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岗：科学的宗教学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宗教学，包括对于基督宗教的学术研究，已经有漫长的历史。但是，对于宗教进行科学的研究，其历史却不长。实际上，科学的宗教学只是在过去一、二十年来才成熟起来的。科学的宗教学的成熟，汇聚成一个社会科学范式的转变，用托马斯・库恩的语言，可以说出现了宗教学的一场“革命”。本文旨在叙述这场革命是如何形成的，其中可以看出对于基督宗教的研究以及大学的作用;同时，本文也简要阐述这个科学的宗教学与旧的范式的主要区别所在。

一、对于科学的界定

现代科学是建立在实证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基础上的，即理论性的假说通过实验或实际观察、经过对于数据(data)的客观分析和总结而得到证实或证伪，从而确立、发展、完善科学理论。社会科学的出现晚于自然科学，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中的人及其组织、制度，研究者又都是社会中的一员，有其主观性，所以，对于实证数据进行客观分析就面临更多的困难。但是社会科学之成为科学，也必须是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而且要有最大限度的客观性。实证性和客观性是社会科学有别于哲学和人文学科的地方。

宗教学或宗教研究(religious studies)从其在西方的发展过程和现状来看，包括了神学的，人文的，和科学的三大进路。如果说神学是从宗教内部进行的逻辑推演和论证，人文的宗教学是从哲学、文学、思想史等的角度对于宗教的反思和阐释，那么，科学的宗教学则使用实证的方法，收集实证的数据和材料，并且进行客观的分析和归纳，从而得出科学的理论来理解宗教现象以及宗教与社会其它方面的互动关系。科学的宗教研究使用的是实证的方法(包括量化的和质化的研究)，测试的是科学的假说，得出的是可以被进一步证实或证伪的结论。高度客观性是其特色，这使之成为持有不同宗教立场(包括无神论立场)的人们可以交流的共同语言。科学的宗教学同时承认任何单项研究和任何研究者个人的主观性和局限性，这种主观性和客观性在同样研究的重复(replication)当中得到不断的超越和克服，在多元交流和互补中达到一种多元客观性。

做出这样的界定和区分，并不是要赋予社会科学以特权的地位，社会科学和哲学人文学科各有其自身存在理由和合理性(legitimacy)。科学的宗教学是有其自身的局限的，并不代替神学和人文学科对于宗教的阐释。正如物理学不能代替对于大自然的诗意描述和艺术再现一样。科学的宗教学不能直接认识无限，但是也不能否定无限。实证观察可以找到无限的蛛丝马迹。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科学的宗教学的客观性是相对的，因为从事对于宗教现象进行科学研究的人总是有其主观立场和倾向的。

在我们就宗教研究特别是基督宗教研究进行多学科的(multi-disciplinary)讨论和交流时，澄清概念是为了讨论和交流的顺利进行，避免因为使用同样的词汇却各自隐含不同的内涵而造成的虚假分歧和争议。同样，界定和区分社会科学与哲学人文学科，也不是要画地为牢，为自己或他人划定领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单学科的局限性，科际间的进路(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进行学科间的研究。但是，如果没有对于不同学科的界定和区分，也就没有所谓科际间的进路。基督教神学家可以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而社会科学家也可以发表神学的观点;同一个人也可以就某一问题进行神学、哲学、社会科学等多学科多角度的阐述。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同哲学人文学科的论述的区分仍然是必要的，把哲学人文学科混同为科学只能带来理论的混乱和理解的混乱。由于在宗教研究上神学、哲学和人文学科的垄断性或霸权性地位的历史和现状，对于科学的宗教学的阐述和了解就更是有必要了。

根据一般的学科(discipline)界定，社会科学包括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历史学等，以及由此演化或分化出来的研究领域(field)。对于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就包括了宗教心理学、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宗教政治学、宗教经济学、宗教历史学等，这些分支学科就其实证性和客观性来说不同于宗教神学、宗教哲学、宗教文学、宗教思想史等。

二、基督教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溯源

现代社会科学，正如现代自然科学一样，是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甚至可以说基督教新教直接促成了现代科学的出现。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及其社会，在其确立自身合法性(legitimacy)的开创过程中，同当时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的神学和教会话语系统产生直接的竞争，所以，社会科学的出现以攻击和反对宗教、神学以及教会为开始，经过了一个从“神圣帷幕”下解放出来的历程。但是，社会科学对于宗教的极端拒绝与批判本身，其性质却并不是科学的，不是实证的和客观的，而更多的是基于哲学的和政治的立场。社会科学对待宗教的关系，经历了一个过程，早期是决裂与批判，后来是漠视与忽略，直到最近才真正摆脱了其原始偏见和成见，开始对于宗教做出心平气和的、客观公允的研究。这里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个过程。

社会科学是启蒙运动的产物，而以高扬理性为标志的启蒙运动把宗教看作是错误的、消极的、不合理性的迷信，应该除掉。中国学者对于启蒙思想家们都相当熟悉，比如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在其著名的《利维坦》中，称一切宗教都是盲信、愚昧和谎言，神不过是仅仅存在于信徒头脑中的幻像。两个世纪之后，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Ludwig von Feuerbach，1804-1872)在其《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继承了这一哲学论断，并且总结了德国哲学家们关于上帝就是意志(康德)、理性(黑格尔)和情感(施莱尔马赫尔)的论述，进一步宣称上帝的本质就是人(其属性是意志、理性和情感)，是人自身存在的外向投射，是人按照自身的形象创造了上帝，而不是如《圣经》所言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所以，神学就是人学，宗教的秘密就是人自身。而人们一旦认识到所崇拜的就是人自身时，上帝就被还原为其本身面目，上帝这个虚幻的存在就被打破了，宗教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当然，为了人类社会的道德秩序，费尔巴哈又“不得已”设计了一个“爱的宗教”，一个没有上帝的宗教。

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这个“爱的宗教”进行了嘲讽和批判，但却完全接受了费尔巴哈的无神论，这也是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最为流行的无神论思想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阶级分析，是现代社会学的奠基理论之一，而他们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贡献巨大。但是，他们对于宗教的批判和拒绝，却既不是社会学的也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当他们宣称宗教是错误的或颠倒的意识、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时，那是哲学的批判和政治的拒绝，甚至是颇具感染力的文学渲染，但不是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所作出的社会科学的分析和总结。

当哲学家费尔巴哈设计用“爱的宗教”代替基督教时，在历史上首先提出“社会学”一词的法国社会思想家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则预言，社会学必将代替一切宗教而成为道德判断的基础。孔德虽然倡导关于社会的科学，但他本人仍然是个哲学家或社会思想家，并不是个社会学家，从未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实证研究。

历史上的第一位拥有社会学教授头衔的学者是法国的涂尔干(或译杜尔克海姆，Emile Durkheim，1858-1917)，其论著以实证研究数据为根据进行分析和归纳，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对于宗教现象有很多论述，并且写了《宗教的基本形态》一本专著，此书对于宗教人类学和宗教社会学有深远的影响。但是，在对宗教的认知上，涂尔干承袭孔德和费尔巴哈，视上帝和神灵为人的幻像投射，所不同的是他认为宗教的实质反映的不是人自身，而是人的社会自身。他把宗教归约为人的集体―“社会”，着重研究集体礼仪和组织结构以揭示宗教的社会本质。然而，一个事实是，他所撰写的宗教专著，虽然分析的是澳洲的原始部落社会中的宗教形式，其材料却来自别人的旅行游记，他自己则从未涉足那样的社会亲自做田野调查。而他所引用的有关原始部落的材料，后来证实其中很多是错误的，歪曲的，甚至是编造的。尽管如此，后来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很多仍然相信杜尔克海姆借这些材料而提出的有关宗教的理论。

德国的麦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是另外一位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他对于宗教的社会角色和功能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论述。不过，同当时的思想潮流一样，韦伯也预言了在现代化即理性化过程中世界的解咒或去魔(disenchantment)，相应的宗教会走向世俗化即衰落。

在早期对于宗教的科学研究(即以客观的形式对于实证材料进行分析)中，宗教比较研究著作很多。但是，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时的比较宗教学的作者极少人是真的出于对学术问题的关心而著述的，其主要动机是要为了证明一切宗教的虚妄;通过发现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类似神话，揭示基督教礼仪不过是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野蛮礼仪的变形而已，从而论证基督教礼仪不过是原始野蛮社会的神话在文明社会的残迹而已。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弗雷泽(James Frazer，1854-1941)的《金枝》。这类的比较人类学研究也是要说明，在文明社会中的宗教信徒，包括基督教徒，不过是停留在原始野蛮人思维水平的人，或者是精神不正常的人，是非理性或反理性的人。在这一点上，宗教比较学、宗教人类学的研究，就同宗教心理学合流了。心理学家弗洛伊德(1856-1939)断言宗教是个幻像，是神经病，引用希腊的奥伊匹迪神话、以弑父情节来解释宗教关于乱伦和吃人禁忌，以及上帝和宗教的起源。其实，只要稍微想一想就可以看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解释，比任何原始人的神话都粗糙，最多可算作文学性的渲染，根本不是基于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科学性的结论。但是，时至今日，这种宗教心理学“理论”却仍然流行，不少宗教心理学家竭力发现和论证宗教信仰与独裁人格的联系、与反常心理的联系、与精神疾患的联系。这种宗教心理学实际上是关于宗教的变态心理学，或宗教病理学，为的是发现为什么现代人仍然会心理出现偏差和问题而成为宗教信徒，以及哪些现代人会这样。

社会科学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的奠基人都对于宗教给予很多论述，但是基本上都是对于宗教进行批判和攻击的，也一致预言宗教必将在现代化过程中走向衰落、直至最终消亡。这种宗教世俗化理论被随后的社会科学家作为社会科学的经典“教义”接收下来。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社会科学在方法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二十世纪的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对宗教都采取了忽略或漠视的态度。这种漠视和忽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宗教必定要消亡，何必要花费精力去管它呢?而这些社会科学家自身所处的生活圈，又常常确实有宗教根本不重要的现象。在以宗教研究为其学术焦点的零星几个学者那里，其论著不过是以汇集宗教正在走向消亡的证据为主(即使原始部落文化也有人做博物馆学的收集、整理和保存呢!)，或者用更细密的逻辑来进一步论证宗教必将消亡。后者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皮特・伯格(Peter Berger)。他在六、七十年代出版了几本这样的宗教社会学著作之后，也转去研究别的、“更重要的”社会问题了。

二十世纪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实证研究方法方面的完善化远远强过理论方面的进展。在社会科学的重心由欧洲转到美国的同时，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Merton, 1910- )提出应该把着眼点放在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