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禹僧：从人格神到理性上帝――上帝观念的演变

一、唯物－唯心论与知识增长：上帝活着

何为上帝？人们常说“上帝在我心中”，分析哲学可以追问，这“在我心中”的“上帝”究竟是指的什么，是否真的有叫做上帝的东西在“我”“心”里居住，上帝观念在我们居住的世界有没有“客观对应者”？对于一般人来说，他们并不需要像分析哲学那样刨根问底。即使维特根斯坦也不否认，日常语言之为日常语言，本身即包含着能够被公共领悟的含义。当然这并不妨碍追问“上帝”的意义，例如我们可以回答上帝的“客观对应者”就是整个世界存在的原因。那么整个世界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回答：只有上帝知道。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能知道全部原因，我们只能假设上帝对他自己全知（因为他就是原因本身）。正如英国现代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教授所言：上帝存在于人类未知的领域。

对于科学家来说，对上帝创造世界时遵循着统一的、和谐的思路的坚信不疑是他们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起码在量子力学之前，对于科学家如开普勒、牛顿，甚至爱因斯坦就是如此。爱因斯坦说，“上帝不会掷骰子”，此处的“上帝”是指世界的“必然性”的因果联系。但爱因斯坦也许没有意识到，他的两个相对论已经超越了牛顿的完全决定论，例如时间和空间都不再是绝对的量。然而，完全决定论的破灭并不是说上帝已经无法理解。对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有着深入理解的霍金教授说：上帝有时候真是赌徒。即使全世界基督徒都说霍金亵渎神圣，但也不能剔除他如此判断所包含的真理――一句有关量子力学中微观量子运动“测不准”的形象描述。对于量子世界的上帝来说，他对于自己掷出的骰子的情形也是不能预先知道的。所以如果上帝听到霍金说他是赌徒时或许会会心地微笑，因为上帝知道，在当今时代，霍金是他的一个不可多得的知音。可以说，物理学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人类对上帝理解的深化过程。

信仰上帝存在和不存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表面看是两种完全对立的世界观，但绝对不会导致两派对世界诸现象的感知产生出不同乃至对立的结果，如对色彩、声音的感觉都是同样的。因为“人类”同属于高级动物，因此不同信仰的人群如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对于人生境遇的喜怒哀乐，都差不多相仿，只有风俗的差别而已（例如失去亲人后的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都表现出悲伤，只是葬礼的形式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信仰人群中有些不同）。所以，有神论科学家和无神论科学家发现世界奥秘的机会均等，彼此不会因为信仰的不同而使得上帝对双方的研究成果的获得有所偏袒，因而双方也没有必要强迫对方改变信仰。宣称自己是所谓彻底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人可能很迷信，例如夜晚走在坟墓边很恐惧，大概是害怕某个亡魂会伸手把他拽进坟墓；宣称相信上帝的人也可能是盗贼或通奸者，全然忘记在西奈山的摩西从上帝那里得来的诫命。并且可以肯定，牛顿、爱因斯坦以及霍金教授所说的上帝肯定和那些虔诚的教士、划十字的老妇人所理解的上帝有很大的不同。当然这种不同是因知识结构决定的价值观所造成的，在我们承认人类知识增长带来的进步的同时，应该对各种不同的价值观采取平等的态度。

科学并不与上帝观念相矛盾，否定上帝存在的唯物主义也并不一定导致科学发展。英国科学史家W.C.丹皮尔认为，“唯物主义”之所以被无知无识的人视为坚定不移的信仰，只是因为它太简单的缘故。农夫说只要踢一脚石头就能驳倒贝克莱主教的唯心主义，但要和农夫讲述清楚“现象”和“实体”则必须从读书认字开始；如果向他进一步解释原子内部大部分是空虚，只是电子波动的云雾，则必须向他传授物理学；如果说服他我们世界的诸多存在者的存在形式并非是单纯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则需要让他理解电磁场论和质能互换的爱因斯坦方程。

现代天体物理学中的已经成熟的学说――宇宙大爆炸理论认为，我们的宇宙是由大约一百五十亿年前的一个无限稠密的质点（宇宙奇点）爆炸而来，现在的宇宙还处在大爆炸延续的膨胀阶段中。哈伯定律告诉我们，距我们越远的星系离开我们的速度越快，离开的速度与离开的距离成正比。当然，离我们无限遥远的星系就可能有无限的速度――这个推论又不成立，因为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要求光速是极限速度，任何物质运动不能超越光速，就是说，不可能存在离开我们无限遥远的星系。因此可说我们的宇宙并非是没有边界的，康德关于世界有限与无限的二律背反看来只是思维的背反而不是世界本身的背反。科学家还不能设想宇宙膨胀率是否有一天会变成零或者膨胀率为负，如果宇宙膨胀率为负，我们所处的这个正在膨胀的宇宙就会变成崩塌的宇宙，甚至有可能收缩到它当初大爆炸的起点――无限稠密的质点。无限稠密是“物”，是“有”，但同时此“物”、“有”的稠密是虚假的稠密，因为宇宙中尽管大约有亿个（亿后面八十个零）粒子，但还有同样多数目的反粒子。在宇宙奇点，粒子/反粒子是相互抵消的，所以宇宙中的物质―能量刚好是零，因此宇宙奇点可以被理解成是绝对的“无”。“有”与“无”看似对立，实则统一，《庄子・齐物论》把二者“齐一”了，黑格尔《小逻辑》也认为“纯有即是无”。无论把宇宙奇点看成是“有”还是“无”，既然其中包含着发展成宇宙的种子，那么它也可被理解成是“理”，是“心”（天心、道心的存在是因“吾心”的观照――没有人类的思辨怎么会有天心、道心的命名呢）。从这一意义上说，世界起源于“无”并没有错，就看我们如何理解“心”、“物”、“无”。因此，《老子》的“天下万物归于有，有归于无”以及宋明理学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万法归心”与现代宇宙学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对于认识外在于我们的世界和内在于我们肉体的心灵来说，纯粹的思辨和科学实践的探索都是重要和必需的。

一般说来，不以知识作基础的唯物主义与不以知识作基础的唯心主义同样有害。因此，信仰上帝存在并通过对上帝的造物――宇宙与人的理性沉思，进而作为对上帝进行理解和探索的思维方式（所谓唯心主义）与另一种思维方式――把世界作为不受任何非物力量统摄支配而进行认知的思维方式（所谓唯物主义），是可以一致起来的，前提是如果二者都努力寻求知识增长。欧洲基本采取了第一种方式，而且从实际效果来看，起码对于认识心灵之外的世界来说，欧洲人努力理解上帝的方式比其他方式更有效，因为严格意义的自然科学诞生在欧洲并得到高度发展。

世界尽管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人类对世界的理解永远是不可能完善的。托马斯・阿奎那的理性上帝是一个人类理性可以理解的上帝，而我们人类发现自身有限性的理由，是假设有一个无限全知的上帝的存在。其实中国人理解上帝的“方便法门”可以从中国哲学的“天”开始。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意思是说天没有什么好说的。但当他的弟子颜回死了之后，孔子悲伤至极地说“天丧予”。此“天”是什么呢？是人类无法更改的命运。人在天面前是渺小的，因为天长久而人短暂，天无穷而人有限，天是人的造者，人是被造者。天固然有自然之天的意思，但中国人理解天更多的时候是形而上之天，而形而上之天除了命数之天的意义之外，还有理法之天、天道之天的含义。中国道家学说的“天道”也并非是指人发现的自然逻辑，任何人发现的自然逻辑仅仅是“道”给这个具体人的一个侧面，“道”是不可能被任何人全知的。此种形而上之“天道”已经接近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自然哲学家所理解的上帝了。

自然科学家试图理解上帝的构思和试图理解自然的奥秘只是同一意思的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而把宗教和科学严格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未免太简单化了。就像古希腊的自然科学脱胎于希腊人的形而上学一样，文艺复兴后的信仰上帝的科学家也从对上帝的追索中发展了自然科学。形而上学和科学不是一开始就泾渭分明的。牛顿的力学方程式中尽管没有上帝的概念，但牛顿认为空间和时间是上帝预设的。牛顿、开普勒把自己观察的自然现象用数学模型表达出来，至于宇宙为什么会遵循这样严格且完美的数学模型的表达，并且可以被“人”这种动物发现，则不是牛顿、开普勒所能回答的。在任何一本物理书籍中都不会有关于这样问题的答案：自然界为什么存在万有引力？自然界为什么会有进化？――达尔文的进化论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所以古往今来的形而上学家乃至现代自然科学家都不得不承认，关于世界的本原问题永远是一个未完成的问题。当然属于分析哲学的语言学家倾向于宣称本原问题是一个“无意义”的伪问题，但这种宣称似乎不能剥夺一个降生世界的少年人对世界存在的惊讶以及提出那个古老问题的欲望――世界存在的原因，尽管这个问题永远不能获得终极圆满的回答。凡是对现代科学有起码常识的人都不会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一天能穷尽宇宙人生的全部奥秘。所以人类认识的相对性使得人类永远不会有取消上帝存在的理由。

当尼采的“上帝死了”的箴言被一些学者重复的时候多半是不理解上帝观念的意义，上帝是人类“发现”的，但上帝的思想――外在于我们人类的世界之内部逻辑，是有限的人类永远也不能完全读懂的。我们对于世界的知识好比我们围绕自身画的圆圈，所画的圆圈越大就会发现圆圈外面的区域越大，圆圈内部永远是有限，而圆圈外面永远是无限。人类的知识增长越多就发现自己未知的领域越广泛。人和上帝的关系是有限和无限之间的关系，具体的人会死亡，但我们没有能力判断无限的上帝会不会死亡，因为我们并不理解上帝“活着”的状态和“死亡”状态的差别。以功利主义态度来判断，只要太阳不熄灭，地球不崩塌，说明上帝对人类没有失望，因为阳光雨露是上帝“活着”的证据。其实宣扬太阳中心说的布鲁诺并不讳言上帝，只是他理解的上帝比当时教会理解的上帝更具有进步意义。再说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宇宙究竟有没有中心以及如果有究竟在哪里，人类至今并不知道。哥白尼和布鲁诺所理解的上帝显然比当时教会人士的理解前进了一步，但宣称代表上帝的教会并不代表上帝，因为上帝永远不会选定愚蠢的人作自己的代表。人类的每一次科学发现都朝上帝的思路接近了一步，但我们永远不能穷尽上帝的思路。上帝是什么？上帝就是包含人类在内的整个宇宙的创造者，只要你认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产生是有原因的，你就是相信上帝的存在，因为最终原因=上帝。“上帝的思路”近似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精神”，或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天道”。“绝对精神”、“天道”、“上帝的思路”可以被语言学家说成是没有意义的概念，但人类的日常语言离开这些概念似乎就无法准确、清晰地表达思想。语言学家无法实现使人类用“科学语言”表达思想，因为直至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种为躲避形而上学语句而人工发明的“科学语言”是成功的。“上帝”等形而上学词句不仅不是冗余，而且是科学家思考世界的不可少的工具。不仅“上帝”，就是像“原子”、“生命”、“物质”等语词也不是可以完全明确定义的“严格科学”概念，其中的“形而上学性”是无法剔除的。一般说来，一个总体论的名词总是包含着人类并没有完全理解的东西在内，我们更不能因为人类为概括对自身和世界的领悟而历史形成的名词概念包含着未知的东西而不使用它，而如此总体论的名词概念是不可能不包含形而上学性的，对诸如此类“形而上学性”语词理解的不断完善的过程正是人类知识增长的过程。或者可以说，起码在欧洲，现代科学的发展历程就是对上帝概念观念理解的完善过程。

正像耶稣理解的上帝和他同时代的文士理解的上帝有差别一样，人与人之间、时代与时代之间，对上帝的理解都是有差别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上帝是一个不断演化和发展中的概念，上帝观念的发展过程正是人类心智乃至人类文明的完善过程。

二、上帝“杀人”还是“道法自然”

《圣经》记录的是人类（当然只是人类中的一部分）关于上帝观念的早期演化历程。当然《圣经》也可以作历史文本阅读，因为它所记录的许多事件已经被考古挖掘的材料所证明，例如希伯来人从埃及的统治下逃离的经历。但《圣经》记录的历史毕竟不同于中国两司马的信史，具体的细节也不能作教条主义的理解。例如，红海海水出现一个走廊，让希伯来人经过，等到埃及士兵过来时海水合拢，埃及人却被淹死了。这些故事或者是无中生有的捏造，或者是某种比喻的巧合，也可能是希伯来人过海时风平浪静，而埃及士兵过海时忽起风暴，于是《圣经》早期编纂者就“创作”了这样的奇迹。但海底出现走廊的奇迹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物理学定律在几千年前和今天并没有任何的不同。又如说亚当、挪亚活了九百多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