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基督宗教伦理学的理论特质

宗教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是一个历史范畴。韦伯（Max Weber）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作的考察表明，“世俗性”（secularity）是了解近代欧洲基督宗教生活的基本概念。②虽然如此，但事实上，宗教的世俗化并非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开始于耶稣基督的宗教革命。因此，所谓近代以来基督宗教的世俗化，实际上并非祛基督宗教化（de-christianization），而是使基督宗教本身更加丰富充实――从相信个人精神灵性的重生到追求人类的现实解放。［1］(P15)正是这种基督宗教的世俗化进程，使得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解放神学――基督宗教与马克思主义在特定历史境况中的一种联姻。③无疑，双方都共同认为：人类的解放首先是要摆脱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奴役，其次是在历史中了解真正自由的涵义，由此确立人的主体性。但也有不同点：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人类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中，无产阶级专政是历史的必然；而解放神学则强调人类的获救完全是出自上帝的礼物，人不过是响应上帝救赎的呼召，因而，人类在灵性上对自己罪性的认识，用爱来创造新的存在，这才是人类解放历史的最终结局。［2］(PP?36-137)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基督宗教，这样一种基于历史性的看法都受到美籍日裔政治学理论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挑战。［3］(P205)本文将探讨从耶稣基督开始就处于世俗化中的基督宗教，分析它自20世纪与马克思主义历史性会遇以来的进展情况，尝试从基督宗教解放神学的角度回应福山“历史终结”的观点，并对中国基督宗教以接纳解放神学为契机的“处境化”和“本土化”作些初步的评议。

一、基督宗教的革命性

众所周知，基督宗教源自于希伯莱民族信仰的犹太教。在世界历史中，希伯莱民族可算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因为它在自己的整个历史发展中始终保留着宗教的意味。因此，犹太人的历史就成了历史上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同时也变成历史内在意义上的线索。基督宗教在犹太教基础上形成，耶稣在开始传道时就经过约翰的洗礼，表明他保留了以色列人的宗教生活。耶稣很清楚，自己和那些忠于希伯莱民族宗教发展并希望完成各种应许的人是站在一起的。他出去传道正如约翰所说：“上帝的国快实现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可福音第一章14）这是要劝人在完成社会发展的过程时应当有一种精神上的革命。

耶稣的教训从一开始时就集中在天国观念方面，其着重点首先在于揭明上帝国的真正意义，其次还在于表明上帝国在尘世建立的条件。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可以实现人类宗教冲动的意义，并且构成一种实践纲领，以促进人类社会历史自觉的发展。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犹太教经由耶稣裂变出另一基督宗教，这表明了宗教获得了自身生命的自觉，就是能知道它的本质和它的使命。

我们要了解耶稣在自身和这世界所完成的宗教革命，就必须认识现实的宗教与幻想的宗教之间的区别。显然，耶稣的教训具有一种现实主义色彩，因为他没有把信仰问题简单化约为一个纯属心灵的理想问题。同时，耶稣使他的民族宗教变为普遍化，却没有失去它的具体性。天国仍然是他前辈所说的地上的国度，包括人类日常普遍的生活要素。宗教的普遍化是根据它对人类社会的真正的把握，我们通过圣经了解耶稣所说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天国观念的革命作了最明白的表示。这个故事本来答复“谁是我的邻舍？”这一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要确定我们可以实行“爱邻如己”这条诫命的某种界限，但耶稣的答复──它绝对否认那些依据任何特殊关系而联结人类的自然结合，断定人类的社会结合仅基于共同的人性――却说明社会的性质超出任何界限。（参见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第26-37节。）这就是基督宗教之所以普遍化的根本依据。耶稣以为，人类社会的组成，既不根据自然结合的血统关系，亦不根据政治上或宗教上的组织关系，却根据任何两个人中间凭着他们共同人性而得以共享的生活。因此，我们就可以使一切人结合而成社会，不论他们的种族、国籍、性别或宗教如何。天国也就变成了人与人之间根据团结精神而组成的大同社会，在这社会里的成员都可以分享人类生活上的各种需要。

这种大同社会的观念实在是人类思想上一次极大的革命，因为大同世界的创造就是人类宗教冲动的真正含义。它是人类一切真切努力的目标，同时也是上帝对人生的旨意。因此，在耶稣思想中，上帝与人是有密切关系的――上帝成了共同的天父，人生就是神意的启示。这样一来，宗教的使命就完全可以看明白了。当然，天国虽然是人生的理想实体，但还是要人去创造实现的。所以，主要的问题是在于实现那些创立人世天国的条件。

耶稣在最初选择门徒时就清楚意识到这一点。他毫不犹豫地从他自身所属的平民阶级中挑选门徒，以帮助他做实现天国来临的工作。这点特别得到解放神学家们的重视和赞扬。耶稣清楚，通向天国之路是现存制度的毁灭，所以，他坚决放弃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这种平常人的发见就是耶稣对世界社会史的一大贡献，它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确实，耶稣对于统治阶级的态度充满冷漠仇视，这是他生活中不容易为人所发觉的一个特点。我们在四福音书中不时看到，他和统治阶级成员直接谈话时，几乎总是抱着批评与反抗的态度。事实上，耶稣一生历史的大部分经历，着眼点都在于改造犹太社会：一方面通过正面的道德宣讲要求犹太人悔改；另一方面是直接与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对抗。

从社会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耶稣生平的独特性在于他对人生有远大的眼光，对完成使命的条件也有深刻的见解。耶稣的教训是和他的生活紧密相联的、而且是从生活中体验出来的言论。耶稣的言与行是完全一致的，二者的有机结合就使耶稣的生活成为卓越的宗教生活。基督宗教从而也就实现了宗教的世俗化，成为真正参与改造社会的精神力量。

二、基督宗教在世俗化历史中与马克思主义的会遇──解放神学

这种精神力量向基督徒表明，上帝的爱通过历史、通过旧约的契约和新约的“道成肉身”成为基督徒团结一致的力量源泉。当他们面对社会罪恶时，上帝的意旨在爱的表征下来证明上帝的革新态度，同时也呼召跟随他的人加入这个革新社会的行列。这是基督徒世俗性生活中一个重要的信仰基础，由此才能确定基督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阿根廷解放神学家伯尼诺（Jose Miguez-Bonino）1976年发表《基督徒与马克思主义者》，处理两者在世俗化社会中的互动关系。伯氏是一激进的解放神学家，完全赞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没有可供自身进行调整的资源，要由人民起来用急进解放方式取而代之的看法。于是，基督徒可以和马克思主义者一起工作，共同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

在伯氏看来，基督徒与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知识并非一种理论上对抽象真理的沉思，而是一种对现实反应的具体行动，两者都是“行动者”。同时，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分享一种人类团结一致的伦理价值，尽管本质上有所不同，想达成正义社会的目标却是一致的。因此，基督徒可以同意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性论倾向，即由社会分析、具体政治―社会纲领和人的实践解放斗争来达到历史和解的需要。［4］(P7)

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要确定基督宗教的世俗化意义，使它和马克思主义可以互相比较。我准备从实践、阶级关系、人的本质这么三个方面来作一个初步的分析。

首先是关于实践的问题。实践是将理论（theory）和现实（reality）联系起来的一种建构。事实上，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很彻底地对这个概念加以定义，尽管这样，实践观点仍然是马克思思想体系的重要基础。实践（praxis）在希腊语言中指实际现实活动，与表示理论或思想活动的字眼“poesis”相对。同时，实践（Praxis）与应用（practice）也有不同涵义，一般学者认为实践强调“有意识的活动”，而应用则多指“一般的活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所说的“实践”，主要是一种精神生活或活动，也就是自我意识中的活动。马克思承继这个思想但给予新的发挥，指出“实践”主要是人在社会生活或物质生活中有意识的活动，它包括了劳动、创造、理解、美和革命等等有意义的生活。实践对马克思来说，是改变历史过程的手段和评价历史的标准。另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也把实践问题应用到人的异化状况的理论分析中。他在《手稿》中一直强调人是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体，而且只有通过有意识的活动才能实践生命。然而，异化理论却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无法成为真实的人；因此，人必须起来推翻造成异化的私有财产制，才能消除异化而实现真正自由。

对于解放神学家来说，神学是基督徒在圣经光照下对神人关系的理论反思和批判响应，而基督徒的实践显然与他们所生存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有关。［5］(P86)因此，解放神学是从牧养关顾行动开始，尝试去重建一个正义的社会――“只有在福音宣告下的一种对解放的使命感，具体有效地与被压迫阶级团结一致来促成；只有参与到人民的挣扎，才能了解福音的内涵，让它在历史中造成影响。”［5］(P269)

拉美解放神学家认为人类历史是开放的，直到终末来临。在此过程中，人类正义的活动是向着上帝国的进展来展开。这样，历史中的解放与上帝的拯救有了关连。虽然，上帝国不能与任何政治纲领等量齐观，却也并非与人类尝试建立的正义社会完全无关。因为，终末的应许必定在历史中才能完全实现。［5］(P168)这里，解放神学家十分强调的是，人类的本质是参与上帝救赎的呼召，以行动来改变社会，建立人性环境，即上帝拣选所有人来共同完成其世界的创造，这也就是创造论和拯救论的相互关联。

其次是关于阶级关系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商品社会条件下，由于生产工具、生产数据和劳动力的使用都属于资本家，所以资本家决定了生产和分配的方式。这种资本主义占有制造成了劳动的异化，主要表现为：

1.劳动产品的异化。工人与其所生产的劳动“疏离”，产品本来是为了工人需要，现在却变成掌管工人的生活，这点可以从现代消费主义来证明。

2.劳动本身的异化。因为资本家控制了工人的生产活动和工具，以致劳动不是一种自我创造的本质，而是单调的苦工。

3.劳动者人性的异化。这种异化使劳动的人性功能成为只为个人存在，使一个人与其外在社会生活、人类生活脱离，从而造成类的异化。

4.类的异化，也就是人人相互“疏离”。而经济性竞争的特性，更使人人疏离的结果在私有财产制下造成阶级。［6］(PP?54-57)

其实，马克思即使在《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一章（第五十二章）讨论过阶级，却从来没有给阶级下过定义。但无论如何，根据马克思的理解，阶级的形成与生产手段的关系有关，即以出卖劳力来赚取工资维生的是劳动阶级，而具有生产手段，且不须直接参加劳动即可获得利润的是资产阶级。［7］(PP?1000-1001)当社会财富被少数资本家控制时，阶级之间的冲突必然出现，阶级斗争因而无法避免。马克思自谦说阶级斗争并非他的发明，以往资产阶级思想家都有论述；他说自己的贡献在于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从阶级社会走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性历史阶段。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只是考察了“巴黎公社”的经验。

解放神学家也接受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看法，但把它称为“罪”。基督宗教肯定罪恶是反人本的价值，同样背叛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人被人压迫剥削，而人被异化的根源就在于罪的问题。它已经深植于一个不公义的剥削的社会体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