“思想团体”推动私人话语的整合与公共话语的运行，传统媒体在国家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寻找空间
伴随着国家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可为和网络公共领域形塑的开始，公民社会的语境在互联网场域中具备了讨论的可能性。在公民社会中，存在着三个基本主体，即私人、国家以及民间力量，公民社会的话语权也体现为这些主体对话语“资源”与话语“力量”的追逐与占有。其中，私人话语是公民个体的话语，它表达的是私人性诉求，是私人愿望、情绪与意志的呈现，私人话语的表达权和表达能力是公民实现自身公民资格的基本要求与条件，也是确认公民是否具有公民技能的基本尺度。国家话语是国家意志的表达，通常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居于社会的主导，它本质上是一种阶级意志与社会意愿的混合表达，阶级意志服务于特定的阶级，社会意愿折射的则是社会公共需求。而所谓的“公共话语”，其本质是社会民间诉求的表达，既去除了国家话语的阶级性，又摈弃了私人话语的私利性，表现出更多的公益型和集体性。
从社会以及媒介系统变迁与三大话语之间的博弈关系来看，网络微博客传播首先为私人话语的运行提供了平台，私人的话语实践虽然大多表现为分散的、私人性质的意愿和情绪，但实际的效力却往往表现为“民意”对社会时局的“冲击”，同时也是形成社会舆论、促使民意蒸腾的基础。其次，由一大批知识公众所构成的“思想团体”的微博运用，使得公共话语的运行成为可能，这一团体在具体的实践中，擅长用“集体”的力量把要表达的诉求推到社会的前台，倾向于把社会的公共意志上升为社会的主题话语，并借助“集体行动”的压力效应，实现话语的攻坚、推动民意的蒸腾；在私人话语的冲击和公共话语的压力之下，代表着国家话语的体制内媒体受到撼动。由于国家话语本身就具有阶级性与社会性的双重维度，即一方面，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和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国家在对话语实施领导权的同时还负有社会性责任，即维护话语的公平与正义需求。因此，传统媒体在话语表达上便会呈现出公权色彩凸显和社会性底蕴增强的必然趋势。
在业已发生的微博事件中，微博主们以“思想团体”的角色和身份，依靠相较传统公众更为理性的判断和识读，对底层信息水潭的碎片化信息进行拼接与整合，使得下层信息水潭之间的“直接对话”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微博对于民意的敏锐触觉和对直接对话的呈现亦不断冲击着传统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范式，主流传媒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身处的社会传播环境，考虑作出相应的调试和转变，它们开始认真回应和对待传统新闻生产意义上的“另类”议题与事实，努力缩小新旧媒介之间所展现的社会知识和社会现实的差距。在这一过程中，公众舆论有机会扩展至包括瀑布最上层在内的所有层级，瀑布多数位置上的纵向差别也有了不断缩小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借助网络微博客的传播平台，出现了“思想团体”微博客这一新的中介角色，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传统信息水潭中的中介角色――大众传播媒介的新闻生产范式，由此勾勒出了一种新的政治社会沟通模式。
上述文字从变迁、结构、话语的角度对蒸腾模式的舆论生成何以可能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目的在于尝试着从社会变迁的层次将新媒体事件的研究扩展至理论层面，进而能够连接社会理论，照见当下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和政治改革现实。
参考文献：
①[美]乔・萨托利著，冯克利、阎克文译：《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8年。
②[英]安德鲁・查德威克著，任孟山译：《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华夏出版社2011年。
③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④喻国明：《变革传媒》，华夏出版社2005年。
⑤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⑥胡正荣主编：《媒介公共服务：理论与实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