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清虎：流动穆斯林人口与长三角城市伊斯兰教的新发展

【内容提要】 在长三角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伊斯兰教产生的影响不可或缺，而其发展的基础是穆斯林人口的发展和壮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经济、城乡体制改革进程的推进和加快，大量的内地(新疆)穆斯林离开其故地，来到长三角诸城市找寻生计，谋求发展，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宗教纽带使离开故土的他们凝聚起来，故而建构起了自己的文化互动圈。另外，群体规模效应渐促长三角诸城市临时礼拜点、聚礼点的大量出现甚至修建清真寺并获得政府的认可，进而推动和加快当地伊斯兰教的新发展。

【关 键 词】长三角/流动穆斯林人口/文化认同/清真寺/伊斯兰教

长期以来，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带和窗口，无论是本土宗教，还是舶来宗教都在此获得长足的传播、发展、互动、适融，对长三角社会影响深远，这里的宗教文化延续了较为发达的态势。从伊斯兰教来看，长三角作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之一与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渊源至深。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带，包括穆斯林诸族群在内的内地人口大量涌入该地，他们或因务工、经商、供职留居此地者也不断增加。其中有一些阿拉伯国家在长三角成立商贸公司，前来参加华交会、义交会的外国商人中，阿拉伯国家商人数量可观，长三角伊斯兰教的外来穆斯林更多。

一、穆斯林人口移入是长三角城市伊斯兰教发展的基础

(一)历史上的穆斯林人口概况

唐宋之际，阿拉伯、波斯等穆斯林商人就曾到过上海。751年(唐天宝十年)，华亭县(今上海)青龙镇已经发展成为我国东南重要的通商重镇。其时，华亭县“富宝大家，蛮商舶贾，交错水陆之道，为东南一大县”[1]。宋朝初年，随着渔盐业的兴盛，华亭县从而成为“蕃商辐转，民物繁庶”。大批穆斯林来到上海始于元朝。南宋建立上海镇，元代上海发展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并设立市舶司。许多东南沿海港口留居了大量的蒙古、西域穆斯林官宦、商贾和前来的亚欧商人等。1227年，蒙古军大举进攻江南，穆斯林被带到江南者众多。“今回回均以中原居家，江南甚多。”[2]1259年，赛典赤•纳速拉丁受命任松江府达鲁花赤①，据说其部落氏族随之从浙江嘉兴迁居松江者几万人(亦说三万人)。1341-1367年，松江城西景家堰之北建有清真寺。其乃回回人人拜天方之地，过往松江之亚欧商人均前往叩拜之。寺旁建有当年达鲁花赤之墓地[3]。元代回回在浙江形成了聚居区，其中回回官员人数16―17人。在《金华府志》中记载了元代有回回官员17人，其中标明义乌籍回回官员则有16人[4]。之后，东南沿海的唐兀人、畏吾儿人有皈依伊斯兰者便渐渐融入回回当中。明清乃至民国年间义乌已无文件记载穆斯林的活动，故而无法对当时的伊斯兰教状况和回族人数加以考证。新中国建立后，据统计因工作、婚嫁、经商等来义乌定居的回族人数1953、1964、1982年分别为2人、11人、19人[5]，1989年19人[6]。

(二)改革开放以来流动穆斯林人口现状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城市化建设的推进和城乡社会的巨大变迁，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客观条件，流动穆斯林人口离开故地，找寻新的生计，致使东南沿海各地流动人口规模和数量迅速扩大和增加。故而，长三角地区不仅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而且也是流动人口最密集流入区域之一。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统计显示，义乌市常住人口91.27万人，其中有45万流动人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2.5万，全国有42个少数民族成员都在义乌留下了身影。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统计显示，义乌市常住人口123.4万人，其中市外流入人口为58.58万人，常驻外商1.3万人，48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达到6万多人[7]。因没有具体的数字，笔者结合田野访谈数字估计流动穆斯林人口约占总数的50%。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成员不但是流动大军的一份子，而且其“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标记因他们在长三角诸城市的生存状态、群体行为等关涉族群关系、族群互动、文化传承等较抽象的深层问题，而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如今留居长三角的流动穆斯林人口，其中经营西北(兰州)拉面的青海省化隆、民和、循化等县的回族、撒拉族从业者就有7万之众，开办餐馆5 000多家，其中义乌400多家，温州300家，绍兴100多家。同时，长三角也有数万维吾尔族从事干果(杏干、葡萄干)、烤羊肉串、切糕、烤馕等。此外，还有大量流动穆斯林在长三角外资、中外合资企业务工，一部分成为中东、中亚、东南亚地区派驻义乌、温州、绍兴等地的商务机构代表，从事商务代理和翻译工作。以“短工”“零工”“散工”和活动在大街小巷的“小摊贩”身份出现在长三角诸城市的流动穆斯林人口也为数不少。如此之众流动穆斯林涌入长三角，他们的从业情况复杂多变、流动性强、分散居住，他们在相异的生产、生活环境中因其宗教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受到很大的限制和挑战，但大多数流动穆斯林人口都能恪守传统的文化信仰。

据统计，1998年长三角穆斯林人口约为3万余人，2013年底则高达20多万人。其留居地也从上海、南京、杭州等一线城市不断向温州、义乌、绍兴等二线城市延伸发展。参加穆斯林两大节日会礼的人数已高达15万之众。在温州、义乌、绍兴，每年参加穆斯林宗教活动的人数不断增加。依据三地伊斯兰教协会提供的数据，1998年，每周聚礼人数不足100人。2003年，聚礼100―200人，会礼1 000人；2010年聚礼1 000人，会礼则达到5 000人。2013年，聚礼人数达3 000人，会礼人数20 000人。此外，每年参加各清真寺组织的圣纪、拜拉提夜、盖德尔夜等活动的穆斯林人数亦逐年增加。

二、长三角流动穆斯林人口的文化认同

长三角流动穆斯林诸族群主要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如西北、西南，当他们迈入高速运转的长三角城市现代化社会生活，其主要聚居地位于城乡结合部，那里生活条件较差、居住环境恶劣，身心长期处于蚊虫叮咬、高温的湿热环境中难以忍受。可是这些来自贫困地区的人们能吃苦耐劳，大都能恪守伊斯兰教的信仰，虽然身处异乡但精神世界较为充实，久居自然会克服气候、环境等外在不适问题。然而，长三角流动穆斯林在文化适应方面最迫切、最突出的问题在于能否坚持信仰、族群语言的使用、饮食禁忌等文化特质。如此文化特质的不断适应，进一步增强族群认同、族际互动和吸引更多内地流动穆斯林前来谋生，故而，客观上为长三角伊斯兰教注入新的活力。

(一)流动穆斯林人口的族群语言差异和内部认同的增强

长三角流动穆斯林人口主要指的是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民族。除回族(青海化隆部分回族使用藏语)外，其他流动穆斯林人口大都使用本民族语言，语言使用情况复杂。在长三角诸城市尽管大多数人在族际互动中使用汉语，但主要以西北方言为主，仍然存在着普通话和长三角方言如吴语、江淮官话、闽南语等难懂的困境。

从长三角流动穆斯林人口构成比例来看，回族占流动穆斯林流动人口总数的90%以上，虽然大多数人都使用汉语，然而他们普通话发音不标准，地方口音较重，从而与当地群体在交流时难免语言不畅。虽然他们有些人在学校学习过汉语但汉语发音受甘青口音、方言影响很大，而在民族聚居区人们主要使用族群语言，因此，普通话的运用能力较差。他们留居长三角诸城市后，不仅需要提高普通话表达能力，而且也要了解吴语、江淮官话、闽南语等。因此他们在与当地族群成员交流时，害怕表达错误或担心被人听不懂常常反复组织语言，进而感觉交流压力很大。田野表明，长三角流动穆斯林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掌握了吴语、江淮官话、闽南语的简单词语，在其日常生活、工作中仅能听懂个别口语，绝大多数人对以上方言无法熟通。

显而易见，长三角流动穆斯林人口的语言差异在其社会交往过程中产生诸多不便，从而使其交流、接触的范围有限，生活单一。工作之余的空闲时间，他们或者蜗居于出租房内，或者与本族群同胞相聚一场。在族群内部，他们才能找到相同的语言交流场景，通畅、自如地交流。语言的差异也导致不同的流动穆斯林族群留居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流动穆斯林族群内基于同一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乡土情结等因素而出现“抱团”聚集现象，这是他们适应城市生活环境而增强自我保护和文化认同的必然选择。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说流动穆斯林族群仅限于单一的族群内的互动和交流。来自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流动穆斯林族群因同一宗教信仰“似曾相识不相知，一声色兰变知己”。众所周知，在伊斯兰教活动中无论是回族，还是其他9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均操同一种语言――阿拉伯语与经堂语(波斯语)，从而密切了他们之间的互动，频繁的交往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们普通话和当地方言之不足，拓展了都市社会中流动穆斯林族群的文化交往和互动空间。

(二)从业结构单一和传统文化的恪守

绝大多数流动穆斯林人口主要来自农(牧)村，当迈入都市现代化社会环境时，因普通话表达有限，方言不通致使他们成为边缘群体，其从业结构必然受到很大的限制。整体而言，流动穆斯林人口从业结构单一，可选择范围有限，基本以开办清真小餐馆、街头摆摊设点、流动小商贩、商业贸易为主而求生。

2000年以来，青海化隆、民和、循化、大通等地回族、撒拉族获得当地政府的培训和资助而陆续来到长三角开办了清真拉面馆。同时也有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穆斯林开办中高档饭店。兜售电话卡、发菜、买卖外汇的流动穆斯林人口比例也较大。此外，在义乌、温州、绍兴等地还有大量的阿拉伯国家、国外穆斯林团(个)体创办的贸易代办处，贸易公司数量亦可观，从而也吸引部分流动穆斯林从事阿拉伯语、英语的翻译工作，仅义乌就有2 000多人专职阿拉伯语、英语的翻译。另外，流动穆斯林人口在长三角各类企业集体务工的人数很少，也有部分流动穆斯林人口经所在地政府以扶贫渠道培训而在长三角进行劳务输出等等。

长三角内地流动穆斯林所从事行业局限于商业买卖和服务行业。其行业特点带有明显的穆斯林文化符号，尤其是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乃穆斯林最传统的职业。归根到底，来自流动穆斯林族群本身的文化约束，大多数流动穆斯林人口科学文化素质较低，适应高速运转的现代化城市生活的基本技能、知识较弱，加之普通话表达能力较差，方言交流有限等，因此，只有选择本族群最传统的、熟知的清真餐饮业才能立足于陌生的都市。

流动穆斯林人口因宗教信仰而产生高度的认同感，证实了文化信仰之价值所在。在长三角主流社会的认知中，流动穆斯林倾向于“抱团”存在，他们有自我的小世界，见面互道“赛俩目”如同旧识，侃侃而谈，亲近有加。偶遇困难，往往求助于亲戚、老乡，人际交往圈较为狭窄。田野表明，流动穆斯林人口在离开故土前，主要居住在农(牧)村，伊斯兰教信仰虔诚，来到长三角诸城市后，努力参加每周的聚礼便成为丰富其精神世界的归宿，故而，清真寺则成为其心灵世界的最佳安全港、停泊港。只有在清真寺，教友、老乡、朋友相见互道“赛俩目”，共同礼拜，彼此顾惜缘起于伊斯兰教信仰，认同强化，宗教凝聚力增强。

(三)清真餐饮的发展与流动穆斯林人口的壮大

一般来说，宗教信仰和实践是区分“我群”和“他群”的边界，穆斯林最根本的文化特征即是伊斯兰的文化特征。饮食问题通常是穆斯林恪守文化特质的重要原则，无论他身居何处，均要食用伊斯兰规定的合法(哈俩里)食物。流动穆斯林大多数有虔诚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