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爱斯泼希托：伊斯兰与现代化

19世纪以来，面对欧洲的政治、经济、道德和文化上的扩张而形成的挑战，穆斯林发现自己日益处于防不胜防的地位。欧洲帝国主义在政治和宗教文化上威胁了穆斯林的存在和历史传统。西方统治和现代化的影响产生了新问题，还对由来已久的信仰和实践进行了冲击。

穆斯林对西方的看法及对西方力量和思想的反应并非一致：有拒绝，对抗；有羡慕和模仿。然而，对抗或竞争的态度占上风。对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与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如出一辙。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基督教诉诸于伊斯兰教的军事性战争。欧洲是威胁伊斯兰信仰及穆斯林社会政治生活的敌人。伴随由欧洲殖民主义触发的政治危机是精神危机：“20世纪伊斯兰的主要精神危机来自于一种清醒的认识：在真主指定的宗教和它操纵的世界历史发展之间出现了迷误。”[①a]

西方十字军和殖民主义作为宗教文化以及欧洲基督教帝国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政治、军事争斗留存于穆斯林的记忆，更为殖民国家的现实和政策所强化。穆斯林饱受了殖民主义对他们的特性和信仰的损害。殖民政策和众多政府官员、传教士的言谈议论暴露出这样一种看法：欧洲的扩张和霸权归结于它的固有的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性。当法国的宣教家们谈论“十字与新月之战”时，一个战败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军官感叹：“我们为捍卫自由和宗教已竭尽了全力。”[②a]

殖民主义的两个相叠形象及双重威胁是以皇冠和十字军所体现。教权和政军双边关系就象法国马歇尔•布吉达宣称的那样（他赞赏两者的密切合作）：“传教士使我们得到了我们过去必须用武力征服的阿拉伯人的心。”[③a]许多穆斯林认为传教士和传统机构（教堂，学校，医院和印刷所）是帝国主义的帮手，或某项政策的一部分，即以西方的课程来取代土著语言和历史的中心地位，取消当地的组织机构，通过学校和社会福利来引诱人心。法国人夺取了阿尔及尔的大清真寺，随后把它改成菲利浦圣徒教堂，并在宣礼塔上树起法国国旗和十字架。法国的这种胆大妄为及优越感再清楚不过地为阿尔及尔的大主教合盘托出。他说教会的使命是把阿拉伯穆斯林转变为基督教徒以杜绝他们“固有的宗教原罪，懒惰，随意离婚，多妻制，偷盗，农业共产主义，极端主义甚至互相残杀的天性”。[①b]

穆斯林对殖民主义挑战的反应

对许多穆斯林来说，先知对麦加诋毁者的反击的例子就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迁徙（希吉拉）或者圣战（吉哈德）。离开非穆斯林统治的地域，或为保卫信仰和伊斯兰土地而战。抵抗或对抗起先颇有吸引力，大规模迁徙则证明为不切实际。特别是在欧洲军事力量的强大优势下，圣战必定遭失败。对许多宗教领袖来说，唯一选择就是拒绝与殖民主义发生任何关系，与它们的公司、学校和机构不进行来往。任何合作或参与的形式被视作是投降敌人或叛变。欧洲的现代教育被视作是异己的，不必要的，是对宗教信仰的威胁。穆斯林不必与欧洲人结为朋友，因为欧洲人的言论增加了穆斯林的恐惧。“博大精深的亚洲宗教在和西方科学的冰冷现实发生交往后干瘪成干枯的拐棍了。”[②b]

现代化和西方化

有关穆斯林对现代化及对印度次大陆的英式教育的反应，某学者所作的结论对穆斯林世界大体来说具有普遍意义：“……穆斯林对现代化的反应差异很大，从盲目的、自取失败的仇视到与英国教育政策的理性合作。”[③b]

奥斯曼帝国、埃及和伊朗的穆斯林统治者依托西方去实现基于欧洲知识和技术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现代化计划。他们试图借鉴西方的优点建立一个训练有素、装备现代的军队和行政机构，并重视能生产现代武器的科学技能。他们引进欧洲的教师和学校，并派遗留学生团到欧洲去学习语言、科学和政治。他们设立翻译局和印刷所以翻印西方著作。这样产生了一个受过现代化教育和亲西方的知识分子上层。这种变化为上层阶级所发起及强迫施行以对付欧洲扩张主义的外来威胁，而不是出于内部社会的压力。国家进行这类改良，而一小部分上层分子贯彻改良并获得直接受益。虽然伊斯兰的理论基础被用来为这种变良制造合法根据，但改良的含义是逐渐接受世俗化的观点。这样的结果是一系列的来源于西方并受其强烈影响的军事、行政、教育、经济、司法和社会变革，旨在使穆斯林社会“现代化”。当国家的思想意识、法律和各组织机构倚重于外来的西方模式时，传统的伊斯兰基础和穆斯林社会的合法性逐渐蜕变，世俗化日益加强。

现代化的主要结果是新的精英分子的出现和穆斯林社会的日渐两极分化。这尤其反映于司法和教育制度。当受过现代化教育的新精英阶层取得政府、教育和司法界的重要职权时，原来举足轻重的宗教领导的权威和传统的权力基础则日渐削弱。

伊斯兰现代主义者进行了某种调和，即把18世纪复兴主义对社会内部的关注，对欧洲殖民主义的霸权和外部威胁作出反应的需要及要求现代化等一并兼顾。[④b]如同世俗改革者，伊斯兰改革者也受“西方成功”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影响。西方国家强大且节节胜利，而穆斯林则积贫积弱并屈从强权，仰人鼻息。于是，穆斯林必须顺应和效仿西方力量的基本原则。伊斯兰实践主义谴责超级大国的新殖民主义以及强调“西方的失败”，伊斯兰的自治和自强必然代之而起。[①c]

如同20世纪现代穆斯林对西方的反应，伊斯兰现代主义对西方态度暧昧。他们赞赏欧洲的力量，技术以及自由、公正和平等的政治理想，但他们时常拒绝它的帝国主义目标和政策。改革者强调伊斯兰与西方科学和西方思想精华部分的相适应性。他们主张需要及有选择地接受伊斯兰和现代西方思想的调和。他们谴责不加分析地尊古和崇古，重申他们有权根据现代化条件重新解释伊斯兰（伊吉提哈德）。他们寻求一个以伊斯兰为基础的教育、法律和社会改革（现代化）理论体系以振兴“浑浑沌沌，无所作为”的穆斯林社会。伊斯兰现代主义并不仅仅简单地寻求恢复原初状态，而是希望对伊斯兰的遗产重新整理以回击西方的政治、科学和文化挑战。对多数人来说，穆斯林社会的复兴是解脱憎恶的殖民主义枷锁以达到民族独立的先决条件，这就是恢复穆斯林的力量。

伊斯兰现代主义者的确为现代化改革提供了扎于伊斯兰的理论基础。通过著述，出版物，教学和设立教育和社会机构，伊斯兰现代主义的思想和价值观成了穆斯林宣教及穆斯林主体思想的一部分。然而，现代主义领袖本身没有建立系统地发展和执行其思想的组织。

伊斯兰现代主义基本上是一个知识运动。尽管它未曾产生一个统一的潮流和经久的组织，伊斯兰现代主义的贡献在于它实实在在地影响了穆斯林社会发展以及它对西方的态度：伊斯兰现代主义再次唤醒了穆斯林过去所拥有的力量和光荣历史的意识，去重新解释伊斯兰、树立认识伊斯兰的现代思想意识，并显示了伊斯兰和现代西方社会政治改革的适应性。许多改革家区别了采用西方思想、技术和拒绝西方帝国主义的本质不同。他们支持反殖民主义，穆斯林团结，自治和独立的目标。

新兴国家和西方：从模仿到自由政权的失败

独立以后，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与其说相互冲突倒不如说是穆斯林在竞争中尽力效法西方。当新兴国家致力于巩固自己时，西方国家被视为必要和可靠的根据地和模式。虽然独立战争留下了深深的怨恨和伤痕，许多新兴国家统治者沿用殖民主义留下的体制和关系。政府和西方化的上层人士自上而下地推行现代化。欧洲语言仍然是第二语言。现代政府机构、教育、立法制度如同贸易和商业完整地被继续沿用。伊斯兰法基本上被局限于个人地位法和家庭法。个人、国家、城市和组织衡量自己或被人衡量竟以它们在语言、服饰、举止、知识、组织结构、价值观念、建筑风格和基础设施上是否以西方化为标准。

数十年来，人们对这一既成事实深信不疑，即现代化就是逐渐的西方化和社会的世俗化。然而在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广泛和高涨的受西方影响的民族解放运动使得埃及、利比亚、苏丹、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的君权政府纷纷倒台，随之出现了两种思想倾向和运动：由加迈尔•阿布杜•纳赛尔领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实践主义。两者都强调阿拉伯――伊斯兰的基础和根源，强调阿拉伯的团结，以及对自由民族主义的失误和对西方持批判态度。纳赛尔和兄弟会不但深得埃及民心，而且影响到阿拉伯世界，甚而波及到阿拉伯世界之外。当阿拉伯民族主义试图把伊斯兰纳入它的范围，伊斯兰实践主义则重申伊斯兰原则以及号召一个伊斯兰秩序（以伊斯兰法为指导的政治制度）作为阿拉伯统一和团结的基础。

当代伊斯兰和“西方的失败”

在三四十年代产生了两个现代伊斯兰组织后，伊斯兰改革和穆斯林对欧洲殖民主义以及西方世界的反应在意识形态上明显转向。兄弟会和伊斯兰协会都强调伊斯兰意识形态的自足性。这两个组织都不愿与西方合作，且对西方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当伊斯兰现代主义寻求学习或效法西方的成功经验时，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协会则认为把西方资本主义和东方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穆斯林世界发展的模式是失败的举措。他们告诫穆斯林必须记住他们拥有取代外来模式的第三条道路――伊斯兰。

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协会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它们本国的范围。兄弟会运动鼓励了苏丹、叙利亚、约旦、海湾国家和非洲等地建立了类似组织。伊斯兰协会则在印度、孟加拉、阿富汗和克什米尔发展了姐妹组织。兄弟会的哈桑•巴拿和赛义德•古土布以及协会的毛拉那•毛杜迪的著作很快被广泛地翻译并在伊斯兰世界传播。

伊斯兰和现代国家

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中我们可以就宗教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区分三种倾向或类型。沙特阿拉伯标榜自己为一个伊斯兰国家。沙特的王室的合法性建立在伊斯兰的基础上。沙特宣称它以《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进行统治，或受其指导。政府借助于伊斯兰作为制订国内政策的合法根据，或制订外交政策的工具。

穆斯林世界中的另一个代表土耳其走上了世俗国家的道路，并把宗教严格限定于私人生活。土耳其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领导指引下走上了一条完全地土耳其化和西方化的道路。因此，世俗化除改变了宗教与政治外，还改变了语言和对历史的解释。

在穆斯林世界中大多数国家则处于中间地位。这些国家追求一条温和的世俗化发展道路。当大多数人依赖西方作为他们现代宪法政府、法律和教育的基础时伊斯兰的条款也列入了宪法。

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期间一系列的危机震荡世界：阿拉伯国家在1967年阿以战争中的失败，1969年马来籍华人的骚乱，1971年巴基斯坦――孟加拉的战争，70年代中期的黎巴嫩内战等，伊斯兰又一次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突出地表现出来。随着穆斯林社会以及模仿西方发展模式的失败而造成的幻灭使得人们有必要重新强调社会确定性和社会正义这些基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