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燕：“劳动者”的法律重释：境况、身份与权利

【摘要】劳动者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历了从“劳动动物”到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然人”再到平等公民的身份嬗变：在古代甚至近古的制度史上，劳动者被当作“劳动动物”，没有“人”的法律资格。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时代来临时，抽象平等的法律人格并没有真正改变劳动者备受奴役的境况，雇佣劳动中劳动者事实上的从属身份与所谓的“法律主体”地位之间长期对立。重释劳动者概念的核心问题是对劳动者公民身份的法律再造，作为类型化的法律概念，它将劳动者的公民身份看作是自由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复合范畴并得到劳动权制度体系发展的支持。它坚持以“事实优先”原则作为认定劳动者身份的法律准则，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概念界定规则，实现了“劳动者”法律概念在理念与制度之间的和谐与稳定。

【关键词】劳动者；境况；身份；权利

一、问题意识

“劳动者”是劳动法学的基本概念之一。然而，现有学术资源倾向于用“比喻”或“描述”的方法来构建这一重要概念：将从事雇佣劳动而受劳动法保障的“各色人等”简单罗列并归入劳动者的概念。如此，“劳动者”便是从事雇佣劳动的人。这种近乎“同义反复”的概念表达普遍存在于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乃至日本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规范性文件中。[1]也有学者试图摒弃空洞的描述转而将“民事法律主体”的概念“移植”到劳动法学中，把“劳动者”的法律概念“类推”解释为“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但不一定已参与劳动关系）的公民”，并强调“公民成为劳动者必须具备法定的前提条件，这在法学上统称为劳动者资格（或主体资格）。它所包括的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共同决定着公民参与劳动法律关系的范围和享有并行使劳动权利、承担并履行劳动义务的范围”。[2]将“劳动者”当作一种“资格”的概念构建显然与民法上的“人格”概念一脉相承。据马俊驹教授考证：“人格”的概念源自于古罗马法，是用以区分“人格人”与“生物人”的适格判断的“面具”。在罗马法上这个判断标准是人的身份“等级”。《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对其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扬弃。前者放弃了以人的身份作为法律主体资格判断的标准，将人格概念和基于自然理性所生的人的伦理价值联系起来，实现了“生物人”与“法律人”在外延上的统一，并在“法律人”范围内实现了人格平等。后者则摒弃了将自然理性贯穿于民法制度的伦理判断，而以实定法上的“权利能力”概念使“法律人”成为一个纯粹客观事实―“完全出生”并将其直接与权利义务联系起来，认为权利能力是一个自然人成为法律主体为自己创设权利的能力。由于淡漠了伦理价值，《德国民法典上》的“权利能力”使“人格”概念成了“资格”的空壳。[3]然而，如果从权利能力是人得以自己意志实现自己利益的法律能力的角度考察，《德国民法典》的人格概念仍然是以人的自由、平等等基本法律价值为基础，只不过它强调的是法律技术而不是法律价值。由此可见，现代民法上的人格概念与人的身份无关，而与人的平等地位及其自由意志密切相关。

这种抽象的“人格”概念一引入劳动法，即面临了困境：劳动者在雇佣劳动中的从属身份与抽象平等的法律人格之间存在根本矛盾，以“人格”来构建“劳动者”的法律概念无视劳动关系从属性的本质特征并与劳动法律秩序根本冲突。“劳动者”法律概念的问题意识不是如何通过抽象的人格来实现劳资之间想象的平等，而是要解决更深层次的矛盾：如何在阶级差别尚存的劳动关系中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对待。既然“法律人格”难以解决这个问题，或许广义的公民概念会提供另一种思考的路径。T. H，马歇尔提出了一个社会学假设：存在着一种与共同体完全成员身份观念，也即公民身份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基本的人类平等，而它与社会中借以区分各个经济阶层的不平等并不是不相容的。[4]据此，在身份差别尚存的劳动关系中，只要劳动者被当作公民来对待，那么，劳动关系的阶级差别或者说阶级身份的不平等也许就是可以接受的。马歇尔认为，公民身份的构成应当被看作是其自由权利、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复合而成的范畴。这种将公民身份与权利联系起来的思路，对研究劳动者的法律概念具有借鉴意义。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以创造满足人类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人对自然物的占有与改造行为，或者说，是满足人类需要进行的生产行为，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5]他从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角度考察，认为劳动的合目的性决定了自由劳动本应是人类劳动的正当形式。然而，从人类社会阶级结构变迁和劳动关系的历史特征来看，劳动者从古至今都没有实现自由劳动的梦想；从制度史的角度观察，劳动者经历了从“劳动动物”到具有法律人格的“自然人”，再到平等公民的身份嬗变，每一次身份变迁都大大降低了其在劳动关系中所受支配的程度，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自由与平等不断扩展，劳动关系的公正秩序逐渐形成，这都是社会结构革故与社会观念鼎新的结果。本文旨在分析劳动者身份变迁的历史经验与规则、观念革故鼎新之间的内在关联，揭示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的身份浮沉所反映出的制度与理念的变化规律，力图说明劳动法学中的“劳动者”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概念，劳动法学对劳动者概念构建的关键是对劳动者身份事实的制度承认，而非抽象资格的法律界定。

二、“劳动动物”：劳动者在古代法中的人格湮灭

奴隶与农奴是古代社会中主要从事生产劳动的人群，但他们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没有“人”的法律地位。《优士丁尼法典》中记录了当时的罗马法中人法部分将“所有的人”划分为两大类别―自由人与奴隶。奴隶主要来自战争俘虏，他们不被市民法认可，没有罗马“人”的资格。当然，也有奴隶生来如此：他们是罗马人的女奴所生，或者根据市民法比如一个20岁以上的自由人为了分享价金而忍受自己被出卖的情况。这些因不同原由而成为奴隶的人，地位上没有差别。尽管卖身为奴在古罗马的彭波尼时代会受到法律的薄惩，可能因为这实在有失体统。[6]罗马法上还有另一种划分人法的方式，说明不同种类人的法律地位，这就是“自权人”与“承受他人权力者”。在受制于他人权力的人中，有些处于尊亲的权力之下，有些则处于主人的权力之下，他们就是奴隶。主人对奴隶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奴隶取得的一切，都是为主人取得的。奴隶既无对物的所有权，也无对自身的所有权，人格对其而言并不存在。奴隶成为自由人不是没有可能，但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尽管罗马法不乏对奴隶社会人格的承认和法律人格的理想观念，但奴隶在法律上绝无能力却成为罗马法一直坚持的基本原则。在受罗马法影响的西方古代法中，奴隶的法律地位并无不同。[7]奴隶制不仅在深受罗马法影响的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存在，普通法社会中奴隶的地位也基本相同。在普通法下，奴隶必须被看作一个家养的动物而不是野生的动物。这对于十分严苛的奴隶制而言，已经是一种温和的待遇了。随着时间流逝，奴隶的处境有所好转，他们变成了农奴―一种介乎人和财产之间的事物，为主人提供劳动。[8]奴隶的境况在中国古代也无二致。据瞿同祖先生考证：中国古代社会的家奴多由买卖而来，也有部分来自于国家的赏赐或者个人的自愿投靠。他们一旦为奴，就完全失去人格与自由，成为商品或者留供劳役，或者被赎买。《唐律疏议》记载：“奴婢等同于资财”，“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家奴不经主人放出，永不自由，若敢私逃，则受严惩。依唐律、宋律、部曲，奴婢亡者一日杖六十，三日加一等。按清律，家奴背主逃匿者，折责四十板，面上刺字，其他容主皆有处分。家奴必须服从主人为其劳作，就算主人横暴而致奴婢于死地，只要不是出于故意，便可不负责。[9]由此可见，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抽象的罗马法还是经验的普通法抑或是礼法相从的中国古代法，都拒绝承认劳动者―奴隶和农奴作为“人”的法律资格，而将他们无情地置于他人权力之下。[10]

这种将人置于客体地位的法律秩序的正当性在亚里士多德以降的西方政治哲学中获得了辩护的理据。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人自愿地或非自愿地为了他全部或者暂时的生存，丧失了他运动或活动的自由倾向，就被排除出“人”的生活之外。他认为劳动或工作不够有尊严，不足以构成一种完整意义上的生活，即一种自主的和真正属于人的生活方式。[11]汉娜・阿伦特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为这样一个事实提供了说明：“古代，甚至近古的奴隶制度，并不是一种利用廉价劳动的手段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而是一种把劳动排除出人类生活境况的尝试”。[12]劳动之所以被排除出人类生活，不仅是因为它受必然性的控制，会使人失去自由，在阿伦特看来，这更是劳动的本质缺陷和劳动者“先天不足”的必然结果。首先，劳动生产出的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消费品很快会被消费掉，不会持久存在于人间以彰显其价值。它只是满足人的动物性本能，对美德与社会秩序的构建毫无意义。她甚至同样鄙视可能比奴隶劳动“高级”一点的专业工匠工作。因为，工匠工作虽然创造出一种可以持久存在的物质世界，但也刺激了人类固有的对物质的贪欲，使人丧失对自身美德的追求，这种旨在追求物质财富的目的一旦进入政治生活，那人类社会的道德秩序就会面临巨大的危机。[13]在论证了劳动之于公民生活的无用甚至有害之后，阿伦特还进一步分析了劳动者的“先天不足”而使其无法胜任公民生活的原因，即“一个人过一种纯粹的私人生活，像奴隶一样不被允许进入公共领域，或者像野蛮人一样自愿选择不建立这样一个领域，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14]包括奴隶在内的古代劳动者是为家主劳动，他们的活动被限制在家主的私人领域中，不被允许进入社会，参与公共生活，而过着一种纯粹的“私人”生活。这样的生活使劳动者无法向社会展示其个性，但公共领域只为个性保留着。劳动者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是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劳动使他们丧失了人的个性。阿伦特形象地用“劳动动物”来形容古代劳动者的处境和地位，表达了古代、乃至近古的人类社会对劳动的普遍蔑视和劳动者非人境遇的真实状况。不幸的是，这种历史观念深刻影响了劳动者生活境况的现代转型，并成为阻碍劳动者身份提升的历史根源。

三、“劳动的人”：资本主义早期雇佣劳动中劳动者的身份困境

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时代来临时，劳动者的境遇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下，各国相继以宪法形式赋予本国人以平等的公民权，奴隶、农奴从他人权力之下解放出来，成为法律上具有平等人格的自由人。他们从事的雇佣劳动虽仍是为他人劳动，但法律性质与奴隶劳动截然不同：首先，雇佣劳动者是法律上的自由人，与雇主一样具有平等的人格。其次，雇佣关系基于契约而非身份产生，劳动者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自愿将自己置于雇主的权力之下以换得生活保障。一切看起来都充分体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然而，雇佣契约是否将平等贯彻到雇佣关系中去了呢？劳动者在雇佣劳动中是否被当作“人”而不是“动物”来看待了呢？他们的身份是否真的因为一纸契约而真正得到提升了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最好以劳动者在雇佣劳动中的真实生活场景为依据，从雇佣劳动的史实中分析劳动者身份的变迁。

英国是雇佣劳动诞生较早的一个国家，E・P・汤普森在分析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经验时，对雇佣劳动者真实的生活境遇和他们的感受进行了细致描述和客观评价：“在农业和旧式的家庭工业中，剥削加重了；在新型工厂或许还有矿山里，剥削更加明显了。在农业中，1760年至1820年之间出现了全面的圈地，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地丧失公共权力，无地的农民，以及―南方的―赤贫劳动者沦为农场主和地主的劳工，还要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在家庭工业中，1800年以后出现了小业主让位于大雇主（无论是工厂主还是中间商）的趋势，大多数纺织工、织袜工、制钉工不得不外出去寻找工作，成为依靠工资收入生活的工人，就业往往得不到保证，在棉纺厂和许多矿区，这是雇佣童工（以及奴工下矿）的时代，大规模的工矿企业，工厂制及其新的劳动法律、工厂社区―其中工厂主不仅依靠工人的劳动致富，而且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可以眼看着致富，―所有这些都使得剥削的过程明显可见”。[15]汤普森认为，工业革命的灾变性后果是使劳动者从属于两种力量的压迫：农场里的雇工和家庭工业里的帮工处在农奴与公民地位之间，他们的“自由”使他们真实地感到更多的不自由，他们在力图抵抗剥削的斗争中前进的每一步都遭遇到雇主或者国家力量的阻挠。因此，汤普森对雇佣劳动者的真实处境及其身份地位给予中肯地评价：“工人失去了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