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贵华：倡扬完整佛教思想的紧迫性

今天我很高兴，不仅我们学会的会员和家属相聚在一起，而且还来了几位理解、同情和支持我们努力与诉求的朋友。这是一件很令人欣慰的事。我们今天一是要对过去的工作进行回顾，对未来特别是2012年要做一个展望和安排。刚才几位朋友都谈了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我也想就此再说几句。

一、佛教、完整佛教与完整佛教思想

我们成立完整佛教研究会，主要目的是为了倡扬完整佛教观，并要落实到开展佛教义学研究上。完整佛教观，乃至佛教义学研究到底如何定位，其性质、意义和内容如何，这是我们首先要把握住的问题。一年前完整佛教研究会成立时我就做了一个讲话，界定了完整佛教思想的特质，并对佛教、完整佛教和完整佛教思想作了区分。我们认为，佛教是佛陀依据身口意所开显的一切，其本具完整性质，故称为完整佛教。既然佛教包括身口意之教，就不仅是指言教，而且包括对众生的加持，行住坐卧的威仪，以及种种垂迹等，甚至佛陀在其它世界通过其他方式的显现，都在其内。当然，主要是以言教统摄。佛陀安立圣教并非为了戏论，而是用来发挥完整的殊胜之用，即指导一切众生，包括善根成熟和没有成熟的，大乘善根、小乘以及人天乘善根，使他们都能够受到针对性指导，并最终能够成佛。从这个角度来说，佛教也是完整的。实际从不同角度，都能观察到佛教的完整性。按照这样的立场进行观照，就是完整佛教观，换句话说，完整佛教观并非那么难以理解与接受，就是指主张佛陀圣教为完整佛教的立场。以完整佛教观为基础，对整个佛陀圣教所摄一切正法进行方方面面的系统开显、阐释、表达，是为完整佛教思想。进一步对完整佛教思想予以分门别类的归类建立，就形成了佛教诸义学，也就是说，佛教义学是在完整佛教观指导下对佛教整体所进行的系统性研究与开阐。

二、提倡完整佛教思想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倡扬完整佛教思想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必要性是针对现代佛教的现状来说的，紧迫性更多地是从现在和未来的要求来说的。在谈必要性和紧迫性时，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个前提，即教位和学位的区分，这是整个完整佛教思想展开的出发点。我们把完整佛教思想概括为二位三纲七目，形成其内在的理路，其外在显现形态则概括为七学。关键是二位，即教位和学位。只要我们学佛，就一定要严格区分这二位。如没有这个区分，我们就容易把自己想象为教位，也就独立不化了。过去中国传统佛教经常是这个样子，出现了圆教、顿教的狂禅式末流。

在建立这两个区分后，就要看到现在每一个众生首先位于学位上，即在本分上是修学者。当然，学位并非不与教位关联。与学位相待的教位，即是佛法僧三宝。学位的修学者既要精进修学，即自度，又要度他，即做法师。在后一意义上，修学者又是僧的一部分，具有教位中作为僧的功能。对修学个体而言，必须是基于学位实现学位和教位的交融，最终两位合一而成佛。

简单而言，对于任何的修学者，在成佛之前都要明确有教位和学位的区分意识。否则，他就不是真正的学佛者。以这样的区分为前提，可以解决我们应如何看待佛教即树立正确佛教观的问题，也能解决我们如何起修的问题，也能知道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即从学位出发，要最终成为教位之佛。这是完整佛教思想的最终趣求。

传统中国佛教对教位学位的忽视与混淆，是完整佛教思想要解决的的首要问题。这其中反映出了倡扬完整佛教思想的必要性。倡扬完整佛教思想还有一个基于时代的紧迫性问题。

我们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代，即世俗化的充分化时代，也是一个深度末法的时代，与过去的传统样态完全不一样，在其中人本主义和科技理性成为了精神内核。佛教整体衰微，自己的本位性不能得到持守，更遑论显扬！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佛教如何自度度他，需要使用什么样的方便？这是迫切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

我们强调对佛法僧三宝应从三个相来解释，即德相、证相、教相。过去中国佛教注重的是证相，什么都是从诸法实相出发，只讲证不证的问题，可称其为境界佛教或冷慧佛教。对德相的一面即作为功德感召、功德加持的一面不强调，对教相的一面即作为圣者教的度化力不强调。所以必须要根据这三相来重新阐释三宝的度化功能，在这样的基础上思考我们能够做什么。佛教义学的开展，正是为了系统阐释这三相，以保证闻思修的如法、系统的实现。这里必须注意，虽然从总体看闻思修是一体的，三者相依相待，不能分割，但在具体发生上来说闻思应该为先。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通过佛教义学提倡闻思为先，并在这个意义上首先显示一种正确的闻思观或立场，然后确立正确的闻思乃至修的方式和步骤。

因此，我们首先关注建立观的问题，即完整佛教观。围绕观我们才能进一步建立佛教义学。这其中贯彻了契教契学的原则：要相应于前述教位的德、证、教三相，这是契教的一面；还有相应于学位的一面，即随顺众生的善根因缘及针对众生的障的问题。为此我们区分了两种平台，即善根平台与共业平台。佛陀出世教化众生不会以个别的细小的因缘出世，要以大事因缘出世。什么是大事因缘？首先是善根平台，一定要有普遍的善根因缘成熟，佛陀才以显在的形象出现。第二是共业平台，如佛陀当时在印度出世一要针对人类共业，即遍共业，或者称极共业，二要针对当时印度文化的特殊共业，我们称其为偏共业。佛陀要面对极共业和偏共业来阐释问题。

善根平台就那么几种，不同时代不同善根隐显不同，显现出来或者是小乘善根平台，或者大乘善根平台，或者是二者都具。共业平台则变化很大，当时是农业文明，现在是工业和后工业文明，具有特殊的共业，特别是人本思想和科学思想的普世性传播和信奉，形成了特殊的共业平台。佛陀示教有普适和超越历史的一面，也有随应当时共业机缘的一面，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如何对佛说从德、证、教三相，随应现代众生根（善根平台）和机（共业平台）进行阐发。

具体而言，我们要依于善根平台建立教度学，即向上的一路；针对共业平台建立教化学来应机结缘摄受，即向下的一路。教度学是严格的内道之学，要在划界后进行更加严谨的阐发，把其指向涅的一面显扬出来。特别要注意，对教度学的阐释要基于完整性，不再是过去基于一门一派对自己见的强化甚至偏化。教化学则要进入文化和学术领域，并与世学直接关联，以发挥佛教的普世的影响。

教度与教化两学是成佛的根本之学，但其它学也不可或缺。依于完整佛教观，抉择正法、非正法，凸显佛教本来面目，是为教正学，这是佛教的护教学。依于完整佛教观建立的诠显思想，为教诠学。依于完整佛教观如何看待历史，可以建立教史学，以及围绕圣教文本进行研究，可以建立教典学。还有依于外明，可建立佛教的辅助之学，即教摄学。

通过这七学的开展，就可树立完整正见，而能对治时代问题，不论是佛教内部还是外部的。

三、佛教义学研究就是要补“现代化”的课

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特殊性，共业上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的。按孔德的说法，西方文化有三个阶段，神话时代、宗教时代和科学时代，科学时代消解了宗教性和神圣性，依于人本和科学主义建立了新的思辨和规律体系。哲学上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科学上以科学理论为代表，出现了种种哲学与种种科学系统。

科学时代是现代主义的时代。将现代主义精神发挥到极端，就是后现代主义时代。后现代主义是进一步的消解，不仅把传统的神话和宗教消解了，而且把科学、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意义也消解了，变成了所谓破器破范的时代，器就是器物文化，范就是理性规范，建立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时代，没有真理标准，没有一致的价值观，是价值被打破、真理观各自为政的真正张扬个性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建构系统理论体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以海德格尔、德利达等为代表的批判性甚至破坏性思维。

佛教突然被抛入了现代和后现代。在佛教被抛入现代时没有自己的现代建构，只有两个方面的作为，一是对过去的佛教予以批判，如支那内学院，二是把西方学术引进来，如吕和释印顺。没有经过合乎教位学位的真正如法的理论建构阶段。释印顺的著述看似佛教义学范畴，但实际是俗化矮化的建构，没有正确厘清教位和学位，没有把握与区分教度学和教化学，如何可能有真正的佛教义学的建构！

西方的工业化、现代化经过了三百年左右，我们中国是在十九世纪中期才被抛入了现代，也就是一百多年的时间，还主要在战乱中苟延残喘。随即又被抛入一个基于批判和破坏、社会革命、思想革命的文化大批判时代，没有经过西方那样的现代主义的酝酿与建构。佛教也是如此，佛教义学没有建立起来，但转眼又被抛入后现代了。中国真正进入现代也就上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后五十年已经被抛入后现代了。传统佛教主流禅宗整个就是一参狂禅，是活生生的后现代的方式。佛教以参狂禅的方式进入了后现代，前面的破坏和后面的破坏就相续起来了。五四运动本来是对旧秩序的破坏，但是由于内战，没有经过充分现代化的过程就进入了后现代的大批判。受此共业的影响，中国佛教缺失了建立义学的这一环，现在我们搞完整佛教就是要补上这一课，先把义学建立起来，才有资格真正地进行抉择与批判。因为只有知道什么是对的，在划界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有所作为。

正因为没有义学建立阶段，佛教直接就进入了失器失范的后现代路数，导致现代的佛教各自为政，每个人都可以树立一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导师，立宗立派，种种相似佛教，甚至种种附佛外道层出不穷。如果中国更加开放，还会出现很多新佛教派别。这就是后现代的佛教。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佛教”，要补课，这就要先建立义学。针对理性和人本的共业平台，应这个机来进行建构。一般的大众还是在现代主义的思想基础上，我们要补“现代”的课，建立佛教义学，并没有脱离时代。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有真正的如法修学。

这种佛教义学研究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建立佛等说。如何把佛教的东西结合现代背景进行阐释与表达，有种种方式，可以是譬喻性质的，也可以是理论体系的建立。过去我提到过三种具体形式：一是譬喻形式，相当于随缘善巧的开示，可以形成种种公案；二是非融贯位的理论建设，如根据某一种意趣建立一种理论，如过去的唯识宗、中观宗等；最后是融贯位的建立，即用完整佛教理念、一乘思想统摄的系统道理来建立。三个层次的义学或者“照着说”，或者“接着说”，或者“变着说”，都可以开展，要顺应一切根机，不仅针对内道，还要应对社会大众与种种外道。特别是要在完整佛教观指导下，造成佛教文化的气势，以世间人认为的在精神领域占主导的方式，如以思想和哲学乃至一切文化形式来弘扬佛教，形成一种新的佛教文化。这向上向下的两路都建立起来以后，才是佛教义学的归趣。在这个基础上，佛教才能广泛摄受各层次众生，引导他们逐步走向涅。

总之，从思想表现形式看，现代性就是体系性。佛教没有经过这个阶段，就要如法地探索，以义学来顺应、指导这个时代。在经过这个过程后我们才能谈应对后现代。如前所述，后现代主要是在精神层面，一些比较前沿的思想家和文艺家，或者青年才有，真正的大众还是处于现代主义的摄受范围。佛教义学要针对的正是这个共业平台。

试想一下，为何现在我们佛教对现代社会缺乏批判力与影响力？主要原因就是佛教没有与现代学术相抗衡的现代佛教义学传统。没有如法与丰富的佛教现代探索与表达，就无法进入现代文化中去，因为在别人看来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佛教义学就是要建立这样的东西，就是要建立一门一门之学，将佛教予以充分的现代阐释，类似于基督教建立的现代神学。

千言万语归为一句话：这个时代太需要佛教义学了！我们必须当下行动起来，抓住因缘建立佛教义学，否则，佛教今后可能再也没有昌明的机缘了！在我们前面的一百年的探索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相当多的经验与教训。不论是前五十年支那内学院对理性的强调，还是释印顺后五十年对人本的强调，都是我们要借鉴的。他们对理性和人本这两个因素的摄入，都有偏颇，堕入了俗化和完全学术化的两个误区，但他们的探索也有可贵的经验。我们现在正好可以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把佛教义学研究推动建立起来，探索佛教义学研究规范，接续早已经断裂的佛教义学学脉。只有把义学建立起来，我们才有资格说我们是发大心的佛子，佛教今后才能在现代社会文化占有不共的一席之地，并进而发生真正的普世影响。否则佛教就会没有资格进入大势，越来越堕入私人语言、私人信仰和私人实践，越来越被边缘化和末流化。因此，我们的责任很重大，也很有紧迫性。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建立佛教的价值与真理的立足点。学佛是在佛菩萨加持下的自证之路，确实离不开自我的探索，但仅此是不够的，一个善根的出现很容易被世间性所渗透、所淹没，所以我们要努力通过树立完整佛教观，构建稳固的善根平台，由此才能将佛教义学研究建立在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础上。

（由张政伟根据录音整理成初稿，后经周贵华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