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翠玉 蒋海松：清朝宗教事务法律治理的历史智慧及当下镜鉴

［摘要］当下的宗教事务法律治理需要回采历史、以史鉴今。在传统社会中，清代宗教事务的法律治理取得了较好效果。清朝重视宗教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注重宗教立法，注重因地制宜、因教制宜的多元治理策略，针对不同的民族、不同宗教给予区别对待，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宗教宽容。但也注意护持正教、黜邪崇正，对邪教及宗教犯罪严加打击。清政府将宗教事务纳入行政管理体制，既设立了礼部、理藩院等中央机构，还设立分级的宗教管理机构，对宗教人员的认定资格、教徒登记、宗教场所、宗教人员行为规范、宗教人员犯罪的处罚都从法律上做了具体规定。清朝宗教事务法律治理的立法宗旨及具体措施值得当下适度借鉴。

［关键词］清代宗教；大清律例；宗教法；治理；反邪教

［中图分类号］D9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314(2015)03-0113-05

［收稿日期］2015-04-05

［基金项目］ 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西方话语中的法律东方主义二重性反思――以黑格尔中国法律观为范例”（12YJC820043）；2011年度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反思西方话语中的中国法律观二重性”（11YBA050）；湖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创新扶持项目”（11HDSK015）

［作者简介］陈翠玉，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蒋海松，湖南大学法学院讲师。

一、加强立法，依法治理

清朝虽然没有统一的宗教立法，亦无体系化的宗教法律制度，但较为注重通过法律手段管理宗教事务，相关政策和法规并不少见。如《大清律例》中有不少涉及宗教的规定。此外，常由处理个案推广为通行全国的规定，宗教规定颇为具体而丰富。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先后进行过两次整理，编成《大清会典》《大清会典则例》两部法典，其间宗教法规也颇为丰富。《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续文献通考》等历史文献中都有较多的宗教规定。

特别是对于较为敏感的藏传佛教，清政府针对西藏地方先后制定了六部单行法律，即乾隆十六年《酌定藏内善后章程》13条；乾隆五十四年《设站定界事宜》19条；乾隆五十五年《酌议藏中各事宜》10条；乾隆五十八年《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道光二十四年《酌拟裁禁商上积弊章程》28条；光绪三十三年《新治藏政策大纲》19条。其对一地宗教事务的立法严密为各代所罕见。究其原因，藏族几乎是全民信教，宗教尤其是佛教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1］清政府对西藏的宗教立法有利于宗教事务管理的规范化，而对西藏的有效控制和管理也是大有裨益的。

在清政府的宗教事务法律政策中，对宗教人员的认定资格、行为规范、宗教场所等都有不少具体规定。如清政府对佛道教徒实行登记制度，由朝廷发放“度牒”以核准其合法身份。由僧录司、道录司考察各寺庙神职人员，向符合“通晓经义”、“恪守清规”两条标准的人员发放“度牒”，成为合法的教徒。度牒是国家对于已经得到公度、成为僧尼者所发放的证明文件，详细记载了僧尼原籍、俗名、年龄、所属寺院、剃度师名及所属官署。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僧录司、道录司等将登记教徒的职责移交给当地政府，由政府官员登记教徒信息，逐级呈报，由礼部统一制作度牒，然后由地方官向佛道教徒直接发放。为有效管理，清王朝严禁私自出家，对私度的僧、尼予以惩罚。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规定：“僧、道不许自买人簪剃，违者治罪。”《大清律例》针对僧、尼私度的惩处是：“……若僧道不给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若由家长，家长当罪。寺观住持，及受业师私度者，与同罪，并还俗。［入籍当差］”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为了限制宗教人员膨胀，还限定各寺庙教徒人数，最大的寺庙不得超过十名，小寺庙只准许二名。

对于宗教场所，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订立制度，凡营建寺庙必须报礼部审批，严禁佛道教徒在京城内外擅自营造寺庙、佛像，佛道教徒的住处，也不许擅自迁出佛道教神像，不许佛道教徒自行向社会募捐。已有寺庙佛像亦不许私自拆毁。《大清律例 户律》中规定：“凡寺观庵院，除现在处所外；先年额设。不许私自创建增置；违者杖一百；僧道还俗，发边远充军；尼僧女冠入官为奴；地基材料入官；民间有愿创建寺观者，须呈明督抚具奏；奉旨，方许营建。”

另外，对于宗教活动，也进行了严格限制。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严禁和尚道士在京城内沿街设置神像，念经诵咒，也不许和尚道士敲击罄或木鱼等宗教器物以招摇过市，募捐钱物。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规定皇城内不得举办佛道教的法事活动。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规定民间延请佛道教徒举办法事活动，只可在其院落内张棚设席。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禁止在京城各寺庙内举行宗教聚会，不准建戏台举办感谢神恩的戏剧活动。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将禁止宗教聚会的法令推行全国各地，并明确对违禁地区总督、巡抚以下各级官员的处罚措施。

宗教人员也有严格的行为规范。出家修行是佛教徒的基本标志，娶妻妾或与亲属共居当然是严禁的。清雍正十三年上谕有谓：“今僧之中，有号为应付者，各分房头，世守田宅，饮酒食肉，并无顾忌，甚者且畜妻子。道士之火居者，亦然。”明、清律户律中“僧道娶妻”条则都有规定，清律第一一四条即为“凡僧道娶妻妾者，杖八十，还俗，女家同罪，离异。寺观住持知情与同罪，不各者不坐。若僧道假托亲属或僮仆为名求娶，而僧道自占者，以奸论。”明清法律均规定，僧人挟妓饮酒的，杖一百，并发原籍为民。

此外，对宗教人员的服饰以及生活用品的规格都有详细规定，包括服饰的用料、颜色，日常生活用品的式样、原材料不得用金银等，以防止教徒的生活日渐奢靡。依明、清律礼律仪制门“僧道拜父母”条规定，“若僧道衣服，止许用绢布疋，不得用丝绫罗。违者，笞五十，还俗，衣服入官。其袈裟道服不在此限。”

二、政主教从，专司掌控

设立专门的宗教事务管理机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经验之一。从中国古代掌管僧道的礼部到今天的各级宗教事务局，这种管理体制可谓一脉相承。清代继承前朝，宗教管理方面的主要机构仍然是中央六部之一的礼部。在京设立僧录司，所有僧官都经礼部考选，吏部委任。各州府县僧官则由各省布政司遴选，报送礼部受职。宗教问题多与民族问题相连，清朝在中央层面特设与六部平行的理藩院，成为管理蒙古、回部和番部（藏族）等少数民族事务的专门机构。理藩院职能为“掌外藩蒙古及喇嘛、回部、金川事”，下设六个清吏司，旗籍司掌管内蒙古的疆理、封爵、谱系、邮传、游牧事宜；王会司掌管内蒙古的朝觐、贡献、赏赐等；徕远司执掌回部的年班、职贡等事，理刑司执掌内外蒙古、回部及诸番部的刑法等政令。清朝还制定了《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等法规，管理趋于规范化。理藩院对完善宗教管理职能、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民国时期的蒙藏委员会同样也负责关涉宗教的众多事务，可谓是继承了这一政策。

除了礼部、理藩院等兼管机构，还有诸多宗教管理专门机构。地方政府还设立分级机构。早在清政权定都北京之前，就设立僧录司、道录司，由其考察各寺庙神职人员，发放“度牒”，才能成为合法的教徒。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定制，在中央设僧录司、道录司，处理全国僧务、道务。相比于明朝，清政府于僧录司增设了正印、副印各一人，即正、副首长，表明强化了对中央僧务机构的管理。僧录司的印信由礼部颁发，《清史稿・职官志一》对祠祭司的职权专门作了规定，即“籍领僧道，司其禁令”。在地方，各府设僧纲司、道纪司；各州（约相当于行署）设僧正司、道正司；各县设僧会司、道会司。其成员由地方政府从宗教人员中选拔，由礼部出题考试，将合格者的个人资料交吏部存档，然后任命。其职责，只是监督、约束佛道教信徒，而且明文规定只能穿戴其宗教服饰，不得与政府官员并列。

三、护持正教，多元治理

清廷对境内的大多数宗教体现出较为宽容的政策，较为尊重各民族原有宗教，对少数民族采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方针政策，颇显“包容天下”的胸怀与气象。当然这也是一种分而治之的治理策略，在各种宗教中保持均衡态势，“众建之以分其势”，以互相牵制，避免一家独大，以更有利于中央政府的统治。

宗教问题跟民族问题紧密相连，针对不同的民族，清政府实行不同的民族宗教政策。主张“因俗而治”，对边疆统治“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尊重原有宗教及风俗习惯。在内外扎萨克蒙古，推行分而治之并限制利用的政策，在宗教上推崇藏传佛教，一方面“众建以分其力”，另一方面“崇佛以制其生”，使蒙古族服从其统治。内蒙古诸王公因为是“从龙入关”的功臣，很受信任，与清廷联姻屡见不鲜，清廷对于内蒙古近乎于“自治”。而外蒙古归附的时间晚，其后又多反复，虽也封官予爵，但还要在库伦（今乌兰巴托）设立办事大臣，以为监督。在新疆天山南北路，采取旗治与民治分而治之，限制新疆与内地人员交往的政策，在南疆实行伯克制，通过维吾尔族上层统治新疆各族穆斯林，尊重伊斯兰教。在西藏、甘、青地区，以藏传佛教为统治工具，在藏族及西北部分非穆斯林民族中大力倡导，而且三次出兵西藏最后进驻拉萨，维护了祖国统一。清史专家王钟翰先生因而赞扬道：“清朝满族之所以能统治中国近三百年，是因为满族统治者很懂中国民族宗教的多样性，尤其在清朝前期，能够区别对待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不要求各民族与它保持一致。它尊重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对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对边疆少数民族，满族统治者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2］

当然，清廷的这种分而治之的措施也曾暴露严重问题。如拉拢汉族上层压制回族，拉拢伊斯兰教的老教打击新教（哲赫林耶），以求“分而治之”，引起回汉人民反抗，然后无情杀戮。致使回族人口锐减、伊斯兰教的发展严重受挫。此外，清政府限制蒙古族、维吾尔族与内地汉族的交往，不利于这些少数民族的发展，这导致了民族隔阂。

四、禁止邪教，打击犯罪

清朝秉承“护持正教、黜邪崇正”的立法宗旨，对邪教加以限制和打压，包括无为、白莲、焚香、闻香、混元、龙元、洪阳、圆通、大乘等教派。根据《清代邪教》一书的不完全统计，清代被定为邪教教门多达107种，都在法律禁止和打击的范围之内。［3］清廷反复发布禁令，禁饬聚众宣教、扶鸾画符、街头扬旗、念诵经咒等活动。《大清律例》明文“禁止师巫邪术”，规定“邪教惑众，照律治罪”。

在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颁行的清朝第一部成文法典《大清律集解附例》明文规定“禁止师巫邪术”，“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名色，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异端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在《大清律集解附例》的《刑律》中，又规定严惩“造妖书妖言”条款：“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监候，被惑人不坐。不及众者流三千里，合依量情分坐。”此后，清朝刑部不断增修律例，逐步完善。康熙年间所增律例就规定，凡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者，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皆斩监候。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刑部又增订私习罗教为首者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律拟绞监候的条例。乾隆朝以后甚至将“倡立邪教，传徒惑众滋事”等列入比照谋反大逆及谋叛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