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鸿：中国电影如何用文化担当来培养引导观众

中国电影发展到今天，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政府、市场、学术等各种社会力量联合推动的一个结果。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感谢在座的各位对于此次论坛的支持。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电影如何用文化担当来培养引导观众》。众所周知，中国电影在过去十年所面临的主题是产业和市场，一方面受到好莱坞电影的冲击，另一方面中国自身文化行业的改革，使得市场的突围与产业的崛起成为电影人安身立命的基础。文化问题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提出来就显得不太合时宜。但是中国电影也的的确确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产业与市场的奇迹，现在票房成绩是稳稳的“坐二望一”，并且还在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增长，远高于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增长速度。放眼世界，美国基本上是稳中略有下降，全球增长率大概只在5%左右，但是中国一直保持着30%以上的增长率，所以刚才毛羽局长提出的“中国是全球电影行业增长的引擎”这一说法是毫不夸张的。去年66部电影过亿，这相当于每个月都有5部以上过亿票房的电影，这是过去所不能想象的辉煌成绩，好莱坞电影在中国市场上创造出来的票房成绩远高于在美国本土市场。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整个好莱坞电影把中国作为它在海外最为重要的可增长市场，在商业战略上作出了很多调整。比如《变形金刚4》增加了差不多半小时的在中国拍摄的戏份，其实这半个小时没有太大必要，并且在播出之后，世界舆论大多对此持负面评价。但是由此可以发现中国市场对于全球来讲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国主要的好莱坞电影企业，比如六大公司基本上跟新闻集团、“时代华纳”、“迪士尼”这些传统的大牌媒体集团融合在一起的，美国电影还是有很多传统电影的气质。有人说要打造中国的“时代华纳”，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情况，因为中国的电影业无法与传统媒体融合，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传统媒体业，特别是对于电影至关重要的电视行业，基本上是事业体制，虽然它的产品参与市场竞争，但是生产产品的主体是一个事业主体，无法在市场上与电影融合，而电影恰恰是在完全市场化条件下运行的。因为传统媒体业与电影的体制完全不同，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新贵――互联网。中国电影其实是最早跟互联网密切联姻的电影行业。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不仅是中国的优质企业，而且是世界级企业。互联网的出现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培育起来的，这与电影业在气质上天然吻合。所以这一年互联网企业对于中国电影的渗透和影响是前所未有的，互联网企业不仅自己做电影公司，而且投资电影并对电影的营销起一定影响作用。比如说现在网上售票在电影销售过程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而且一定程度上即将扼住我们的咽喉，这是这两个领域之间全面融合的开始。我预计未来几年这种融合对于中国电影业而言所提供的产业升级对于影院是一种挑战，互联网会创造出非常广阔的“后影院”市场。尤其2014年广电总局对视频行业进行了监管，以后没有经过审批的外国电影不能进入视频网站正版推广与观看，这就意味着观众对于国产影视内容的需求会大幅增加，换句话说，将来互联网将用各种方式争夺优质电影资源。因此，电影市场将面临一个巨大的增长空间。

过去几年，几大视频网站培养的付费用户每年都在成倍数地增长，中国用户都已经习惯从电视或互联网上接收观看免费视频内容，但最近两年已经逐渐培养出优质用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愿意在互联网上付费观看电影。而且最近也启动了一些电视院线，这对于整个电影行业来讲，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后影院”的升级。每年的电影收入的统计口径基本上还是十年前的模式，版权转让与版权销售的收入也需要统计到电影行业中去，这是电影行业的辉煌业绩，其实“后电影”的市场随着互联网的介入一定会成几何级数的增长，如果再不进行这项统计，以后将逐渐看不到它的发展脉络和过程。

2014年“网生代”这个词语非常流行，其实这个称谓一方面是指互联网IT进入了电影，比如说网络游戏、网络小说，2015年可能一大批网络小说将被改编成电影，也包括动画电影，大部分票房好的动画电影都是从互联网IT改编过来的，大量互联网素材、元素会进入电影作为主要内容出现。当然，还有一个所谓的“网生代”是指在互联网上“活”起来的人纷纷成为电影人，比如说肖央最开始是做“微电影”，现在成为大电影导演，其实包括韩寒、郭敬明等一群虽然是以小说起家，但是后来他们的粉丝群都建立在互联网上，所以这样一群人都会进入电影行业。其实“网生代”还有一个概念，它就是“网生观众”的指称。2014年是互联网全面进入中国20年，在这20年中，从十多岁开始玩互联网游戏的人，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互联网电影的核心受众，互联网伴随着他们长大，在他们身上拥有天然的“互联网”气质。

其实互联网在中小城市中的普及和利用长期以来一直被低估了。大城市由于人们信息获取的多元化、消费方式的多元化相对而言对于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还十分有限，但是在中小城市，互联网基本上就是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方式，所以实际上中小城市的人们对于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超过了大城市。有时候大家会觉得互联网的某些内容好像比较低俗、低质，因为这些内容本来就不是为城市白领、中产和精英以上的观众准备的，是为广大二三线城市的“丝”青年准备的。因此它天然的带有向下沉的取向，这样一种精神气质进入互联网、进入电影行业之后，电影发生了很多改变。老导演基本上败走卖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是受互联网气质浸染长大的一代人。过去中国的电影市场是大城市白领的趣味决定着票房的走向，那个时候的电影看起来就像是电影，至少要有大牌明星，甚至要有一定的国际化程度在里面，一直是《英雄》那种气质的电影有票房。但是从《失恋33天》开始，再到后来的《泰》，以及2014年两部票房过十亿的电影《大闹天宫》《心花路放》，八部票房过五亿的电影，大家会发现一个新趋势――决定着电影趣味的不再是城市白领，而是二三线城市的小镇青年。我看到一个数据，说女青年更重要，小镇女青年决定了电影的趣味。这一点可能是跟过去的电影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整体上的电影趣味在这几年发生了重要改变。那种大制作的、精良考究的、投入成本很高、偏历史偏硬派的电影基本上不太能够创造非常高的票房，即便像《智取威虎山》口碑一边倒的好，但是在票房上并没有赢过《心花路放》。

伴随着“新增长”、“新突破”一起出现的是“新市场”、“新观众”。市场变了、观众变了、趣味变了，那么给电影文化带了一个很大的改变，电影可以不那么像“电影”了，甚至粗糙更容易引起一批电影观众的共鸣。而且还有一个现象，这一批高票房的电影受到来自大城市的主要媒体舆论方面的广泛批评，但这些批评完全挡不住其“心花怒放”的结果，票房一路高歌，这个就可以看出审美趣味之间巨大的差异。正是因为一大批二三线城市的普通老百姓、普通青年观众在决定着票房，电影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为了迎合这种需要，放下身段去讨好这些观众。近两年有几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墙内开花，墙外一点都不香”，基本上高票房电影在国内受到批评，而且跨不出国门；二是“叫好”和“叫座”之间出现巨大的矛盾，“叫好”的都不“叫座”，“叫座”的几乎都不“叫好”。大部分电影基本处于这种矛盾之中。

中国电影面临一个特别严峻的危机，如果单从市场来看，可能还感受不到，但是对于未来要有清醒的预判：第一，今天中国电影的票房成绩是在对市场有一定有形或无形把握的前提下取得的，因此不能高估这个成绩的绝对含金量；第二，现在的观众在观看国内电影的同时还在看好莱坞电影，他们今天接受这样的电影不意味着他们明天仍然接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由于中国电影刚刚开始商业化，其实那时候中国二三线城市的录像厅基本不放美国电影，因为没有人能看得懂，基本上所有的录像厅都放的是港台电影，主要是香港电影。刚才提到的，大量二三线城市的影院都是最近三年左右建起来的，换句话说这批观众在过去二十年左右根本没机会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因此互联网和电视台培育了他们的审美趣味。但是当今天他们在电影院里面既能看到国产电影，也能看到好莱坞电影的时候，这种趣味一定会发生改变。就跟当年的香港一样，香港有一段时间拍摄了各种类型、非常商业但又简单粗糙的娱乐电影，曾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一统江山。但是随着新一代电影观众的诞生，也就是三五年时间，香港电影一下就失去其霸主地位，倒下去是非常快的，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国家，观众要成熟起来也是挺快的。现在是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所以不能满足于这种低俗、简单、粗暴的娱乐占领了市场，就可以不思进取，受批评时就用市场作挡箭牌。现在的批评主要形成两种态度，一种是批评改革，一种就是在改革过程当中为了保护改革就不能批评电影。这其实是有待商榷的，现在出现的问题不是改革带来的问题，而是改革不彻底或者说是改革不够深刻所带来的问题。这其中的关键就是要解决文化的提升，而文化问题当中最核心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只有两个：

第一，娱乐文化要解决好宣泄与净化的关系问题。我从一开始研究电影，就是娱乐片、商业片的拥护者，而且是推动者，而娱乐文化当中有一个基本的伦理，就是宣泄与净化的统一，不能够只有娱乐，没有净化。中国电影、电视剧中有很多值得批评的现象，这不是针对改革而言的，娱乐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所有的娱乐都是有度的。电影里面出现过很多案例，比如说一些丑恶的东西不加拯救、不受惩罚，就能得到该得到的利益，或者说过度地去表现一些对于女性的不尊重，甚至有些电影大段大段地表现生活中的负能量，而最终又没有得到有效的挽回。不能说这些电影一定会带坏什么人，但是不能助长这种趋势。这就跟添加剂一样，放在食品里面可口，但是如果一味地加添加剂，这个民族一定会生病。食品如此，精神也是如此。娱乐是有尺度的，全世界都如此。

第二，应该拍摄更多的正能量的电影，其实不是正能量就一定得不到票房。好莱坞电影跟政府没有直接关系，全部都是市场化运作，但是除了大家看到的“爆米花”商业电影《蝙蝠侠》《蜘蛛侠》《变形金刚》等，其实这些年还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关注人生、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的电影，比如《林肯》《为奴十二年》《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等等，而且这些电影都是美国的主流电影。那么，我们如何创造自己的主流电影呢？我觉得其核心关键在于“现代意识”，这其中有两个关键：1.如何得到老百姓的认可？答案一定是以人为本，以个体关怀为本。现在很多主旋律电影最大的问题就是永远把整体性绝对凌驾于个体之上，但是现代意识的一个核心就是国家为人服务。关怀个体命运其实也是《中国合伙人》中最典型的特点，个人心与国家心是连在一起的，不是个人无条件依附国家、贡献国家，国家是靠个人创造出来的，就跟《幸福来敲门》一样，《中国合伙人》从这个意义上给我们的启示是非常大的。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认真研究它的创作规律，它究竟跟这个时代是什么关系。我觉得它是价值观的一个重大转折，表现在个体对于这个社会贡献的创造。2.价值观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含义丰富，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又是什么东西获得社会普遍性认可？其实无非就是几个特别核心的东西――“自由”“平等”“尊严”“爱”，这些是会跟社会产生共鸣的价值观，而且这中间也可能产生推动社会进步的故事。比如韩国电影《辩护人》改编自真人真事，推动了韩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变革。去年的奥斯卡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也是真人故事改编，就因为一个艾滋病人的故事最后影响到美国卫生部改变了自己的法规。其实这些都是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一种个体力量的表现。包括《亲爱的》这部电影播出之后，公安局也开始告诉大家其实孩子失踪以后四个小时之内也可以报案。中国也有许许多多靠个体公民为了自己的利益的追求而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这些故事是很有趣的，也亟待发掘，它有正面价值。其实中国人特别关心自由、平等、尊严有关的东西，只要抱着一种诚意的态度，文化空间的表达还是很大的，《中国合伙人》《亲爱的》的出现说明了这个空间的存在。甚至我们在总结这些电影经验的同时，需要找到更妥当的表达方式来表现我们的生活。

电影是娱乐，但是它不完全是娱乐。即便电影是一个商品，它终究还是一个文化的商品，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商品。所以我们讲电影需要产业化，但产业化的电影必须有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电影才会有自己的品牌。换句话说，中国电影要想走出去，如果不跨过文化价值观的这个关口，是走不出去的。中国电影现在在海外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制作困境，同样也是创作困境。我近两年接触过很多关心、热爱中国电影的外国人，他们对中国电影的表达不太容易接受，所以实际上从“文化”的角度来讲，这既是一个社会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产业的需要，是这个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以上观点纯属我的个人意见，欢迎大家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