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希泰：百年来道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道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源远流长，它是在1800多年以前的中国神州大地诞生，并由中华传统文化的乳汁养育而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都有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支柱之一。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曾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建筑、化学、医学、药物学、养生学、气功学，以及伦理道德、社会习俗、民族关系、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和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等等各个方面，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其某些影响至今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构成中仍然不可忽视，不深入研究道教，就不可能全面地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和中国的传统文化。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是对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科学概括。下面我们打算分三个部分来介绍一下我国道教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一、历史的回顾

我们这里所讲的历史，是包括从20世纪初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结束为止，即从1900年开始直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路线时为止。为参照通常的阶段划分，可以把从20世纪初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作为历史回顾的第一阶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结束，作为历史回顾的第二个阶段，这中间包含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期里，社会科学方面的一切研究工作都停止了，道教的研究也不例外。所以，从道教研究的角度来看，不能把它算成一个独立的阶段，只好附在第二阶段里头附带地作一个简单交待。有的人把第一段称为道教研究的“萌芽”期，把第二阶段称为道教研究的“拓荒”期，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独立地称为“中断”期，也可作参考。但我认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不好截然划开，因为无论是第一阶段或第二阶段，从道教研究的情况来说，都只是一个起步的时期，同属于道教研究的奠基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基本特点也都大致相同，所以我们把这两个阶段都放到“历史的回顾”这一个部分来谈。如果按照通常的阶段划分来看，我们也可以把第一阶段称之为中国道教研究的起步奠基的初期，把第二阶段称之为中国道教研究的起步奠基的后期。中国道教研究的起步时间这样长，将近80年，表明中国道教研究的起步是非常艰难的，老是在那里踏步不前，在整个20世纪里它真正迈开步子正式展开研究的时间是很晚的，是最后20年的事，在前80年的很长时间里，我们国内对道教文化的研究工作，都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学术界都存在着一种偏见，这就是把儒家文化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惟一代表，认为道教没有自己的系统理论，只不过是民间的一种迷信，是应该予以彻底消灭的。韩愈唱之于前，朱熹和之于后，由来已久，影响深远，至今还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在这种学术偏见的影响下，许多人对道教都抱着一种极端鄙视的态度，认为这种宗教文化，简直不屑一顾。既然不去研究，因而对它的价值便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在过去便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这就是我国的道教研究和西方某些国家相比，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这时候，虽然有少数学者在这方面也作过一些研究，写过一些文章和著作。其中有些文章和著作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今仍是我们研究道教文化的重要文献，但从事这项研究的人并不多，和其它有些学科如哲学、历史甚至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情况相比，无论是就研究力量或研究成果来说，都显得非常单薄，尚未形成一支队伍，研究成果也仅只是凤毛麟角。从20世纪初直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结束的时候都是如此。

再从起步奠基第一阶段（1900-1949）的主要特点来看，这个时候仅仅是有些从事历史和哲学研究的学者，如刘师培、翁独健、汤用彤、王明、蒙文通、陈国符、陈寅恪、许地山、傅勤家等人在他们从事自己专业研究的同时，附带作一点道教文化的研究，没有一个是以道教研究为自己专业的学者。从当时的一些论著署名的情况来看，在这半个世纪里，大约仅有160人左右曾经作过道教研究方面的工作。而这种研究全都是自发的，分散的，没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研究。从总体来看，虽然涉及到许多问题，但主要集中在《道藏》源流、早期道教的历史和外丹术等几个方面。文章不多，专著更少，据粗略统针，这段时间的论文约仅有200篇左右，专著大约仅有十来部。现分类具体简介如下：

第一，在《道藏》研究方面，以刘师培的《读道藏记》最早，1911年发表于《国粹学报》第7卷第1-5期。汤用彤的《读太平经所见》，是国内对《太平经》研究的最早论文，1935年发表于《国学季刊》第5卷第1期。翁独健编的《道藏子目引得》一书，1935年由北平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刊行，纠正了此前中西文《道藏》工具书所存在的缺点。陈国符所著《道藏源流考》，1949年初中华书局印行，对《道藏》的形成与演变，均作了详细的考证，在国内外学术界颇有影响。

对专经的注释、整理和考证方面，有胡适的《陶弘景的真诰考》，1935年发表于《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1937文展阁印行。蒙文通辑佚的《老子成玄英疏》和《老子李荣注》，并写有《校理老子成玄英疏叙录》、《辑校老子李荣注跋》和《坐忘论考》、《陈碧虚与陈抟学派――陈景元老子、庄子注校记附陈图南学谱》等文，刊登在1948年《图书集刊》第8期。王明撰有《论〈太平经钞〉甲部之伪》、《周易参同契考证》、《黄庭经考》、《老子河上公章句考》，分别刊载于1948年《史语所集刊》第18本、第19本、第20本和《国立北京大学十周年纪念论文集》。这些都是这个阶段著名的代表作。

第二，在道教史研究方面，这段时间有陈教友的《长春道教源流考》，刊登于1921-1922年《亚洲学术杂志》第2-4期。傅勤家的《道教史概论》，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傅勤家《中国道教史》，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许地山的《道教史》上编，1934年商务印书馆印行。陈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辅仁大学1941年排印。刘鉴泉的《道教征略》，刊登于《图书集刊》1948年7-8期。王重民编著《老子考》，1927年北京中华图书馆协会出版。

这段时间在道教史研究方面的著名论文有陈寅恪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1933年发表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册。吕思勉的《道教起源杂考》，1941年发表于《齐鲁学报》第2期。陈垣的《李志常之卒年》，1943年发表于《辅仁学志》第1-2期。蒙文通《晚周仙道分三派考》，1949年发表于《图书集刊》第8期。王明《论老子与道教》，1948年发表于《中央日报》文史周刊第59期。这些论文，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第三，在道教思想的研究方面，主要有许地山的《道家思想与道教》和《道教之根本思想及其对于人生的态度》两篇论文，前者于1927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2期，后者于1935年发表于《读书季刊》第1卷第2期。姚从吾的《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及其对于人生的态度》和《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与救世思想》，前者于1939年发表于《治史杂志》第2期，后者于1946年由四川青城山常道经书社印行。二者对道教思想评价很高。闻一多《道教的精神》，见《闻一多全集》1948年开明书店版。黄季刚《仙道平论》，1941年发表于《雅言》第1卷第2期。余逊《早期道教之政治信念》，1942年发表于《辅仁学志》第12卷第1-2期。易君左《道教教义的检讨与批判》，1943年发表于《文化先锋》第2卷第22期。

此外，还有一些民俗学家们对神仙的介绍和考证。如浦江清《八仙考》，载1936年《清华学报》第11卷第1期。许道龄《玄武之起源及其蜕变》，载1947年12月《史学集刊》第5集。闻一多《神仙考》和《司命考》，见《闻一多全集》1948年开明书店版。梁绳《灶神的研究》，1926年发表于《东方杂志》第23卷第24期，杨《灶神考》，1944年发表于《汉学》第1期。罗香林《碧霞元君》，1929年发表于《民俗》第69-70卷第24期。贺次君《文昌帝君考》，1936年发表于《逸经》第9期。周国亭《唐道教考之元始天尊》，1939年发表于《经世》第47-48合期。

第四，道教音乐的研究方面，有陈国符《道乐略稿》一文，收入194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道藏源流考》。

第五，外丹术的研究方面，有曹元宇《葛洪以前之金丹史略》一文，发表于1935年《学艺》第14期。劳干《中国丹砂之运用及其推演》，发表于193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卷第4期。薛愚《道家仙药之化学观》，发表于1942年《学思》第1卷第5 期。黄素封《我国炼丹术考证》，发表于1945年《中华医学杂志》第31期。1932年吴鲁强与美国麻省省理工学院戴维斯（Tenney L.Davis）合作，全文翻译了《周易参同契》，又于1935年共同翻译了《抱朴子内篇》中《金丹》和《黄白》两篇。后来，陈国符又与戴维斯合作，于1941年发表了《抱朴子内篇的释滞及仙药》，1942年又发表了《介绍陈致虚的〈金丹大要〉》等文章。

第六，在内丹术和养生的研究方面，有蒋维乔于1914年出版的《因是子静坐法》。1934年他又在《青鹤杂志》第22卷第16、17期发表了《老庄之养生法》。陈撄宁于1926年著《孙不二女功内丹次第诗注》，1938年著《灵源大道歌白话注释》，1941年著《黄庭经讲义》。张松谷于1925年著《丹经指南》。丁福宝编著《静坐法精义》。杨静庵撰有《道家的延寿与长生》，1943年《古今》第3卷第18期发表。

第七，在道教宫观的研究方面，有陈国符所撰的《道馆考原》和《楼观考》二文，收入194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之《道藏源流考》一书中。此外还有黄仲琴《宋神霄玉清万寿宫碑》，1930年发表于《语历所周刊》第10卷第118期。蔡守《宋神霄玉清万寿宫诏石考释》，1936年发表于《国学论衡》第5期。杨大膺《龙虎山上清宫考》，发表于1936年12月-1937年3月《光华大学半月刊》第5卷第3-6期。罗桑彭错述《北平白云观道学渊源考》，发表于1935年12月-1936年10月《正风半月刊》第1卷第24期、第2 卷第1期、第3卷第1-3期。

第八，这个阶段的道教刊物，主要有《扬善》半月刊和《仙学》月刊两种，前者创刊于1933年7月1日，1937年8月停刊，共出99期。后者又称《仙学月报》，创刊于1939年1月，1941年8月停刊，共发行32期。主办人为张竹铭，上海翼化堂末代堂主；主编为陈撄宁。

      起步奠基的第二阶段（1950-1978），基本特点仍和前一阶段一样，从事道教研究的仍然只有一些非道教专业的学者兼搞一点道教研究的工作，其中有些学者如王明、陈国符等，是在前一阶段即曾兼搞道教研究，这段时间便成了道教研究的领导人。但即使是兼搞道教研究的学者，也不仅人数很少，形不成一支队伍，仍然是分散的和自发的，没有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这项研究工作，而且还常常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把道教研究视为禁区。这个时候的道教研究状况，有点类似李清照所说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样子，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当时国外的情况相比，差距很大。以至于1968年9月在意大利佩鲁贾召开的第一次国际道教研究学术会议和1972年9月在日本长野县蓼科召开的第二次国际道教研究学术会议，在出席的各国众多代表中，都没有一个道教故乡的中国学者，在国际上流传着“道教发源在中国，研究中心在西方”的言论，这是极不正常的，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这段时间虽然也出版过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发表过一些很有科学水平的文章，如王明先生的《太平经合校》，汤用彤先生的关于道教史和道教经典的几篇考证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