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雷：伊拉克战争与地缘政治的复归

伊拉克战争前后的国际媒体与国际学术界、评论界在诠释这场战争以及战争将如何影响世界局势时，使用得最多的范畴之一，要算是“地缘政治”。冷战结束以来的十余年中，可以发现有两次使用“地缘政治”这一范畴的热潮：前一次是80年代末东欧剧变与1991年的苏联解体之后，国际媒体与学术界评论界普遍认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次地缘政治大变动；这次伊拉克战争乃是第二次。为什么在2003年春天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背景之下，“地缘政治”热重又复起呢？伊拉克战争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了地缘政治格局的大变动？而这样的一场地缘政治变动动因何在、具有什么特点以及它将如何影响国际社会的未来走势呢？本文试图运用当代地缘政治研究中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原则与基本命题，对伊拉克战争的前因后果及战后世界的演化作一番构勒。

一、为什么可以用地缘政治学来解读伊拉克战争

地缘政治学，学术史上也可以被称为“地理政治学”，是从空间或地理环境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或者说是研究国家间关系的空间配置的一门学科。该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早期的地缘政治学偏重于强调地理空间的决定因素，但经过“海权论”、“陆权论”、“边缘地带论”和“空权论”等理论的演变与不断修正，逐步摆脱了狭隘地理因素的束缚，在对西方国家制定对外战略方面起着重大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进一步表现出多样化发展的势头。其一，继续延袭以往地缘政治研究的传统，以海权、陆权、中心、边缘等地理区位的战略意义与功能来作为构建大国战略的基础与出发点。其二，随着战后世界对经济的强调，地缘政治与地理经济，特别是与能源与交通枢纽产生交叉，使得传统地缘政治研究更加趋于务实。其三，由于战后各国进一步涉足海洋事务，特别是由于当年美苏的海洋争霸而使得海洋以及与海洋有关的战略问题成为地缘政治研究的重点方向。最后，随着上世纪60年代后科技革命的发生，以及科技革命背景下行为科学的崛起，使得地缘政治研究不光是一门传统学科，而且也与心理学、系统论等多门新兴学科交叉，成为现代认知学科的一个重要门类。

尽管当各国学者在提及“地缘政治”这一范畴时，所指不尽相同，但在笔者看来，综合各家各派之说，以及考虑到诠释有关问题之所用，一种切实有效的地缘政治研究至少大体上应指涉以下三个方向的基本内容：

第一，从传统上说，由于地缘政治学研究的是国家战略与空间区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怎样的地理区域会成为大国间竞争的枢纽地带就成为地缘政治研究地关键。就像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强调“陆权说”，以及美国地缘政治学家马汉强调“海权说”那样，地缘政治学需要确定在不同历史条件与不同的国际力量对比格局之下，怎样的地理区域得以成为各国、特别是大国国家战略的主要目标。

第二，从地缘政治学的眼光来看，国家间政治总体上可以表现为两个方向相反的过程。一个过程是由于国际力量发展的不均衡而引起的大国力量的聚合与发散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可被称为是称霸过程。这个过程乃是称霸一方的战略控制与影响、管理体制从本土到域外的移植扩散以及思想文化辐射的空间扩展过程。而另一个过程乃是对于大国称霸过程的合纵联横式的抵制消解过程。这两个方向相反的地缘政治过程有时也被称作“标准地缘政治过程”与“替代地缘政治过程”。[i]大体意思是，前者是一个以霸权国家的实力、体制与思想向疆域之外推行“标准化”的扩张进程；而后者是力图取代霸权，对上述过程进行阻遏，或者是在扩张间歇期乘隙得以替代的势力均衡过程。显然这两个相反的过程在当代条件下不光表现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与心理等多种因素的错纵交织，而且表现出扩张与聚敛、整合与分化的互相交替与互相交错。

第三，如果从70年代以后地缘政治研究已经被大大地人文化的角度出发，那末当代地缘政治学作为一门具有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促进人类福祉的功能的知识门类，它所提供的不应只是大国争霸的理论工具，而理应是推动国际社会和谐发展、繁荣进步的思想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地缘政治角度构想未来国际社会以怎样的空间组合与建构来实现大国关系的协调发展，怎样使得非均衡发展的大国力量能够在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空间关系中得到均衡，怎样使得各各相殊的利益与理念能够在互补互利、生生不息的国际共同体中得以实现，这应该是各国，首先是各大国在构想未来国际战略时的基本出发点与长远利益之所在。

地缘政治研究所着重关注的上述这三个方面，在伊拉克战争的全过程中不光成为各国争议的重点，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表现为各国的对外战略实践。其一，伊拉克之所以成为大国战略争夺的焦点有着鲜明而深刻的地缘政治动因。其二，伊拉克战争中主战派与反战派之间的角逐恰恰是展示了“标准地缘政治过程”和“替代地缘政治过程”这两个相反的地缘政治进程。其三，伊拉克战争在各种国际力量得以显示，各种矛盾较为充分地得以体现的背景之下提供了一个构想未来大国关系组合空间的难得机会。这也就是为什么可以用地缘政治学术解读伊拉克战争的原因所在。以下分别从上述这三个方面来展示尘埃落定的伊拉克战争的前因后果，以及这场战争为我们所带来的启示。

二、从地缘政治看伊拉克战争发生的原因

在当代地缘政治研究中，国际战略枢纽地带从来是地理空间、物质资源、战略态势、政治考量等各种因素综合考虑的对象。而且，地理空间的环境条件已经不只是一种纯粹外在客观的存在，而是与对地理空间的主观理解，特别是与对战略枢纽地带的主观认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拉克战争的发生不光有着诸多的原因，而且是诸多原因相互作用而紧密关联之下的产物。

首先，大概没有人会怀疑伊拉克战争的发生与对石油资源的竞争有着直接的联系。就石油资源而言，其一是人们被告知，今后的几十年将是人类采掘石油资源的能力达到顶峰，尔后，随着石油资源藏量的减少而将逐渐进入一个石油资源的短缺时期。在人类还没有能够成功发现其它能源替代物，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增长，对能源需求势必将大幅度上升的情况之下，这样的一种对能源前景的判断不能不使战略家们对石油生产产地垂涎三尺。尤其是在伊拉克已经成为紧随沙特阿拉伯之后藏量属世界第二的情况之下，对伊拉克的关注，当然是相当符合逻辑的。其二，作为世界头号大国的美国，它对石油的浓厚兴趣，还直接来自于小布什政府官僚政治结构的特点，也即小布什政府中100位最具影响的官员中，一半以上与石油公司和军工企业有着直接经济利益，其中包括小布什总统本人，也包括副总统切尼、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康多莉扎 赖斯、商务部长埃文斯。2尤其是在共和党本届主政任期之内，可以明显地发现美国外交前所未有地被“私有化”了。根据美国学者的介绍，从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敢于这样把国家战略与私人和企业集团利益如此不加掩饰地直接挂钩。其三，在9.11之后，美国石油来源多元化的直接目标，就是企图找到沙特阿拉伯的替代者。据沙特阿拉伯前石油大臣亚马尼的判断：美国的真正目的是要减少对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依赖。因此，伊拉克自然成为首选之国。

其次，伊拉克战争的发生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崛起背景之下寻找民主改革试验地的一次地缘政治努力。一方面，冷战后，新保守主义思潮的政治影响在美国逐渐上升。“历史终结论”式的自由民主主义世界观加上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式的精神感召构成为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劲理念。小布什执政以及小布什周围新保守主义者为核心的梯队的形成使得这种意识形态获得了一次绝好的实践机会。而9.11事件的发生，又使得美国国民心理骤然膨胀，成为小布什政府实施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的民意基础。另一方面，伊拉克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依然是中东地区最大军事作战能力的国家。因此，美国始终怀疑阿拉伯地区此起彼伏的反美恐怖袭击与拥有伊拉克政权有着密切关联。同时萨达姆家族专制统治之下的伊拉克，特别是敢于宣示自己能够获得民众100%支持率这样的对西方民主的嘲弄，大大刺激了美国铲除萨达姆政权的欲念。

当9.11之后，美国有机会把反恐与民主改革这两项任务相互联系起来之后，特别当美国把中东地区作为首先“整治”的对象之后，伊拉克成为美国继征战阿富汗之后的首选目标，就一点也不令人奇怪了。

当然，伊拉克战争的发生，还在于美国更大的战略图谋。冷战终结之后，无论美国是企图对全球战略态势实施更大的干预，还是相反表现出退居本土的孤立主义倾向，都无法改变一个根本性的地缘政治态势，也即美国始终是以处身于欧亚大陆之外的安全岛的地理区位与欧亚大陆在发生着关系。冷战期间，美国是通过它与其盟友的一系列战略结盟关系，比如北大西洋关系，并且凭恃其雄踞第一的经济霸主地位在掌握欧亚大陆事务。而欧亚大陆的基本态势是欧洲、前苏联与中国分别处于战略抗衡状态。

冷战结束之后，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一，欧洲的整合与崛起成为冷战后欧亚大陆最为深刻最为值得关注的地缘政治变化。1992年初马斯特里赫特协议所规定的欧盟一体化进程，不光是立足于在全球化挑战背景之下形成对外抗争的统一实体，而且，由两德统一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失衡，也必须由欧洲联盟的进程来加以消化和解决。于是，在内外两种动力推动下的欧洲一体化具有不可阻挡的强劲发展势头。其二，是地处欧亚大陆东端的古老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之下延续20多年的高速并且稳定增长与发展，显示了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巨大的发展潜能和对未来世界的巨大影响。尽管中国的战略家们从来没有过分乐观的自我预期，但美国朝野舆论都把中国看作为是今后15―20年中几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经济大国。其三，尽管是一个于衰落中刚刚开始复起的俄罗斯也表现出潜在的发展势头，摆脱了旧体制的桎梏，以及经过十年转型的磨砺，俄罗斯显示出更为成熟与自信的态势。一方面是一个世界独有的资源大国，另一方面曾经作为超级大国的经验也为俄罗斯的未来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

欧洲、俄罗斯与中国在冷战后的不同程度的崛起不光被人们以“多极化发展”相称许，而且，科索沃战争之后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动态，欧、俄、中之间出现了更多程度不等的合作与交往的吁求。正在出现的一个并非一定是来自主观愿望，但确是势不可免的客观发展趋势，乃是人们寻求在唯一超级大国欲求主宰世界事务背景之下的相互支撑，在各方都既保持并深化与美国的合作的同时，谋求抵御霸权与单边主义干扰的多边合作网络。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从逻辑上说，与其说是对付伊拉克可能形成对美国的不期打击，还不如说为了应对正在欧亚大陆上，特别是欧盟、俄罗斯与中国之间可能形成的合作网络，这个合作网络即使不是出于“共同抗衡第三者――美国”的目的，也多少给美国对欧亚大陆的掌控多多少少带来不便。至于为何选中伊拉克来实施美国掌控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意图，其理由也很清晰：伊拉克既是向欧洲和向亚洲输出它们其极其需要的能源的咽喉要地，同时也是从战略上联结欧、俄、中三地的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地带”的关键部位。可谓是打击了伊拉克，便可牵一发而动全身。按照地缘政治学上经常沿用的公式：如欲掌握世界，必先掌握世界岛――欧亚大陆；如欲掌握欧亚大陆，必先掌握中东。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可见美国出击伊拉克远不止石油利益和输出民主的动因，而是有着更为宏大的地缘政治背景的一出大戏的序幕而己。

三、伊拉克战争与大国间的合纵连横

如果说，伊拉克成为9・11之后美国对外扩张中一个地缘政治的聚焦点，那么，伊拉克战争本身则反映出了迅速形成中两个方向相反的地缘政治过程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即一方面是在帝国式战略导引下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其战略影响于9・11之后在欧亚大陆的迅速扩展。美国从入驻中亚始，然后出兵阿富汗，最近则是攻战伊拉克，并伴之以一系列军事结盟与外交攻势。虽然这一系列军事行动远非美国欧亚战略的全部，但亦鲜明描画出相当典型而又富于特色的扩展过程中的“标准地缘政治过程”。这一过程的特征在于：其一、崇尚以实力推行空间的扩张与控制；其二，旨在构建以美国为领导的罗马帝国式统治；其三、美国式帝国的统治语言是民主政治；其四，以先发制人式的反恐战略作为其扩张战略的主要手段。

另一方面，前所未有的反战阵营也以鲜明的态势表现出了相当典型的“替代地缘政治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