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否定之维：“灵魂转向的技巧”

［内容提要：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化的影响，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彼岸之维，还有否定之维。否定之维是绝对的否定，也是绝对的肯定，还是绝对的超越。否定之维给西方文化以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否定之维、绝对的否定、绝对的肯定、绝对的超越］

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长期以来，也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过，稍有遗憾的是，被关注较多的，往往只是基督教对西方文化在价值取向方面的影响，也就是因此而形成的彼岸之维。但是，基督教对西方文化在思维方式方面的影响，亦即因此而形成的否定之维，却往往被忽略了。也因此，学术界在论及西方文化的根本内涵与特色以及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根本区别之时，也就往往未能更加令人折服，未能做到入木三分。

本文拟研究的，就正是基督教对西方文化在思维方式方面的影响，亦即因此而形成的否定之维。

一

否定之维，是西方文化在基督教深刻影响下所形成的在彼岸之维之外的第二个转变。彼岸之维涉及的是价值取向，否定之维涉及的则是思维方式。当然。这无疑与基督教的从西方过去的对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关注转向对于人与神的关注有关。

在基督教，人首先要对上帝负责。在西方文化，过去是仅仅关注人与人的关系，由此，因为对于其中的绝对尊严、绝对权利、绝对选择、绝对责任的疏忽而沦落于现实关系之中，导致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凝聚力量的所在的共同关爱被置之一旁，也导致作为西方社会的根本价值目标的“诗和远方” 被置之一旁，必然的结果，就是西方社会的力量之源的消蚀，也是西方人的生存动力的消蚀。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感叹：“现在请你设想一下，世界上不存在上帝，灵魂也并非不朽（灵魂的不朽和上帝是同一回事，同一个意思）。那么请问，既然我在世上终归要死，我何必要好好活着，积德行善？既然不存在灵魂的不朽，那事情很简单，无非就是苟延残喘，别的可以一概不管，哪怕什么洪水猛兽。如果这样，那我（假如我只靠自己的灵活与机智去逃避法网）为何不可以去杀人、去抢劫，或者不去杀人，而直接靠别人养活，只管填饱自己的肚皮？要知道我一死就万事皆休了!”[1]在这里，对于“灵魂的不朽和上帝”的强调，其实也正是对于蕴含其中的绝对尊严、绝对权利、绝对选择、绝对责任的强调。

所以，基督教毅然将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关注的人与人的关系转为以人与上帝的关系为前提，强调人首先要直接对应的应该是也必须是神，至于人与人的对应，则必须要以与神的对应为前提，由此相应，基督教也就随之由在思维方式方面对于肯定维度的强调转向了对于否定维度的强调。

确实，如果人生只有一次而且没有上帝的审判，那么，复仇、倾轧，就都是必要的。恶的循环历史也就都是必然的。可是，假如人生有无数次而且存在着上帝的审判呢？那么，不去斤斤计较于一时一地的得失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于是，关注的目光也就随之转向了天国。是自己去私立公堂去宣判（这类似于中国的“快意恩仇”之类的“现世报”），还是期待着末日的审判？其中的选择是唯一的。何况，因为人与神的关系先于人与人的关系，为未来转身，为信仰转身，不去计较尘世的恩怨，而去倾尽全力地为未来与信仰而奉献，也就被禀赋了深刻的意义。受苦，因此也有了意义，更有了重量。因为有上帝在背后支撑，而且，上帝是不会忘记回报的。于是，我们也就恍然大悟了在《传道书》中为什么在自问“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后会慨然自答曰：“敬畏上帝，谨守它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

就是这样，人之为人在为未来转身，为信仰转身中实现了“根本转换”与“化蛹为蝶”，人的无限本质和内在神性因此而得以被揭示，精神的人也因此而具有了绝对的意义，人，不再是一个“行者”（例如中国的《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而成为一个 “信者”（例如班扬的《天路历程》、但丁的《神曲》、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歌德的《浮士德》中的主角），心路历程转而成为了天路历程。因此，结论当然是：“世界所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人道主义，一种‘以神为中心的’或完满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将承认人的非理性部分，使它服从理性，同时也承认人的超理性的部分，使理性受它的鼓舞，使人敞开胸怀接受神性的降临。”[2]

进而，在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看来，人类是根本无法依靠自性力量得救的。在这个世界上凡是想通过恢复人的自然本性来和世界沟通的做法都必然是在消灭自己，只有在发扬人的神性，发扬人的理想本性的时候，人类才是在发展和壮大之中。这是因为，人之为人，所有的真善美都在上帝那边，所有的假恶丑都在自己这边。因此，自身也就干脆被劈为两半，一半是肉，一半是灵，然后，再以后者去直接独自面对绝对而唯一的上帝，以便去赋予它一种神圣的价值。无疑，这样一种做法在犹太教中是没有的，在希腊教中也是没有的。例如，基托就指出：“这种看法对希腊人来说还是陌生的。在希腊人眼里，绝对只有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人。[3]由此，人性中的神性被剥离出来、独立出来，种种与现实价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功名利禄之类，也就已经完全不再必要。人的生命不再是自然的、有限的，而是灵魂的、无限的。“成神”而不是“成人”，由“神”开始而不是由“人”开始，因神而生而不是因理性而生，也就成为基督教乃至西方文化的一种全新的抉择。

而且，“成神”而不是“成人”亦即由“神”开始而不是由“人”开始，也并不意味着对于现实的苦难的回避，而是直面。对于首先关注人与神的关系的基督教来说，对于现实的苦难没有必要去遮遮掩掩，也没有必要去闭目不视，是什么就是什么，因为这根本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切都无非是神的安排，因此，任何的苦难都不可能吓退自己。当然，神的作用，不在于制造奇迹，而在于让人类感受到它的存在，它的注视，它的陪伴。其中的关键不是要证明看见的东西，而是要证明看不见的东西。因为如果神轻易就能够显现奇迹，那么行贿就会出现。可是，既然一切都只有神才能够做到，而且，既然一切也只有期待它，那么，也就一切都只有听命于它，在苦难面前，倘若神一直还未能出手，那也只有继续期待、继续直面。于是，苦难之为苦难，在西方人看来不再是如丧考妣的大难临头，而是一切的一切都再自然不过。

“很久以前，基督教曾完成一场伟大的精神革命，它从精神上把人从曾经在古代甚至扩散到宗教生活上的社会和国家的无限权力下解放出来。它在人身上发现了不依赖于世界、不依赖于自然界和社会而依赖于上帝的精神性因素。”[4]应该说，别尔嘉耶夫的这段话所道出的，正是上述的奥秘。

二

西方文化的在基督教影响下所形成的否定之维无疑十分成功，首先，它是绝对的否定。

所谓否定思维，就犹如一种人性的“休克疗法”。一般而言，在自然宗教，所遵循的往往只是自然思维、肯定思维，其中，人的本性与自然本性被完全等同起来，当然，随之还要“下学而上达”，还要孜孜不倦于人的本性的从自然本性的逐渐提升，用中国人所熟悉的话说，就是从“百姓”到“尧舜”，但是，其中的弊病无疑十分明显（不妨联想一下中国文化以“中庸”著称的思维方式）。因为其中并不存在一个巨大的张力，也不存在一个绝对的价值目标，思维与存在其实也都是一回事。这样，最终的结果，就必然是或者走向诡辩，或者走向独断。这类似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津津乐道的所谓“辩证法”，忽而相对主义，忽而绝对主义，实际上，却沦为了诡辩之术。

作为“宗教的宗教”，也作为一神教，基督教毅然离开了将人的本性於自然的本性完全等同起来的道路。它断言：人性本恶，而且，因为人性本恶，因此人性也就毫无希望。唯一的途径，就是直接从人性的此岸跨越过去，完全栖居于神性的彼岸。无疑，人性的本善与本恶都只是一种人为的预设。因此将人性预设为恶，应该是一种针对人性的提升而开出的的“休克疗法”。由此，纵横于各地的教会、教皇都无法再去操纵人性的提升了，因为他们的对于人性的任何指定，都不再可信，也不再可靠。而且，对于现实人性的任何肯定，也都同样不再可信和可靠。因为任何的现实人性都是一种“恶”。从此，也就走出了精神与自然浑然不分的状态，自然的东西也不会再被当做精神的东西来追求。凯撒的被还给了凯撒，上帝的也就被还给了上帝。一方面，在凯撒的此岸，再没有必要“以德治国”，而只需径直去转向依法治国。不去幻想人之中有圣贤，尤其是不去奢想掌权者会是尧舜，而是实事求是承认人心都是“恶”的，从而实事求是地去依法治国，毫不犹豫地将掌权者关进法律的牢笼，从而，借助法律去严防人与人之间会互相造成伤害；另一方面，在上帝的彼岸，则要给出一个共同的底线。它是绝对命令，是人之为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的绝对尊严、绝对权利、绝对选择、绝对责任，否则就不堪为人。至于任何的现实的人性标准，则也因为这个绝对命令的存在、这个人之为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的绝对尊严、绝对权利、绝对选择、绝对责任的存在而无法存身。长期甚嚣尘上肆行无忌的“吃教”者们，由此也就没有可能再在基督教内存身。在世界宗教史中所常见的自欺与欺人的迷途，也就从此而戛然而止。

由此我们不难意识到，何以在基督教之内会出现诸多的“人性豪赌”，原来，他们就是要转过身去，赌自己完全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像神一样地存在与生存。

例如约伯的人性豪赌。在约伯，他坚定地认为：我赤身而来也赤身而去，上帝赐与我的，就是上帝对我的恩惠，如果上帝把他收回去，那肯定是有理由的，我无怨无悔。这也就是说，他绝不怀疑神圣彼岸的存在。因此，他不惜去豪赌神圣彼岸的必然存在。无论如何，神圣彼岸没有在自己的身上兑现，他也不会就因此而断定它不存在，神圣彼岸在自己身上兑现了，他仍旧不会因此才断定它存在。在他看来，神圣彼岸必然存在，不论在自己身上兑现与否，信仰都必然存在。换言之，在这里存在着的始终都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人与神的关系。而且，他也绝对不怀疑神的绝对正确。即便是魔鬼撒旦把所有的东西都收走了，他也绝对不怀疑，他只怀疑说：“很可能是我自己做的不好，所以上帝才把这一切都收走了。”因此，哪怕是遇到再大的艰难险阻，我也还是要象神一样的生存。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改变对于神的坚信，也都不会改变自己所主动抉择的的那场愿意象神一样生存的人性豪赌。[5]

再如浮士德的人性豪赌。西方有所谓的“基督精神”和“浮士德精神”，也有两部《圣经》，也就是《圣经》和《浮士德》。我们可以把“浮士德精神”与《浮士德》理解为“基督精神”与《圣经》的现代阐释。而在当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浮士德的人性豪赌。当然，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仍旧是一个约伯――一个活着的现实的约伯，只不过，现在的约伯已经不再坐在家里不动，而是开始周游世界、改造世界了。无疑，这是一个置身现代化进程之中的约伯。可是，他却仍旧在豪赌，那么，他又是在赌什么呢？在《浮士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