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富：近年西方与汉语学界的蒂利希研究

翻译、理解与转化」似乎已经成为近百年汉语思想接触西学后的惯常举动，透过汉语译西学典籍，继而进行消化吸纳，批判转化以挪为己用。在近代基督教神学家中，蒂利希（ Paul Tillich, 1886-1965 ，另译田立克）于汉语思想界而言算是一个较特别的例子。蒂利希的汉语翻译文献在近代神学家中要算是最多的，但关于他的汉语研究却少得不成比例。一方面，在非基督宗教领域中，蒂利希思想要比其他神学家来得普及和受欢迎，单从他的「终极关怀」一语之广被引用就可见一斑，并且在学术神学的研究领域中，不少汉语学人都曾与蒂利希的思想有过交锋；但另一方面，蒂利希思想之艰涩和系统之广阔，又造成汉语基督教群体难以接纳，更碍于信仰之差异造成不少对他的无理指控。无论如何，要在二十一世纪的汉语神学界谈论一位二十世纪的德裔美籍新教神学家，也许在踏前一步进行理解和转化前，须先概览西方学人对蒂利希的新近研究，进而清理汉语的存货，然后再深思蒂利希于汉语学界的研究潜能。以下会分别从美国、德国及汉语学界的蒂利希研究作一个学术的回顾。[1]

美国学界的蒂利希研究

蒂利希出生和成长于德国，成名却在美国，若要比较蒂利希在德国和美国的（神学）思想界中的影响程度，毋庸置疑，后者要比前者来得深远和广泛。因为无论是从国际知名度或具广泛影响力的着作出版而言，都是在一九三三年蒂利希移居美国后才出现的。蒂利希在美期间与哲学界、心理治疗、社会学理论、基督教神学、艺术和政治等领域的学者广泛接触，而晚年还以英语出版三卷的《系统神学》（ Systematic Theology ），这些都为蒂利希塑造了一个美国神学家的形象。除了这种身份的特色外，蒂利希在个人和神学方面的影响力事实上塑造了二十和二十一世纪大部分的美国神学景观。

当今没有一个美国的神学家会重复蒂利希的神学，或以他的神学作为一种学派（ school ）来定位和追随，但大部分的美国神学工作者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神学或受他的神哲学精神所熏陶。美国神学家特雷西（ David Tracy ）曾这样说：「蒂利希作品对当代神学的冲击并非一种学派的影响，而是一种 广泛渗透的临在 （ pervasive presence ）。」[2]美国神学界当前的神学出版可以稍稍为特雷西以上的观点提供佐证。很多蒂利希的英语着作现时还不断重印，以《生之勇气》（ The Courage to Be ）一书为例，此书于一九五二年出版，于一九五三年三版，并成为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畅销书籍，到一九九一年此书仍在重印，并且精装本销量高达三万五千册，平装本更达致四十一万一千册。[3]其次，在二○○一年和二○○二年，就有三本书分别讨论蒂利希神学思想在二十一世纪的持续相关性，在布尔曼（ Raymond F. Bulman ）与帕雷利亚（ Frederick J. Parrella ）合编的《新千禧年的宗教：蒂利希精神中的神学》（ Religion in the New Millennium: Theology in the Spirit of Paul Tillich ）中，有超过二十位学者分别以经济社会与宗教、妇女与宗教、艺术与宗教、宗教对话与灵性、宗教与科学五个范畴来展示当前美国神学界的学者如何吸纳蒂利希的神学来回应他们的处境和问题。 [4]凯里（ John Carey ）亦随后以回溯蒂利希思想基础和展望他的神学潜质为进路，思考蒂利希有关爱欲（ eros ）问题、科学和创造、后现代主义、伦理问题的课题，并指出蒂利希的影响力还在发掘当中。 [5]斯滕格（ Mary A. Stenger ）和斯通（ Ronald H. Stone ）合着的《蒂利希的对话》（ Dialogues of Paul Tillich ）更深入地讨论蒂利希的宗教对话基础、蒂利希神学与妇女主义及蒂利希政治思想与基要主义等课题。 [6]这些论文集和着作的出版都显示出，蒂利希的神学思想并没有因局限于他所身处的二十世纪的文化语境而变得过时，反而相当大程度上为当前美国的神学工作者带出具指导作用的理论和实践框架，同时，这班神学工作者也完全意识到蒂利希思想的处境性，他们并没有天真地认为蒂利希思想放诸四海而皆准；在他们这些带着批判性的阅读中，蒂利希的思想一方面在新的视域中带来新的意义，另一方面随着新的着作出版又使他在二十一世纪的语境中再次发挥「关联」的神学意义。 [7]

在蒂利希神学与当代思潮的众多关联中，最突出的例子莫如蒂利希与自然科学的关联， [8]自二○○一年起至今，《融合》（ Zygon ）期刊差不多每期都有论者讨论蒂利希与科学的研究。以二○○一年为例，他们就更以一期的专辑来探讨蒂利希思想中宗教与科学的问题。正如该期主编赫夫纳（ Philip Hefner ）所言，虽然蒂利希让学者认为宗教与科学分属不同层次的思维活动和关怀对象，但其实他将宗教与科学放在一个更为复杂和微妙的形态关系中。[9]其中有论者认为蒂利希的关联神学所展示的自然的神学（ theology of nature ）正好建构一种科学与宗教整合模式，并且他对于宗教哲学的两种类型的分析又隐藏了某种自然神学（ natural theology ）。 [10]离开了这种方法论层次的讨论后，便要进入更实质的科学与宗教对话，有学者对蒂利希的科学神学的潜质抱有很大的信心，他们指出蒂利希思想中的知识和存有范畴、对有限性的分析、作为象征的上帝和疏离等宗教语言，能与二十世纪的科学发现，如量子宇宙论、进化生物学和大爆炸理论等，有更好的对话。 [11]

其次，另一个与宗教和科学有密切关系的课题也是非常瞩目的，在二○○二年至二○○四年之间，有不少学者围绕着蒂利希与德日进（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的比较研究来讨论。 [12]他们关心在一种后达尔文进化论（ post-Darwinian evolution ）的时代中能如何建构基督宗教的信仰，如何能搭建一种上帝生命与被造生命体间更紧密关系的进化论式的神学（ evolutionary theology ）。霍特（ John Haught ）认为，虽然蒂利希神学中具备一种有利于进化论的「将来的形而上学」，及宇宙性的堕落和救赎观念，但蒂利希不满于德日进的乐观的进步式进程观点，因此，其神学有可能不利于开拓一种「为进化的上帝」（ God for evolution ）。 [13]这种观点遭受不少学者质疑，格里格（ Richard Grigg ）指出蒂利希思想与进化论之间应可发展出一种比霍特所认为的更相融的关系，他强调蒂利希思想中的上帝并没有为生物进化提供一种历史性的目的（ historical telos ），反而是作为一种「深层目的论」（ depth teleology ），上帝与生物的进化自身并没有一种平衡和线性发展的平衡关系，上帝与进化是交织在人对救赎的追问中的。 [14]卡尔（ Paul Carr ）认为，蒂利希有关存有和非存有间的辩证关系以及生命为一种潜在存有的实现等观念更能符合进化观点中的生成和消亡的现实情况，反而德日进的进步观点显得过分乐观和简化，同时，蒂利希的终末论突显的上帝国并没有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相违背，并且与德日进提出在「亚米加点」（ Omega Point ）中一切存有会进化到最高形态不一样。 [15]而德拉施米（ Michael W. DeLashmutt ）更认为德日进的神学科学进路有混合主义的危险，能较好地处理科学和神学的关系模式仍然是蒂利希的关联进路。 [16]赫钦森（ James E. Huchingson ）更比较了两人对自然系统、精神和物质及生命体的层次结构的问题。 [17]

生态问题与蒂利希的神学讨论亦是美国学界的焦点之一，虽然蒂利希离世后生态神学才逐渐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为美国神学界关注的焦点，但现今不少论者皆认为蒂利希的神学对处理现时的环保问题能提供非常有潜质的神学资源。 [18]德鲁米（ Michael Drummy ）在二○○○年出版的专着全面评述和展开了蒂利希的生态神学维度，分析了蒂利希的自然参与在堕落和拯救中的观念、生命的多维度整合（ multi-dimensional unity of life ）、爱的生态伦理等重要焦点。 [19]美国神学泰斗考夫曼（ Gordon Kaufman ）近年反思在生态和进化世代中如何重构基督宗教的信仰象征时，指出虽然蒂利希思想中仍存留某些人类中心论的倾向，但总体而言，蒂利希的思想更能开拓一种有利于当代的神学思维，蒂利希的内蕴而充满动态性创造力的上帝观，以及重视人与被造世界的存有结连，都能有效地建构一种非人类中心论的当代生态神学思维。 [20]随同生态神学的讨论，蒂利希对现代科技问题的批判性分析同样受到美国学界的关注。早于一九八七年修改自马可（ Thomas Mark ）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的《伦理与科技文化》（ Ethics and Technoculture ），就已经将蒂利希与帕森思（ Talcott Parsons ）、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和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放在同一层次上来比较他们对科技的立场，蒂利希的文化神学提供了有力的宗教批判维度。 [21]过去曾有学者亦探讨过蒂利希的科技观，但却流于片面。 [22]近年蒂利希对科技文化的分析才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蒂利希对科技理性的批判、神律与自律的互动、圣灵临在与人的创造性文化活动的交织，都为蒂利希的科技观提供了神学的视角。 [23]

其次，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发展就是蒂利希与妇女主义的讨论。费森登（ Tracy Fessenden ）在一九九八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女性」（ woman ）一直在蒂利希的生平和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24]这个讨论首先涉及蒂利希个人和思想中有关「爱欲」的争论。近年不断有学者为蒂利希的情欲生平翻案，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一种对蒂利希私生活的好奇，而是有愈来愈多的学者认为蒂利希思想中有很多元素跟他的爱欲生活是分不开的。他们大多对蒂利希第二任妻子汉娜．蒂利希（ Hannah Tillich ）的《从时间到时间》（ From Time to Time ）一书中对他的情欲生活的报道抱批判的态度。罗洛．梅（ Rollo May ）早于八十年代初就从心理治疗分析出发，除了指出汉娜个人性格的问题而导致对蒂利希的偏激描述外，还指出蒂利希的童年生活和大战后的婚姻破碎等个人经验都塑造了蒂利希对女性（ feminine ）有异乎寻常的渴求，并且这种对阴性的需要为蒂利希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泉源。 [25]随后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不断有学者发掘蒂利希思想中这种妇女经验和爱欲观念的位置， [26]蒂利希认为女性具备一种源头的力量（ power of origin ），这种力量呈现出爱欲和母性的特质，依此，这特质不轻易与以父权为核心的理性系统、阳具中心主义的父权政治文化相协调，并且能成为批判父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武器，学者似乎认为蒂利希这种阴性元素提供了与现今妇女神学和妇女主义的对话空间。论者并且在展述蒂利希的存有论的神学语言中，发现蒂利希能发展出一种非性别主义的神学（ nonsexist theology ），这种思想透过与戴利（ Mary Daly ）的比较，可见蒂利希思想相当有力地批判了传统的父权主义下的宗教论述，并且他的新教原则所揭示的自我批判和否定力量使宗教语言的偶像化得到有力的克服。 [27]其次，有论者甚至认为蒂利希晚期的三一象征中表达了第四个维度（ quaternity ），这第四维度塑造了一种三一上帝观中容纳某种母性（ maternal ）和阴性（ feminine ）的上帝象征，并且这种上帝观可与西方基督教神秘经验传统的阴性上帝象征彼此对话。 [28]

       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