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智：试论当代西方宗教哲学的人学化趋势及其历史定命

法国年鉴学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年）曾说，只有依据长时段概念，我们才能窥到历史底部的沉默之海，达到历史的内在底蕴和真实本质。笔者认为，布罗代尔这一历史理论不仅对普通历史现象的研究有借鉴意义，而且对宗教哲学现象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的意图就在于把当代西方宗教哲学置放进（还原到）整个西方宗教哲学的历史大背景中，从总体上对它作一番初步的长时段考察，以期对它的特殊本质、理论弊端和历史命运作出虽是粗线条的却是较为本真也较为本质的说明。

一

众所周知，宗教哲学既是人们对宗教现象和神学理论的哲学思考，是关于宗教普遍本质和一般发展规律的概念系统，又是一个“在发展中的系统”，一个包含着诸多阶段于自身之内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其当代发展不仅基于当代实践和当代科学的现实基础，而且也基于宗教哲学的历史传统。因此，在具体地考察西方宗教哲学的当代发展时，先简略地回顾一下它的历史源头是十分必要的。

宗教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一个和一般哲学大体同步的发展过程。就西方宗教哲学史看，它是一个包含古代希腊时期、中世纪、近现代时期三个阶段在内的发展过程。

古代希腊时期是西方宗教哲学在哲学中的地位渐次明晰且得到确认的时期。虽然早在古希腊奴隶制形成时期，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色诺芬尼、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等哲学家就曾对宗教进行过哲学沉思，但是，直至亚里士多德，宗教哲学，亦即他的所谓“神学”，才被确认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且获得了高于所有其他分支学科的至上地位。亚里士多德把宗教哲学（“神学”）宣布为“第一哲学”，因为他一方面把第一哲学宜布为研究万物的“为什么”即“根本原因”的学问和“不动的实体”的学问，另一方面他又断言神是“万物的原因，而且是本原”（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0页），是“永恒的不动的实体”。但亚里士多德对神的理解却是理性主义的。他不仅把神看作“思想的思想”，而且有时还直接把“神”叫作“努斯”（noûs，理智），这一时期的其他哲学家，虽然也可能有少数几个例外，但多数与亚里士多德的理性立场是十分接近的，古希腊时期的宗教哲学至少就其主流看，是理性主义的，而不是启示主义和信仰主义的。

随着西方社会由希腊罗马奴隶制向中世纪封建制的过渡，这种理性主义就逐渐让位于启示主义和信仰主义。中世纪的宗教哲学的基本形态只有一个，这就是基督教哲学，亦即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这一时期宗教哲学所取得的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于：它终于消除了在亚氏哲学里形成的抽象的傲气和养尊处优的习性，而屈身对基督宗教神学的理论作起具体的哲学论证来了，它不仅对上帝的存在作出著名的“本体论证明”（安瑟尔谟）和“宇宙论证明”（托马斯・阿奎那），而且，对作为终极实在的上帝的神性――不变性、创造性、永恒性和至善性等也作出了系统的哲学论证，最后，终于汇成了一个囊括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历史观的博大体系。中世纪宗教哲学至少就其丰富的内容和系统的形态看，是仅仅宣布宗教哲学是哲学之一个分支这一抽象信念的古代希腊宗教哲学不能望其项背的。但是，它却是以放弃哲学尊严、放弃古希腊宗教哲学理性基础为代价来取得这一历史性进步的。尽管中世纪宗教哲学家用理性，用“自然之光”为基督宗教神学作出了种种论证，尽管他们中有人如托马斯阿奎那甚至承认有所谓自然神学即“哲学中的神学”（托马斯・阿奎那语），但他们还是宣布唯有靠上帝的天启，唯有凭借上帝的“永恒之光”，才能认识全部神学真理。信仰的原则、启示的原则始终是中世纪宗教哲学的不容置疑的至上的原则。

信仰的原则和启示的原则虽然支配了西方宗教哲学长达一千多年，但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的到来，理性原则又重新成了宗教哲学的支配原则。在近现代宗教哲学家中，尽管马丁・路德发出过“理性娼妓”的咒语，尽管有雅可比这样的“信仰哲学家”，尽管晚期谢林主张“天启哲学”，但笛卡尔以来的绝大多数哲学家却基本上持理性主义的立场。笛卡尔既然一方面把上帝宣布为“绝对实体”，另一方面又把实体定义为“能自己存在而其存在并不需要别的事物的一种事物”，这就意味着上帝对他来说，是一个可以定义、可以理解的“事物”；斯宾诺莎不仅把上帝宣布为“唯一绝对必然的实体”，而且还进而把它宣布为“自然”；莱布尼茨把上帝理解为创造其他单子的最高级的“单子”，他虽然认为上帝也有意志，但却认为上帝的自由选择总是“基于符合他的智慧的选择理由”的。康德要阐明的宗教，如他所说，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黑格尔的上帝，如费尔巴哈所说，无非是绝对精神的化身，他的宗教哲学，也无非是“理性化了的神学”。理性主义宗教哲学不仅在近现代哲学界居主导地位，而且在近现代神学界也有广泛市场：它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便是所谓自然神学或自然神论。近现代自然神学与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然神学不同，它不再隶属于启示神学，反而成了根本排除启示神学的东西。依照自然神学的观点，上帝仅依据可为人类了解的理性法则创造世界，而且世界一旦造就，上帝就既不干预自然进程，也不干预人类行为，因此，天启是根本不存在的，也是完全不必要的，人们只要依靠理性就可认识上帝依照理性法则创造的自然和依照理性法则创造自然的上帝，从而获得全部宗教知识。反对信仰主义和启示主义是近现代西方宗教哲学的一面旗帜。

这样，西方宗教哲学，在其两千多年的漫漫历程中，便大体经历了一个由理性主义过渡到信仰主义和启示主义，再由信仰主义和启示主义过渡到理性主义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二

近现代宗教哲学虽然打出的旗帜是理性主义，但其更深层更本质的东西却是自然主义。“Deism”这词一般不译作“理性神论”而译作“自然神论”，其妙处正在于此。诚然，“Deism”确实涵指人们单靠理性就能认识上帝凭理性法则创造的自然，从而认识以理性法则创造自然的上帝，但它的更深层的意涵则在于斯宾诺莎所昭示的“神即自然”。这就是说，近现代宗教哲学与中世纪的不同，它所信仰的不再是人格化的神，而是理性化了的自然。近现代宗教哲学如此标榜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这对批判中世纪的以神为中心的信仰主义和启示主义无疑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既恪守自然主义和以自然主义为基础的理性主义，则势必不能彻底消除信仰主义而只能以对自然、自然物、自然力的信仰取代对神的信仰。当代宗教哲学及其主导原则正是在对近现代宗教哲学的这种不彻底性的反思中建构或确立起来的。

应当指出，对近现代宗教哲学的批判性反思并非始自20世纪，而是在此之前就已开展了的。例如，费尔巴哈早在19世纪中叶就提出了“神的主体是理性，而理性的主体是人”的著名论断，从自然的人本主义立场对近现代宗教哲学或理性神学提出了批判。甚至在他之前的康德，就已以其“纯粹理性批判”，否定了上帝存在理性证明的任何可能性，把上帝宣布为主观自生的“先验概念”或“先验幻相”，给了“形而上学”的“理性神学”以致命一击。康德还进而把上帝存在宣布为“实践理性”的道德公设，宣布为人的至善理想的必要假设，这就在一定意义上把上帝宣布为依人而在的东西，依人的希望而在的东西[①]，依道德的人而在的东西，从而在宗教哲学中初步确立了人的原则。但是，无论是费尔巴哈，还是康德，都未曾在宗教哲学中把人的原则真正建立起来。这是因为在费尔巴哈那里，人不仅是片面的“理性”的人，而且还是“自然”的人；而在康德那里，虽然他所谓的人不只是自然的人，而主要是道德的人，但毕竟还基本上是个片面的理性的人，而且还是个与现实自然处于抽象对立的人。把人的原则在宗教哲学中确立起来，并使之成为宗教哲学的基本原则，这一步是由当代宗教哲学家迈出来的。

每个时代的哲学都有一个“整个世界观据以解释”的“主导原则”。如果说中世纪宗教哲学的主导原则是神的原则以及与之相关的启示至上原则，近现代宗教哲学的主导原则是自然的原则以及与之相关的理性至上原则，当代宗教哲学所要建立的则正是人的主体性原则以及与之相关的非理性原则。因为既然人成了人自己的信仰对象，则对人的信仰的确立，便既用不上启示，也用不上逻辑推证，唯一有用的便是人自己的非理性的生存体验了。当代宗教哲学诸流派差不多都是奠置在人的内在生存体验这一基础之上的。

当代宗教哲学，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宗教哲学，虽然流派繁多，但最能体现时代精神，坚持以人的主体性原则以及与之相关的非理性的生存体验为基础的，则主要有生存神学、希望神学、激进神学、世俗神学和辩证神学。

生存神学不是不讲神，但它认为神并不是外在于人、外在于人的生存活动的“客体”，而是一个依人的生存体验而且为了人的生存及其体验而有的东西，离开了人的生存或人的生存体验，上帝的本性或存在便都得不到任何说明。生存神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马塞尔和麦奎利等。马塞尔（1889―1973年）是著名的法国基督教存在主义哲学家，其主要著作有《论本体的神秘》（1932―1933年）和《在的神秘》（1951年）等。在这些著作中，马塞尔不是从神出发谈人，而是反过来从人出发、从人的生存出发、从人的生存体验出发谈神。他在讨论“我是谁?”时，坚决否定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立场，他把“在”看作一种“神秘”，其意思是说“在”不是什么“问题”，不是一个理性可以回答的“为什么”，而是一种“超问题”，一种超理性的生存体验，一种对于我们同上帝的关系的体验；上帝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种绝对的“在场”；我们同上帝的关系不是什么“他一我”关系，而是一种“你一我”关系；上帝之对于我们，一如“死者依靠我们回忆而活着”。这样，上帝从根本上说便不再是一种在人之上以及在人之外的东西，而是一种在人之中的东西，一种依靠人的生存体验而在的东西，一种与人这个主体须臾不可分离的东西。麦奎利(1919一)是英国当代著名宗教哲学家，历任牛津大学神学教授和纽约协和神学院神学教授。跟马塞尔一样，他也从人的生存出发来考察神的信仰问题，把神看作“解除生存紊乱”、“达到自我”的工具和人“成为你自己”的人学设定，并由此得出了一条普遍结论，这就是：神学的出发点不应该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神，也不应该是近现代自然神论的自然，而应该是且只能是人，从而发出了神学研究“要转向人”的呼吁。

生存神学既然把神理解成了相对于人的生存体验而有的东西，这就在事实上提出了当代宗教哲学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次级原则，即相对主义原则。而在生存神学基础上把这一相对主义原则继续推向前进的则有希望神学。希望神学家不仅同生存神学家一样，根本否认作为客体的上帝之存在，还进而明确地把上帝宣布为“人的理想”或“人的希望”，从而径直把对神的信仰转换成了“对人本身的信仰”，即“人的自我信仰”。希望神学的主要代表有布洛赫和莫尔特曼等。布洛赫(1885－1977年)是德国图宾根大学教授，曾著有《希望原则》(1968年)一书。在这部著作中，他从希望神学的基本原则出发，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人是人的上帝”的宗教哲学公式，宣布对上帝的信仰实质上是对处于“自然局限”中的人的主体性自由的信仰，对“人类自由”和道德自律的信仰；而所谓人神合一，实际上讲的是人的理想、希望之实现，是人的自我实现，是“我将成为一个我将成为的人”。莫尔特曼(1926一)也是德国图宾根大学神学教授。他在其《希望神学》一书中，不仅用希望来界定信仰，而且还用未来来界定希望，并由此断定：“以未来为其存在本性的上帝”不在我们之上，而于我们永远是“我们前面的上帝”；我们之信仰上帝，无非是个我们面向未来、用我们的理想改造现实的问题。他还据此既批评了近现代宗教哲学的理性的的僭妄，又批评了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家(如加缪)的非理性的绝望，宣布：不是僭妄，也不是绝望，惟有顽强不屈、坚定不移的希望才是更新生活的力量。

在当代宗教哲学中，把上述相对主义原则推向极致的是激进神学。激进神学，亦称“上帝已死”神学，其先驱为19世纪的哲学家尼采。他在《快乐的知识》(1882年)第126节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66节里曾张贴了―张耸人听闻的讣告：“上帝死了！”当代激进神学家认为，既然上帝已经死了，则当代神学便成了没有神(上帝)的神学，便当成为一种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