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马达莱娜：金融危机现状下的“共用物”与环境

【内容提要】 环境污染和贫富差距是人类面临的越来越严峻的问题。人们应该以宇宙间的“和谐”为出发点来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领土构成了成就个人发展、社会物质和精神进步的自由空间，其某些部分应永久地满足集体的基本生活需求。历史上，财产的最早归属形式是公产。公产相对于私产应具有优先地位。水泥浇灌、私有化和金融投机严重危及了人类的生存。中国在发展的进程中应对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保持警惕，并注意维持各种要素和利益间的平衡。

【关 键 词】共用物/环境/领土/公共财产/私有财产

如果有谁注意一下我们这个星球的环境现状，以及居于其上的各民族的经济金融现状，他一定会为之感到十分震惊。这是因为，一方面，环境遭到破坏，还有难以忍受的土壤、水源和空气污染，它们带来了巨大而且可能是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并且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另一方面，越来越少、越来越富的富人，与占世界绝大部分人口的越来越多、越来越穷的穷人之间，他们的生活条件有着天壤之别。权威杂志证实，50%的资源被地球上10%的人口所消耗，另外50%的资源被这个星球上的90%的人口所支配。

仅仅根据上述数据所勾勒出的图景，已经足以使我们黯然神伤。我们面临着地球与人类的严重“失衡”问题，倘若不及时解决，定会发生万劫不复之灾。

当然，问题的解决方案，不仅应该在国内、而且应该在欧洲和国际的政治层面上来寻找。但是，这并不排除在法律层面上也可以找到重要的矫正措施。

就后一层面而言，可以毫不迟疑地说，我们意大利人肯定会求助于照亮我国法治进程的两座伟大灯塔：罗马法和《意大利宪法》。因此，古罗马法学家的论述以及《意大利宪法》的具体规定，将是我们讨论的主线。

很少有人注意到，生活在公元3世纪的马尔西安所使用的“res communes(共用物)”这一表述，在意大利语中应译为beni comuni(公共财产)①。这些财产已经受到关注，并且成为了学术研究的对象，尽管我们注意到，在不断进行的私有化运动中，有人试图“私有”本属于所有人、任何人都可以无偿使用的水源②(这种事情在世界的有些地方，比如玻利维亚，已然发生③)。意大利2011年6月的全民公决废止了规定有“供水网络私有化”内容的法律，这是人民赢得的一次伟大胜利：两千七百万意大利人对私有化说不，表明这样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私人”，即“私的所有权人”，不得染指与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密不可分的诸领域，它们始终应是一切人的财产，更准确地说，应是人民的“公共财产”。

通过这次全民公决，意大利人向世人表明，我们已经意识到：其一，把所有东西都变为“私有财产”将会带来灾难；其二，与此相反，应该将《意大利宪法》的相关规定付诸实施。从下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一方面，可以说《意大利宪法》只在明确的界限范围内“承认”这种所有权类型，且这种所有权必须服从一切人的普遍优先利益；另一方面，《意大利宪法》规定了“经济平等”基本原则(art. 3，comma 2，Cost.)，根据该原则，应该避免财富的“过度集中”，否则可能会阻碍人们过上“自由和体面的”生活(art. 36，comma 1，Cost.)，并且应该注重财富本身的“再分配”，促进实物生产和真正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为了实现《意大利宪法》规定的目标，即“人的全面发展”(art. 3，comma 2，Cost.)和“社会物质和精神的进步”(art. 4，comma 2，Cost.)。

结果就是，适合实现上述目标的惟一国家形态就是《意大利宪法》所规定的社会法治国家，即国家以实现全体人民的福祉为己任，为此目的，它可以使用公有财产，也可以使用私有财产。[1]

实质上，这是为了使一个并不新鲜的思想变为现实。1938年4月29日，罗斯福在对国会的演讲中将该思想概括为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一种民主的自由不会牢固，如果人民要忍受私人权力增长到比民主国家更强大的程度。……第二个事实是，一种民主的自由不会牢固，如果它的经济体制不提供就业、不生产和分配能够维持一个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的财富。”

二、对几个概念的理解

“整体-部分”的关系、“宇宙共同体”、“政治共同体”、“人的聚集”与“土地”的关系、“领土”概念中“界线”概念的重要性、历史上“集体财产”先于“私有财产”而产生

从前面的观察就很容易理解，人的目的，笼统地讲，也就是每个人的“幸福”，只有在“共同体”内才能实现，永远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故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关键概念就是“部分与整体”、“个人与共同体”以及“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理解这个概念的关键就是要将“部分”视为“整体”的“结构要素”。公元前五六世纪叙拉古(Siracusa)的毕达哥拉斯(Pitagora)和阿格利琴托(Agrigento)的恩培多克勒(Empedocle)，[2]349就已经阐述了这一思想。他们认为“人”是“宇宙”的组成部分。本质上，就像教宗弗朗切斯科最近所说的那样，需要以宇宙间的“和谐”为出发点，将人视为是宇宙的核心部分，人在其中为了实现自身的目标有着“自己的位置”。如此一来，我们发现，人的生活构成了整个宇宙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之上，当代的生态主义力图纠正唯理主义哲学所带来的错误。后者将人与自然相分离，而实际上，人与自然当为你我交融的整体。今天，不再有人否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或者，换而言之，是“环境的一部分”，为了保障人的生活，需要保护好自然与环境。

马尔西安的“一切人的共用物(res communes omnium)”这一概念，就是在上述框架下提出的。这些物绝不被认为是属于“自然传授给所有动物的(quod natura omnia animalia docuit)”“自然法(ius naturale)”的范畴。众所周知，“共用物”涉及空气、流水、海洋以及海滩，一言以蔽之，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环境概念的“前身(ante litteram)”。今天，自然法学的思想被实证主义法学占了上风，而后者又滑向了虚无主义。在当今的法学家看来，应该更恰当地使用“部分与整体”这一关键概念，不应在宇宙范围内，而应在特定法律制度占主导地位的范围内，故而也就是一定的“政治共同体”范围内，或者如果愿意，即“国家”范围内使用它。将讨论的领域如此限定，很显然，主要是因为如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所说的那样，法“是属地的”，涉及人与地球这个“最正义之地(iustissima tellus)”之间的关系。[3]19ss换句话说，当“人的世界与物的世界发生联系时”便诞生了“法(diritto)”。[4]464那么，为了确定这种“联系”体现在何物之上，需要借助另外一个关键概念，即“边界(confine)”。[5]3ss比如，人们可以联想到古罗马的建立。当罗慕路斯，或者也许是另外一个人，犁出古罗马的边界，通过这个“划界行为(fines regere)”划定了“城邦(urbs)”应该崛起的位置，以及与周围领地的界线，这时他便使三个要素立即相伴而生：其一，“人民(popolo)”，即居于这片划定边界的土地之上的人的集合；其二，“领土(territorio)”，来源于“土壤之床(terrae torus)”，即人民居于其上的地球的一部分；其三，“主权(sovranità)”，即人民所享有的创制法，亦即制定法律制度这一最高权力。

“奎利蒂罗马人民(Populus Romanus Quirites)”是一个根本性的概念，[6]因为古罗马法学家在“人民”中看到了从希腊哲学继承过来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每一位市民都是、并被认为是整体也就是集体的“结构性的一部分”。恰如后来西塞罗(Marco Tullio Cicerone)所说的那样，正是这种“参与”意识，这种共同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情感，这种“团结精神”，成就了伟大的古罗马。

需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共同体的一部分，不仅局限于人类，而且包括“罗马的土地”本身，即“罗马的领土”这个“罗马特色”的标志性要素。于是就很容易理解，人民与领土的关系从不曾被理解为统治或开发利用关系，而是近似于“人际”关系，因为正如前文提及，领土被认为是一种与人密不可分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土壤之床”。

因此，在上述意义上，人们自始就谈论领土与人民间的“归属关系”，认为它是一种“公产”，天生即处于人民所享有的“至高权力”之下。不能不说的是，这种归属关系对于古罗马人而言具有神圣性；若此言不虚，他们甚至坚信“为国捐躯，无上光荣(pulcrum est pro patria mori)”。在这种爱国氛围中，在这种人民与领土的交融中，在这种对人民的至高权力的承认中，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奎利蒂城邦(Civitas Quiritium)”强势崛起。

所以，有史以来领土便属于人民。努玛•庞庇利乌斯(Numa Pompilio)似乎是第一个将领土作“分类”(divisio)的人。他将土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共牧场(ager compascuus)”，大家共同享有、皆可用之；一类是以“财产(mancipium)”的名义分配给“家父们(patres familiarum)”的一小部分土地。“财产(mancipium)”这个概念很容易使人认为它是“私人所有权”的一种。其实，二者截然不同。“财产(mancipium)”不是存在于一种抽象关系中，不是存在于主体对客体所享有的权利中，而是存在于对领土内一小块一小块土地的管理中。与其他耕种所需(如住宅domus，周围的世袭地产heredium，各种颈背驮兽animalia quae collo dorsove domantur以及农具instrumenta fundi)一道，家父可以对所分得的土地进行“一般且无差别的支配”。每位家父拥有“两尤杰罗”(即半公顷)，这么大的面积勉强可以保障每个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此外，从上面的论述可以明显看出，“私人所有权”概念并非像通常人们认为的那样自古有之。在公元前1世纪，经过法学家们的长期苦苦探索，这个概念才最终成型。也就是说，在公产概念产生整整7个世纪以后，人们才开始谈论“奎利蒂法上的所有权(dominium ex iure Quiritium)”。[7]123

因此，毫无疑问，财产的最早归属形式，正像尼布尔(Niebuhr)早在1811年就已经阐述的那样，是“公产”。[8]245ss遗憾的是，被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推崇备至的资产阶级文化，使尽浑身解数要消灭这种所有权形式。下文我们会看到，在公众基本需求的满足问题上，相应的做法同时也造成了非常重大的损害。不过，正如保罗•格罗西(Paolo Grossi)在1977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另一种形式的占有”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公产在法律制度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9]格罗西的论文题目来自卡洛•卡泰内奥(Carlo Catteneo)的一个定义。卡泰内奥在“公产”问题上认为：“不是滥用，不是特权，不是篡夺，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占有，另一种立法，另一种社会秩序。人们没有发现，其实这种社会秩序迄今已有成千上万年的历史。”[10]187ss

还不能不提温琴佐•切鲁利•伊雷利(Vincenzo Cerulli Irelli)所做的研究工作。[11]他恰当地使用了公产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