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中国媒体如何行使监督权

看陈永洲事件，感觉像一出戏中戏。如果他自己的供述属实，那这原本是一起非常简单的事情：陈收受爆料人的贿赂，利用记者和媒体的监督权和平台，刻意发表了大量不利于商业竞争对手的文章，被后者举报，然后警察以“损害商业信誉罪”，将陈刑拘。

但是，在事情发生，案情还扑朔迷离之际，中国社会作出了各种政治的、法律的、商业的解读，其中不乏过度想象的阴谋论。尤其是几家报纸，大概这回警察追捕的是自己的同行，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悲壮，于是抢着在第一时间发表了义正言辞、“火药味”十足的声讨评论。而作为事件源起的《新快报》，更是连续两天在头版上刊发“请放人”的公开信。在这种情况下，连平时不怎么关注记者权益的全国记协，也发声督促长沙警方保证记者的人身权利，在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

闹成这样一起公共事件，可反思的问题很多，包括警察的跨省抓捕、未审先抓，央视对陈自证其罪的曝光、中联重科是否有利用公权力的嫌疑，等等。然而，最该反思的还是媒体自身，媒体及记者如何利用社会与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力――在西方被称为“第四种权力”――行使对公权力包括对公众人物和上市公司的监督，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许多媒体和记者慨叹在中国做新闻不易，一方面，得面对主管部门的各种约束，另一方面，也得面对其他公权力的压迫；此外，还得面临市场和自媒体的压力。在这样一种社会生态下，媒体和记者还要行使新闻舆论监督权，让社会尊重自己，确实很难。

很多人还是想做好媒体和当个好记者的；然而，现实环境也使得一些媒体和记者选择了和恶势力同流合污，自甘堕落。媒体的灰色生态链，就已被人揭示过千百次。假如媒体一方面呐喊着要自由、自主，另一方面却在“自由”、“自主”的口号下公器私用，干些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差事，与它监督的公权力毫无二致，叫人怎么去尊重他们？也难怪，如今一些人把记者称作“妓者”，流行着“防火防盗防记者”，这是对这个专业的高度不信任。

当一个行业丧失其职业荣誉时，离死亡也就相差不远了。可是，很大程度上这是由媒体和记者自身造成的。外在环境的恶劣只是给媒体和记者自甘堕落的一个理由罢了。以陈永洲和《新快报》为例，其对新闻监督的理解和行使监督的方式，就存在很大偏差，最终出事乃是一种必然。

仅从目前公布的材料来看，如陈所示，他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先后发表的10多篇中联重科负面报道中，只有“一篇半”是自己在他人安排采访下完成的，其余都是由他人提供现成文稿，自己只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加工，有的甚至看都没看，就在《新快报》等媒体上刊发。撇开这里存在金钱交易不谈，负面报道远不是这样做的。陈不是不可以用别人提供的消息源，但必须在报道中说明这一消息来源，并且必须要在其他消息源的互相印证下，才能构成一篇客观公正的报道，尤其是这种单一消息源长期来自同一对象，报道者就必须警惕对方的意图。这才是专业的报道方式，也是揭黑类报道或调查类报道的基本常识，可他竟然连去中联重科核实一下材料真假都不愿做。

金钱交易超出了记者职业底线

当然，人们现在知道原因，是他收了爆料者的钱。但此种金钱交易，已经超出了记者的职业底线，其所做出来的报道，也就毫无客观公正可言。然而，奇怪的是，居然还有人在为陈辩护，说他即使收了钱，也不等于其报道就有问题。如果这样做出的报道没问题，那骗子也具有公信力。退一步讲，即便爆料者提供给陈的材料属实，根据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他的报道在程序上也是有问题的，现在法庭不采信刑讯逼供的口供，认为这样的口供没有证据力；同样，从新闻的专业立场上看，违背新闻基本程序的报道也是没有可信度的。至于陈去香港证监会和中国证监会举报中联重科，那更不是出自一个记者的为民请命，而是彻底沦为一场交易了。

再说《新快报》，在刊发“请放人”“再请放人”的檄文时，固然痛快，但它也忘记了一家新闻媒体的应有立场，这里且不说它有公器私用之嫌，在全面无条件为自己的员工“背书”时，是否考虑过陈背后存在“收受贿赂”的可能，陈所做的系列负面报道是否做过扎实的调查，真实与否？作为一家并非专业财经类的都市报，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用自己的名字或与别人署名，发表了十几篇针对同一对象的负面报道，按常理，除非是报社安排他的采访项目，否则，理应引起编辑部和报社领导的重视。可惜，《新快报》并未对此严格把关，虽然两篇檄文强调“认真核查过陈永洲对中联重科的所有15篇批评报道”，没有发生问题，但这只是对文本的核查，而不可能去核查他的报道经过。

报社自己也承认，中联重科曾派人到报社沟通过，可报社出于维护自己记者权益和自身形象的考虑，拒绝了对方提出的邀请记者去企业调查的提议。如果报社走了这道程序，后续的事情可能就不会发生。所有这些该做的《新快报》都没去做，却空洞地高举着新闻监督的道义优势，这是中国很多媒体在遇到类似问题时通常采取的策略。

还有那些第一时间发声支援《新快报》和陈永洲的媒体，对公权力的监督无疑天经地义，但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它们自觉不自觉地以媒体监督者的道德优势自居。媒体拥有监督权，并不必然等于媒体或记者就自动拥有高于公权力的道德优势。媒体的监督道义优势必须让位于事实。在事实都未搞清楚的条件下，无条件声援同行，善意的解释是，中国的媒体和媒体人平日被压抑得太厉害，想借此事件出口恶气。然而，这并不是一个令人尊重的媒体的应有做法。

正因为媒体和记者对自己拥有的舆论监督权感觉良好，不能正确地看待和行使这种监督权，从而随着陈的自供有罪，上述媒体便陷入了尴尬，导致整个媒体和记者的公信力进一步受损。作为社会公器和“第四种权力”，媒体的特点决定了其职业伦理对其职业声誉具有特殊重要性。因此，越是环境恶劣，越要坚守基本的职业伦理和专业精神，如果媒体和记者丧失了职业操守，不能用专业主义的立场去行使监督权，迟早会为自己带来无妄之灾。

抛开使陈永远洲案件复杂化的其他东西不说，单就媒体的监督权而言，即便为自己免于不必要的麻烦考虑，媒体和记者也必须做到自重和专业，谨守新闻的基本操守和专业立场。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

目前正在英国诺丁汉大学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