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阿拉伯地区政治动荡的根源和未来

2011年6月，埃及左翼学者、第三世界论坛理事长、替代道路世界论坛主席萨米尔・阿明委托本刊发表其最新写作的文章《2011年：阿拉伯之春？》，认为穆巴拉克政权放弃了独立工业化努力，取消了社会平等和和谐的政策，支持反动的政治伊斯兰而全面引进新自由主义，使埃及沦为发达国家的边缘地区，从而导致埃及民众特别是青年重新政治化、左派激进化和民主中产阶级愤怒，最终使埃及陷入政治动荡。阿明同时认为，美国将通过支持反动的宗教力量来阻击埃及的真正民主化。作者同时指出，未来三大洲都可能继续出现动荡，而这和中心国家的衰落正好相遇，第三世界国家应争取更民主的未来。文章内容如下：

2011年伊始，阿拉伯世界接二连三地发生暴动。这场“阿拉伯之春”会带来阿拉伯世界的第二次觉醒吗？还是如我在《第三世界的觉醒》一书中所提的第一次觉醒一样，这些反抗也将止步不前、归于失败？如果前一种假设成立，阿拉伯世界的进步必将载入全球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光辉篇章；如果失败，阿拉伯世界则会继续徘徊在被主宰的边缘地带，无法成为重组世界的积极力量。

把这一地区泛称为“阿拉伯世界”而无视各国客观条件的差异是非常不合适的。所以，我以下的思考主要针对埃及――不可否认，它一直都在该地区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埃及是资本主义边缘地带中第一个试图“崛起”的国家。早在日本和中国之前，19世纪初，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就制定并实施了一项旨在振兴埃及及其马什里克（Mashreq）近邻的改革计划。这项伟大的实践持续了三分之二个世纪，直到19世纪70年代伊斯梅尔总督（Khédive Ismail）执政后半期才停滞不前。分析失败原因，当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势力英国的残暴入侵不能不提：1840年入侵两次，70年代控制财权，1882年军事占领。英国锲而不舍地要把一个现代化的埃及扼杀在摇篮中。

崛起中的埃及被打败，又在被统治的边缘地带徘徊了近40年（1880―1920）。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其施加改造，以便服务于自身积累的需要。这种强制性倒退不仅打击了埃及的生产制度，也破坏了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它还不断强化保守反动的思想文化，以便把埃及控制在从属地位。

但埃及从来没有接受这种地位。因为这种执着的抗拒，接下来半个世纪（1919―1967），埃及出现了声势浩大的运动浪潮。它有三重目标：民主、独立、进步。虽然它们的表达方式有时狭隘而混乱，但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随着1919年华夫脱党的成立，埃及半世纪解放斗争的第一阶段侧重于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民主立宪的）政治现代化。这一设想的民主形式使埃及在去宗教化方面取得了进步。“正常的”选举不仅使科普特基督徒得到穆斯林的选票支持，更让他们得以担任国家要职。

但英国和由君主派、大地主及富农组成的国内反动集团合力阻挠华夫脱党领导下的埃及民主进程。20世纪30年代，西德基・帕夏（Sedki Pacha）的独裁统治（废除了1923年民主宪法）遇到了当时作为反帝民主斗争先锋的学生团体的坚决抵抗。所以，英国使馆和埃及王室支持以新“政治伊斯兰”中最反动的思潮（原教旨主义）为理论根源的穆斯林兄弟会的成立（1927年）并不是偶然。

面对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和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前景，英国不得不对民主势力做出让步：允许1936年华夫脱党重新上台执政，并于同年签订《英埃同盟》。二战让很多矛盾退居二线。1946年2月21日起，随着学生工人联合会的成立以及共产主义者的加入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斗争浪潮再次高涨。受到英国支持的埃及反动势力残酷镇压起义力量，并且动用支持西德基・帕夏第二任独裁统治的穆斯林兄弟会，但没能使运动噤声。华夫脱党重新执掌政权，宣布废除1936年的《英埃同盟》，苏伊士运河占领区内的游击战争也蓬勃开展，这些努力直到1951年“开罗纵火案”后才宣告失败。

“自由军官组织”1952年的第一次政变和1954年标志着纳赛尔掌权的第二次政变终结了这一阶段风起云涌的斗争浪潮。纳赛尔主义抹煞了1919―1952年的埃及觉醒史，只把“埃及革命”定位于1952年7月。当时很多共产主义者否认这一思想，认为1952年和1954年的政变旨在结束日益激化的民主运动。他们没有错，因为纳赛尔主义直到1955年4月万隆会议后才转变为反帝纲领。它不仅“缺乏民主”（禁止民众组织社团），也“取消”了所有形式的政治生活，由此产生的真空有利于政治伊斯兰乘虚而入。1955―1965年的短短10年，这一纲领就失去了活力。埃及发展迟缓给了改由美国统帅的帝国主义可乘之机，它以以色列为军事工具破坏埃及运动。埃及1967年的军事失败标志着它长达半世纪的运动高涨形势正式结束。纳赛尔选择了向右妥协的道路（“向资本主义全球化”开放），运动浪潮转入低谷。继任的萨达特加重了右倾趋势，把穆斯林兄弟会纳入专制统治内。穆巴拉克也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接下来的运动低潮持续了近半个世纪（1967―2011年）。受制于自由主义全球化和美国战略的埃及不再扮演地区和全球的积极角色。美国的主要盟友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占据了当地舞台。以色列在埃及和一些海湾国家的默许下，在巴勒斯坦扩张殖民势力。

纳赛尔时代的埃及制定了一套虽有争议但和谐统一的经济社会制度。纳赛尔大胆发展工业化，希望摆脱埃及棉花出口国的殖民地位。这一制度下的收入分配对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有利，但也没有使普通民众陷于贫困。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却摧毁了这一生产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企业最大限度追求利润基础上的极其松散的制度，而那些企业很大部分只是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加工商。30年来备受世界银行称赞的所谓高增长率其实毫无意义，并且极端脆弱。与此同时，社会不平等加剧，失业率激增（年轻人首当其冲）。埃及形势一触即发；它也的确爆发了。

美国吹嘘的“制度稳定”建立在庞大的警察机器上，这导致了粗暴执法、罪行频发。帝国主义宣称：这一制度可以避免埃及成为伊斯兰国家。这只是一个粗鄙的谎言：这一制度已经把反动的政治伊斯兰纳入政权体系，给它教育、司法和国家电视广播的管理权。美国的表里不一正是为其目的服务的：对政治伊斯兰的实际支持摧毁了埃及社会应对世界现代化挑战的能力；对它“滥用职权”（如杀害科普特基督徒）的偶然揭露又证明了美国以“反恐”为名进行军事干涉的合法性。在穷人和中产阶级能够大规模移民到石油国家的情况下，这一体制似乎还可容忍；但当亚洲移民取代阿拉伯移民的劳工位置时，反抗活动就重新开始了。2007年的工人罢工，因为土地资本化而导致有可能被剥夺地权的小农的顽强抵抗，中产阶级内部民主抗议社团的形成（如凯法雅运动[Kefaya]和4月6日运动），预示了革命的爆发不可避免。我们由此进入了解放斗争高涨的新阶段。

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

埃及这场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包含三支活跃力量：“重新政治化”的青年、激进的左派和民主中产阶级。

青年（100万左右）是运动的先锋。激进左派和民主中产阶级随后迅速加入。最初四天呼吁抵制游行的穆斯林兄弟会（以为游行很快会被镇压）在发现运动吸引了1500万民众后才参加进来。

青年和激进左派有三个共同目标：恢复民主（结束军警制）；制定有利于民众的经济社会政策（不再屈从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实行独立的国际政策（不再屈从于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它控制全球的军事部署）。他们呼唤的民主革命是反帝的、社会的民主革命。

中产阶级的团结基本以民主为唯一目的，对当下的“市场”机制和埃及的国际关系并不一定持否定态度。

三大力量发出的游行号召很快得到了全埃及人民的响应。政府最初几日的疯狂镇压（1000多人死亡）并没有使青年及其盟军退缩。他们的勇气带动了1500万城乡民众走上街头示威抗议。这一声势浩大的场景改变了局势：希拉里和奥巴马意识到他们应该放弃支持穆巴拉克了；军队领袖也打破沉默，拒绝参加镇压，并最终舍弃了穆巴拉克及其主要幕僚。

运动的普及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因为各个阶层远没有形成“和谐的阵营”。工人阶级的加入（500万劳动者）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他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罢工不断完善2007年构建起来的组织形式。全国已有50多家独立工会。小农阶级因为取消土改有可能被剥夺地权，也进行了顽强抵抗，加剧了运动激化的趋势。还有数量众多的“穷人”，他们积极参加了2011年2月的示威游行，又往往在街区的人民委员会中任职以“捍卫革命”。竞赛由此展开：是兄弟会及其伊斯兰盟军还是民主联盟能与这些不明方向的民众结成有效的同盟？

在民主派与劳动者构建统一阵线方面，埃及取得的进步无法忽略。五个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埃及社会主义党、人民民主联盟、劳动者民主党、革命社会主义者党、埃及共产党）已于2011年4月组成“社会主义力量联盟”，为共同目标而奋斗。与此同时，参与运动的各个政治与社会力量（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各个民主党派、独立工会、农民组织、青年社团、社会机构等）组成了“国民议会”。穆斯林兄弟会和右派政党拒绝加入该议会，再次证明了它们反对运动深入下去的立场。国民议会大约有150名成员。

反对民主运动的反革命阵营

正如过去斗争的高涨阶段一样，这次的反帝社会民主运动也遇到了强大的反革命阵营。

反动集团由埃及的资产阶级领导。他们不是世界银行口中的成千上万个“创新型企业家”，而是与国家机器相勾结大肆敛财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属于买办势力。他们积极支持埃及融入当代帝国主义全球化中，是美国的绝对盟友。在它的阵营里，有军队和警察的将领，有与国家和执政党（民族民主党）紧密相联的“文职人员”，还有宗教人士（穆斯林兄弟会的所有领导人都是亿万富翁）。当然，也有作为中小企业家的资产阶级存在，但他们已经成为买办资产阶级诈骗制度的牺牲品，往往处于加工商的地位，受到地方垄断集团的控制，而地方垄断集团又是外国垄断势力的传送带。这部分由真正企业家组成的资产阶级对民主运动抱有好感。

农村的反动势力也不容小觑。它由富裕的农民组成。这些富农是纳赛尔土地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取代了之前的大地主阶级。纳赛尔时期的农业合作社把小农和富农结合在一起，因此运行时主要对富农有利，但纳赛尔的体制还是设置了限制富农压迫小农的预防措施，是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在世界银行的建议下废除了这些措施，使得富农得以加速淘汰小农。富农在现代埃及历史上总是充当反动角色，现在更是变本加厉。他们是保守伊斯兰教在农村的主要支持者，并且凭借与政权及宗教代表的紧密关系，主宰着农村的社会生活。此外，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很大一部分直接来自富农阶层。

这一反动集团拥有为之服务的政治工具：军队、警察、国家机构、特权政党（萨达特创立的民族民主党）、宗教机构、政治伊斯兰流派（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美国给予埃及军队援助（每年15亿美元）从来不是为了增强埃及国防，恰恰相反，是为了借助腐败消除它国防强大的危险。凭此“援助”，军队高层得以掌控买办经济的重要环节。因此，负责执掌过渡时期的军队领袖并不是“中立的”，虽然他与镇压行动划清界限，希望保持中立形象。他执掌下的“文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阻止运动深化的反动措施，例如，反对罢工的法律（借口恢复国家经济），严格限制成立政党的法律（目的是只让因受旧制度支持而组织完备的政治伊斯兰派别有机会参加选举）。但是，虽然如此，军队在最后关头的态度依然无法预测。因为虽有干部贪污，也不是每个人都没有民族感情。此外，军队实际上一直被排除在有利于警察的政权之外。加上运动明确表示不希望军队进入国家领导层，军队最高统帅很有可能在将来退居幕后，放弃推出人马参与竞选。

不同于其他国家机器（新领导依然是旧制度下那批人），警察机构保持完好（没有对警方负责人提起任何诉讼），民族民主党的确在暴风骤雨中消失不见了，最高法院已经宣布了它的解散。不过，相信埃及资产阶级很快就会让它的新政党以这样或那样的名字重新诞生。

政治伊斯兰

穆斯林兄弟会是国家政权不仅容忍其存在、并积极支持其发展的唯一政治势力。萨达特和穆巴拉克让它管理教育、司法和电视三大基本机构。穆斯林兄弟会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温和”，更谈不上“民主”。它的领袖是自封的，