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利奥十三：永恒之父通谕

尊敬的弟兄们：

永恒之父的独生子降生到地上，把上帝的救赎和上帝的智慧之光带给了人类。当其升向天堂的时候，他将真正伟大而奇妙的祝福赐给了尘世，命令他的使徒们“去教导万民”。[①]他留下了教会，教会是他亲自创建的，是万民的普遍而至上的主妇。真理曾经使人获得自由，人也将由于真理而享有安全。人是靠神圣学说获救的，除非基督我们的主为在信仰方面教导我们的灵魂树立了恒久的教诲的权威, 神圣学说的成果就不可能长久地持续不断地绵延下去。因此，教会不仅应当奠放在其上帝权威的应允之上，而且还应当遵循上帝的爱，践行他的诫命。她始终如一地执著于一个目标，强烈地意欲这一目标的达成。这就是，教导真正的宗教，与谬误进行不懈的战斗。主教们正是为此而恪尽职守，高度警觉，不眠地劳作。教会会议也正是为此而制定了种种律法和教令。除此之外，罗马教皇也日日挂虑此事。他们既然是圣彼得众使徒之王的继承人，则教导同仁，坚定其信念，便正乃他们的权利和义务。

然而，这位使徒却警告我们说，对基督的信在心灵上常常遭到“哲学和虚空的妄言”的蒙骗，[②]致使人们信仰的真诚不时遭到破坏。由于这个缘故，教会的至上的精神领袖始终主张，不仅竭尽全力推进真知为他们的职责所在，而且，最精心的关注依照天主教信仰的规则传授整个人类学问，也是其职责所在。这一点对于“哲学”尤其真实和重要，因为能否正确地对待其他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正确地对待哲学。尊敬的弟兄们，我们自己曾经在谈论其他问题的同时，扼要地给你们谈到过这个问题，我们最初是在一个通谕中给你们全体谈到过这一点的。然而，由于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也由于时代的状况所致，我们不得不再次致信大家，希望你们组织哲学研究课程，以确保这些课程完满地相称于信仰的赠品，并符合人类知识的尊严。

如果有人细心地察看到我们时代的苦难，并且认真地考察那些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所出现的种种事情的原因，他就能够确定无疑地发现那些正在吞没我们的诸多恶行以及我们极其忧虑的种种恶行的愚蠢的根源。他将发现的原因在于，在人的和神的问题方面所教授的恶已经从各种学派的哲学家们那里蜂拥而至。它已经不知不觉地渗透进了政府的各项指令，它甚至赢得了许许多多人的流俗的喝彩。然而，遵循理性，以为人的行为的向导，毕竟已经植入到了人的本性，所以，在任何事情方面如果在理解方面出了差错，意志也就容易将错就错。因此，在人的理解活动中邪恶的意见往往会浸入人的行为之中，使人们作出这样那样的坏事。另一方面，如果人的心灵是健康的，有力地奠基于既坚实又真实的原则之上，它就能够确保成为伟大赐福的源泉，这既关乎个人的善，也关乎公共福利。

其实，我们并不能将如此大的力量和权威归诸人的哲学，说它足以完全排除乃至根绝所有的错误。当基督宗教最初由外面发出的奇妙的信仰之光确立起来的时候，“不是用人的智慧的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③]整个世界都恢复了它原初的尊严。所以，现在，我们首要的是依靠上帝的全能和帮助，希望错误的黑暗从人的心灵中撤走，他们得以悔改。[④]但是，我们也绝对不能因此而轻视或低估那些自然的帮助，因为这些自然的帮助也是上帝的仁慈和智慧赋予人的，而上帝是有力而惬意地安排万物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断言，正确地运用哲学也就是这诸多帮助中最大的帮助。因为上帝并不是白白地将理性之光赋予人的灵魂的，也不是想借此熄灭附加上去的信仰之光，或者削弱理解活动的力量。其效果远不止如此。上帝将理性之光赋予人的灵魂旨在使人的理解活动臻于完满，赋予其新的力量，使其适合于承担更大的工作。所以，上帝本身运筹的本性在于帮助我们，使我们在努力使人们回到信仰和救赎的时候，从人类知识中获得保障。古代的记录证明，这种方法既是可行的又是聪明的，是教会的最卓越的创始者所惯常使用的。实际上，他们赋予理性的职责往往既不少也不小。伟大的奥古斯丁曾经将这些职责扼要地概述如下：“正是藉着这门科学，……赋予生命并维系生命的信仰才得以产生，得以营养，得以守护，得以加强。”[⑤]

首先，如果哲学得到正确和智慧的运用的话，它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铺垫和守护那条通向真正信仰之路；它也能够以一种适合的方式为其追随者的心灵接受启示作好准备。因此，古代圣贤将哲学称作“导向基督宗教信仰的教育”，[⑥]称作“基督宗教的前奏和助手”,[⑦]和“福音的导师”。[⑧]所有这些都绝非虚妄不实之词。

实际上，上帝的慈爱，就相关于他自身的事情而言，不仅藉信仰之光使人获知，因为许多真理都非人类理智所能及，而且也启示出一些并非完全超出理性能力所能发现的真理。然而，这样一些真理，当上帝的权威附加上去的时候，就能够为所有的人即刻不混杂任何错误地认识到。既然如此，一些真理，无论是由于我们信仰上帝启示给我们的，还是与信仰学说密切相关的，就都有可能为异教徒中的聪明之士所认知，而这些人士所接受的却只是自然理性之光的指导。他们凭借合适的论证来为这些真理进行辩护，作出推证。圣保罗说过：“上帝的永能和神性，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⑨]又说道：“这些外邦人，他们虽然没有律法”，但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却刻在他们心里。”[⑩]

所以，为了启示真理的利益和好处，在一种较高的层次上利用这样一些甚至连聪明的异教徒也能认知的真理，实在是一种机遇。因为这样一些人的智慧，以及对手的这样一些证言，都为天主教真理提供了证据。再者，这样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显然并不是新近发明的方法，而是一种教会的圣师们大量使用过的古代方法。还有，神圣传统的这些尊贵的证人和守护者在希伯来人的一次活动中看到了一种形式，而且几乎可以说是一种类型。希伯来人，当他们走出埃及的时候，被命令随身带着金银器皿，穿上埃及人的珍贵的外套。藉着一种突然改变了的用法，这些原本是提供给迷信、提供给耻辱仪式的财富，就用来服务于真正的上帝。钮开萨拉的格列高利，[11]由于这个缘故而赞赏奥利金。他说，奥利金为了捍卫基督宗教的智慧，为了破除迷信，非常在行地收集到异教徒们的学说，并拿这些来自敌人的东西作为武器，以一种奇异的大能又反过来投向这些敌人。无论是纳西昂的格列高利，还是尼斯的格列高利，都认可和称赞大巴西尔的理论范式。哲罗姆也同样对阿波斯托的门徒奎德拉杜、亚里斯提德、查士丁、伊里奈乌以及许多其他思想家的这样一种理论范式做出过高度评价。[12]奥古斯丁也说过：“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塞浦路斯这位极其亲切的博士和受到祝福的殉教者在其离开埃及时，是如何满载金银，穿着盛装吗？拉克坦修、维克托里、奥普塔图和奚拉里不也同样如此吗？不讲活着的，无数的希腊人不也是如此吗？”[13]因此，如果自然理性在其为基督的大能和工作变得丰饶之前，就产生出如此丰富的学问，现在，当救主的恩典更新和增加了人的与生俱来的能力和心灵之后，它的收获岂不要丰富得多吗？其实，那些看不到坦途的人不是也藉着这样的哲学本身而敞向信仰了吗？

然而，由这样一种研究哲学的方式所产生出来的用处还远不止这些。因为在真理方面，哲学还可以以上帝智慧的语言向一些人的愚蠢提出严肃的责备；这些人“未能从看得见的美物，去发现那自有者；注意了工程，却不认识工程师。”[14]

因此，首先，这一伟大而光荣的成果也就是由人类理性所获得的，也就是说是人类的理性推证出上帝的存在的：“从受造物的伟大和美丽，人可以推想到这些东西的创造者。”[15]

其次，理性也表明，上帝以仅仅适合于他自己的方式，超过了所有完满性的总和，也就是说，藉着无限的智慧，超过了所有完满性的总和，在这种智慧面前，任何东西都无所隐遁。上帝也藉着至上的正义超过所有完满性的总和，这种正义是不会受任何恶的影响的。理性因此而证明出，上帝不仅是真的，而且就是真理本身，这种真理既不可能行骗，也是不可能受骗的。再者，由此也可以推演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这就是：人类理性也认可了上帝之道的完全的信念和权威。

理性还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宣称，福音学说从一开始就藉着作为无误真理之无误证据的符号和奇迹像明灯一样闪闪发光；从而那些藉着福音获得信仰的人就不至于轻率活动，仿佛他们“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16]而是藉着一种完全合理的权威，使他们的理解活动和他们的判断顺从上帝的权威。

再者，其价值一点也不低于上述各点的还在于，理性还向我们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基督所缔造的教诲的真理。一如梵蒂冈会议所指明的那样，教会“由于其奇妙的扩展方式，由于其在所有地区的伟大的神圣性和无穷无尽的成就，本身即是一个伟大的恒久的值得信赖的目的，即是它自己的神圣使命的无可争辩的证明。”[17]

因此，尽管这些基础已经以最坚实的方式奠定了起来，但是，为了使神圣神学具有并呈现出真正科学的本性、习性和特性，依然需要恒久地和多层面地运用哲学。因为在这门最高贵的学问中，神圣学说的各个部分，既然不仅多而且各各不同，就比任何事物都更加需要集合在一起，似乎可以说是，形成一体。它们之间因此就应当和谐一致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其所有的各个部分都得到合适的安排，并且都由它们自己固有的原则产生出来。最后，所有这些部分以及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必须由适合于每一种情况的无可争辩的证明得到加强。

我们这样说，绝对不是忽略或轻视我们信仰的更其充分的知识，以及对信仰神秘的尽可能明白的理解。对信仰的更其充分的知识以及对信仰神秘的尽可能明白的理解，是奥古斯丁和其他教父们所称赞的，也是他们孜孜以求的。而梵蒂冈的会议本身也肯认这些都是富有成果的。[18]这样的知识和理解确实为一些人更其充分更其容易地获得；这些人将信仰的生活和研究的整体与受到哲学文化训练的心灵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梵蒂冈会议教导说，我们应当寻求的关于神圣学说的理解应当是这样一种理解，这就是“既来自我们自然认识到的事物的类比，也来自神秘本身相互关联的方式以及与人的最后目的关联的方式”。[19]既然这样，事情就越发如此了。

最后，以一种宗教的情怀来捍卫由神圣传统达到我们身上的所有的真理，并抵制那些胆敢攻击这些真理的人们，也是适合于哲学这门学科的。就此而言，哲学是值得大加赞赏的，它不仅可以视为信仰的堡垒，而且也可以视为对宗教的有力辩护。一如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所证实的：“我们的救主的学说，实际上，就其自身而言，是完满的，是无需任何东西的，因为它即是上帝的能力和智慧。但是，希腊哲学，虽然对它的研究并不能使真理更其有力，然而却可以视为葡萄园的合适的篱笆和沟渠。”[20]因为它可以削弱那些反对真理的智者的证明，并且可以防止攻击真理的人们的狡黠的诡计。

事实上，正如天主教会的敌人，当其开始攻击宗教时，常常从哲学的方法中借用一些东西来作战争的准备一样，关于上帝的科学的保卫者也可以从哲学的宝库中借用许多武器，来保卫启示的信条。再者，我们为要在基督宗教信仰方面取得重大胜利，也必须指望人类的理性。因为人类的理性能够迅速有效地对付那些敌人们藉着同样的人类理性的技巧为着害人的目的而收集起来的种种武器。圣哲罗姆，在其“致罗马城伟大演说家书”中，曾经表明异在教徒中传教的使徒是如何采用这种证明方法的。 “保罗，基督宗教军队的领袖和无可辩驳的发言人，为基督事业作出辩护，甚至得心应手地将信仰的铭刻转换成了对信仰的证明。从真正的大卫开始，他就实际上已经学会了如何从其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如何最为自豪的以其自己的剑割取了歌利亚的头颅。”[21]

不仅如此，教会本身不仅劝告基督宗教的教师们，而且也命令他们从哲学获得这种保障。因为第五次拉特兰会议规定，“凡与启示信仰的真理相矛盾的主张，都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启示信仰的真理是根本不可能与真理相抵触的”。[22]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